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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君說
在民國大師中，有一個人非常特別。
他沒有上過大學，沒有留過洋，甚至沒有系統地讀過中國的四書五經。
然而他竟然站在了北大的講臺上，開設了印度哲學、佛教哲學、孔子哲學和孔家思想史等課程和專題研究。
在當時，學習「西化」還是保留「國學」的文化之爭正處於白熱化狀態。
他旗幟鮮明地站在了繼承傳統文化的陣營，並放言：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將取代近代西方強勢文化，而成為世界的主導。
他就是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大儒」的梁漱溟。
今天，讓我們一起走進梁漱溟的故事。
甲午戰爭前一年，即1893年，梁漱溟誕生在北京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裡。
梁氏的先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五子忽哥赤，當時被封為梁王。
幾代沉浮後，顯赫的門楣早已煙消雲散，保留下來的，只有「梁」這個姓。
雖然門庭蕭條，但是梁漱溟祖上三代，都是舉人或進士出身，也算「世代詩書禮儀之家」。
不過從曾祖父起，家道中落，梁家的日子便過得非常艱難。
梁漱溟的父親梁濟27歲考中舉人，是清朝一個不大的官。
梁濟秉性篤實，思想敏銳，亦有一腔熱血，一身俠骨。
他對當時中國飽受各國列強欺凌，感到十分痛苦。
對主張維新變法的梁啟超，非常欽佩和仰慕，把救國大任寄希望於變革。
因為梁濟非常讚成變法維新中的停科舉、廢八股，學習西方有用知識等主張。
所以，梁漱溟的啟蒙教育，並沒有一板一眼苦讀四書五經，而是涵蓋了中西文化。
而且，在梁漱溟的成長中，父親從未過多干預他學習，只是讓他自己去思考，形成認知。
平時囑咐最多的，無非是小心著涼、注意飲食之類的養生之道。
在梁漱溟十四、五歲時，已經有一定的思想見解，對時政和身邊的事物常常發表自己的看法。
父親認為好的，便加以鼓勵，他不同意的，也只是讓梁漱溟知道自己不同意，卻從不干涉。
父親對梁漱溟的影響至深，從小便在他心裡刻下了愛國、求知、獨立思考的烙印。
二十年代的中國，風雨飄搖，許多文人志士急切地想要找一條救國的出路。
主張維新的思潮，不斷沖擊著舊的體制。
在這樣的環境中，梁漱溟從小萌生出一種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鄙視那些世俗中求衣食、謀利祿的生活。
而且，他還意識到，一個人缺乏眼光見識是不行的，必須力爭上遊，有一顆「務實」、向上的心。
和父親一樣，他認為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所誤。
所以，在中學時，除了應付課業，他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自學西洋哲學、印度宗教、中國宋明理學，以及從梁啟超主編的報刊雜誌中學習新思想和學說。
雖然中學過後，梁漱溟再沒有繼續深造，但是在孜孜不倦的自學中，他已經積淀了厚重的學識。
對此，他說：
「我只是平常資質，沒有過人之才。在學校時，不算特別勤學；出學校後，亦未用過苦功。
隻平素心理上，自己總有對自己的一種要求，不能讓一天光陰隨便馬虎過去。」
十八、九歲時，梁漱溟沉湎於梵學，認為佛家的出世最合心意。
他吃素，不婚，勤學佛典，立志學佛。
然而，冥冥中似有安排，他終將無法做到超然世外。
1916年，梁漱溟寫了一篇關於梵學的文章《究元決疑論》，引起了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注意。
在蔡元培看來，梁漱溟對梵學的研究，正好可以補充北大教學的多元化。
在蔡元培的力邀下，梁漱溟擔任了北大印度哲學教授。
當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夕，北大新思潮是既倡導西歐近代思想，又同時引入各種社會主義學說。
這對於研究東方古哲學的梁漱溟來說，無疑是激烈的沖擊。
有一次，少年中國學會組織演講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的人發表意見。
做為研究梵學、講梵學的教授，梁漱溟應邀做了一場題為「宗教問題」的演講，同時解答反對觀點。
那場演講從早晨持續到日暮西山，整整持續了一天。
操場上千聽眾興致勃勃，意猶未盡，原定的另一位教授不得不取消演講。
在演講時，梁漱溟曾聽到有學生對旁邊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
對於這種質疑，梁漱溟覺得無可厚非，反而認為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更有利於學術發展。
在梁漱溟看來，思想或道理，原本就是對於問題的解答。人之所以進步，恰恰是因為他善於發現問題，並尋求解答。
他常常給學生講：
「問題是根苗，大學問像是一棵大樹，從根苗上發展長大起來，而環境見聞、生活實踐，則是它的滋養資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統。
思想進步的原理，一言總括之，就是如此。」
對於東西方文化到底哪個更適用於中國的問題，梁漱溟寫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詳細進行闡述。
在書中，他將西方哲學，印度梵學和中國儒學，置於同一坐標下進行考察。
不僅對西方近代科學、思想、哲學等作了詳細的分析，同時對印度哲學作了比較研究，並且還對「五四」前後中國一些思想家的觀點作了梳理評判。
最後經過抽絲剝繭般的論述，梁漱溟得出結論：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將取代近代西方強勢文化，而成為世界的主導，中國文化將進入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被稱為「中國新儒學的開山巨著」，也奠定了梁漱溟儒學大師的地位。
在當時，學習「西化」還是保留「國學」的文化之爭正處於白熱化狀態。
梁漱溟的繼承文化傳統、開拓傳統文化新境界的觀點，猶如混沌中照進一縷陽光，點亮了很多人的心。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做為一個無黨派人士，梁漱溟始終密切關註著國內形勢的變化。
1940年，他和張君勱等人發起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力爭團結抗日的局面不破裂。
為了讓言論不受國民黨控制，民盟決定在香港辦報，建立自己的言論機關。
1941年，梁漱溟隻身一人來到香港，籌辦民盟報紙的工作。
籌備期間，有人利用關係要給報社塞進一個「副經理」，當時人員已齊備，而且報社經費十分緊張，梁漱溟斷然拒絕。
那人邀梁漱溟去茶樓談判，再三威脅，甚至說，如果不答應，就不再把他當作盟友，而是敵人。
梁漱溟身處異地，這樣的威脅細思極恐，然而他毫不為之所動。
民盟在香港辦報，國民黨自然也不高興，千方百計阻撓和破壞。
當民盟的《光亮報》刊發政治言論時，旅港的參政員，以及在港的國民黨元老，都被授意勸說梁漱溟回到重慶。
對此，梁漱溟一一「辭謝」。
最後，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讓他出馬，「動員」梁漱溟離開香港。
杜月笙請梁漱溟喝茶、吃飯，各種威脅利誘，終沒有達到目的。
直到香港淪陷，《光亮報》被迫停刊，梁漱溟才返回內地。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在昆明相繼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梁漱溟以民盟秘書長的名義悲憤發表言論：
「李聞兩先生都是文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以言論號召外無其他行動。
假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收起憲政民主的話，不要再說，不要再以此欺國人。」
他又說：
「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
在梁漱溟的號召下，民盟強烈要求調查李公樸、聞一多二人的死因。
國民黨做賊心虛，自始至終不肯同意調查此案。
直到一個月後，迫於輿論壓力，才勉強同意民盟自己派人調查。
在梁漱溟和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赴昆明查訪時，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有特務在密切監視，百般暗中阻撓。
最後他們還是通過種種門路，通過美國領事館，搜集到許多與案件有關的情況，足以說明是國民黨特務謀殺了李聞兩位先生。
梁漱溟後來將調查經過與所得寫成《李聞案調查報告書》，印發各界，揭露國民黨特務的罪惡，要求取消特務機關。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梁漱溟像個「不識實務」的鬥士，以命相搏，尋求正義和公理。
梁漱溟說過：「天下人自己都會找對的路。隻怕不求，求則得之。」
他認為對的事情，便會意志堅定地做下去，百折不撓。
他是中國最敢說真話的硬骨頭，無論對誰，都直言不諱。
1953年，他因為跟當時領導人對當下形勢的看法不同，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他也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批叛孔子，否定當時文化革命的人。
後來年過八十的梁漱溟接受批鬥，被問有什麼想法。
他一字一句地說：
「我一個人，你什麼都可以奪掉我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我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文人的風骨，盡顯無遺。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他曾說過：
「一個人很容易一陣明白，一陣糊塗；明白時很容易明了他的責任，糊塗時便恍惚忘記了。
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問出一個很真切的心來。
如果不想幹，乾脆不如不幹；如果真想幹，那麼應該很深沉的內決於心，雖有時糊塗恍惚，也可覺醒的。」
他用一生踐行著自己的人生態度：獨立思考，表裡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