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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著名主持人李詠
文 | 諶旭彬
因罹患癌症，前央視著名主持人李詠於最近去世。
他在二十年前主持的娛樂節目《幸運52》，是中國當代娛樂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自傳《詠遠有李》中，李詠詳述過《幸運52》這檔節目的誕生與消亡。
1997年，李詠見到了英國娛樂節目《GO BINGO》，結果「看傻了」，節目中「花花綠綠的英鎊就嘩嘩嘩從屋頂往下飛啊，天女散花似的，總額高達20000！」，「看得我直咽口水——這個節目，好！」
在此之前，央視從未有過如《GO BINGO》一般，與金錢（獎金）直接掛鉤的娛樂節目。
故而，當李詠希望將《GO BINGO》移植到央視時，他最初得到的回應是：「這個節目不適合CCTV」、「這個節目沒法嫁接」。即便央視二套願意嘗試，且「從ECM公司買進了《GO BINGO》的節目播出權、使用權，以及全部節目製作資源和技能，以40萬英鎊成交」，在合同中仍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尾巴：「預付5萬，餘款在節目播出三個月後付清。」
留這個尾巴，是擔心這檔節目是純娛樂性質，且與金錢（獎金）有直接關係，很可能會見光死。如果見光死，剩下的35萬英鎊「餘款」，自然也就不付了。
在ECM公司派遣的英國程序師和美國總監的技術支持下，1998年11月22日，一個周日的早上7點15分，《幸運52》偷偷開播。選擇這個時間點，如李詠所言，「我們心里沒底，怕萬一開播，某位大人物看不慣這份鬧騰，或者說看不慣我，‘啪’地給斃了。所以就選擇了這麼個點兒，除了老人和孩子，大多數人還沉浸在夢鄉。大家夥兒都捏著一把汗，要是真被斃了，我們就偷偷地來，偷偷地走。」
結果，節目播出了三個月，仍未被斃，而且還火了。
但到了該履行合同、給ECM公司支付35萬英鎊「餘款」的時候，仍然出了問題。李詠回憶：
「我給長官墊話兒：‘咱還欠著人家錢呢！節目也播了，時間也到了。’」長官遲疑再三，問了一句：‘那……萬一被斃了呢？’‘這不是沒被斃嗎？斃了也是咱自己的問題啊。咱買的是人家的技術，1小時1000英鎊，開什麼玩笑！’催促再三，未果。」
與ECM公司的合作，就此以極度的不愉快而告終。
ECM撤走了技術人員，央視的新節目錄到一半癱瘓。ECM想收回30多萬英鎊的餘款，央視要對方先賠償節目錄制癱瘓造成的一百多萬人民幣的損失。而包括「幸運52」、「Lucky52」在內的名稱和程序的種種專利，又都在ECM手里。直到台里人事變動，「承蒙新長官厚愛」，與ECM談判，《幸運52》這個名字才得以繼續使用，但核心程序人家還是要收回，李詠感慨：
「說心里話，我們的程序（開播了10周年）依然不如人家英國幾十年前的先進，老是慢好幾拍。這事兒也不知該怨誰，只能怨咱自己，腦子里一半面粉，一半水，一晃全是糨子。」
「長官」那句「那……萬一被斃了呢？」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畢竟，在CCTV的舞台上飛卡片、送獎金，以娛樂為娛樂節目的終極目的，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李詠自己也清楚這一點：
「《幸運52》前所未有地改變了中國電視觀眾的收視習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價值觀。‘錢’這東西，過去誰敢提啊？除非他是商人，做買賣的，還得頂上個‘無商不奸’的罪名。但是《幸運52》破了這個例。……千包裝萬包裝，都比不上這倆字：別裝！我覺得我做得挺好，實在，嬉笑調侃，言必由衷。特別是說起中獎，哎呀媽呀，我比得獎那位還高興，‘價值5000元的大獎送給您!’聲如洪鐘，底氣十足。誰跟錢有仇啊？可是誰都不好意思承認。我的任務，就是昭告天下，‘錢’是挺好的東西，至少不壞，誰幸運誰開心。」
在電視節目里談錢（或與錢有關的廣告），於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確實是一件讓部分中國觀眾非常難以接受的事情。
比如：1980年，央視在引進的國外節目中，播放了可口可樂與牛仔褲的廣告，引發了許多觀眾的不滿。質疑者認為，可口可樂在中國，不是一般人喝的，沒有必要做廣告宣傳；給牛仔褲做廣告，是在宣揚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可口可樂與牛仔褲廣告，不得不中途停播。1981年，央視的「西鐵城手表」電視廣告，也因為觀眾的抗議，鬧到上級要求央視立即停播的地步。1985年，針對觀眾「不應該播廣告」的洶湧意見，央視不得不在《電視周報》上專門刊文解釋，強調自己也不願意播廣告，但為了解決節目所需資金，沒有辦法。1990年，曾在《甲午風雲》中飾演愛國將領「鄧世昌」的著名演員李默然，出現在央視的胃藥廣告之中，結果引發軒然大波。許多民眾無法接受「鄧世昌」的扮演者，竟然在拍廣告賺錢（盡管李的初衷是為第二屆戲劇節籌措資金）。他們指責、批評乃至謾罵李默然，說他「真給‘鄧大人’丟臉」、「窮瘋了」……（短史記：《曾經，我們是如此地難以接受生活中出現「外商廣告」》）
1998年前後，多數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電視節目里的廣告，但在娛樂節目里談錢，仍超出了某些人可以接受的范疇。《幸運52》火了之後，即有人在《當代電視》雜誌上刊文，如此批判道：
「不知道是哪一天起，娛樂類的欄目興起了發獎。觀眾有錢領，主持借了光，欄目添了彩，企業、廠家做了宣傳，大家都有好處。如此一來，娛樂界鬧得天翻地覆，不可開交。《幸運52》頭等獎8666元(吉利啊)，《開心辭典》雖然後來，卻一心要居上，頭等獎10000元整，而且,‘辭典’還另附註釋:‘10000元對人沒什麼相當大的刺激’……然而，我卻實在為像我這樣的觀眾在光天化日下被愚弄而感到憤怒！……《開心辭典》、《幸運52》都是中央電視台經濟類的欄目，它們自始至終是在強調經濟，是在灌輸著金錢和物質的理念，只不過打著冠冕堂皇的娛樂旗號，宣稱是‘傳播文化知識’而已，當你明白這一切的時候，你還樂得起來嗎？」（趙帝勇，《觀眾娛樂,電視賭樂,誰在旁邊偷著樂》，《當代電視》2000年第19期。）
其實，打出「傳播文化知識」的口號，正是《幸運52》拿來防止「那……萬一被斃了呢？」的一種手段。李詠本人並不喜歡在娛樂節目中搞所謂的「寓教於樂」：
「其實——我是混到今天、年過不惑，才敢公然宣布這個「其實」。其實我自己心里也一直有個口號——娛樂娛樂。聽起來跟‘寓教於樂’差不多，意思可差遠了去了。……我是真不情願在節目里引導人們，宣教什麼，那是高僧大和尚的事兒，不是我該乾的。我唯一能做的，既讓長官省心又讓觀眾愛看，就是讓節目看起來盡可能地‘益智’一些。……要說咱從小到大，上完幼兒園上小學，上完小學上中學，運氣好的接著上大學，都受多少教育了？挺乖的了。好不容易看個電視，還得接受再教育，圖什麼啊？」
圖：《幸運52》節目現場
然而，寓教於樂、將「對民眾的教育意義」（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卻是中國電視人自80年代以來的的一種傳統。
比如，為了消除英雄人物的「軟弱性」，當年大紅大紫的引進港劇《霍元甲》，就經過了很多刪節。據時任廣東台副台長的鈕祖印披露，「劇中為宣揚霍元甲天資聰穎，硬說霍元甲的武功都是偷學來的，而且無人知曉。這種安排不僅令人難以相信，也削弱了它的思想性。還有些情節有損霍元甲的形象，如讓俄國使館的人用計把霍元甲捉走，給他打了鴉片針，使霍爺沾上吸食鴉片等惡習，當霍煙癮一來，編導竟讓他做出各種難忍難熬的醜態。這些，廣東台播映時都作了必要的刪節，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對的。」（鈕祖印，《看香港電視連續劇〈霍元甲〉》，《影視世界》1983年第3期。）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電視人曾拍攝過不少「選材嚴肅，陣容整齊，化妝、服裝、道具一絲不茍」，富有教育意義的歷史題材電視劇，但讓他們深感委屈的是，「沒有一部能達到象《霍元甲》那樣風靡全國的效果。象《霍元甲》、《陳真》那樣的港產歷史電視劇，思想性並不高，不外是拿一點史實作依據，然後把民間傳說、野史等組合在一起。至於角色的儀表、神態、動作，更是由演員隨心所欲。然而這樣一些電視連續劇卻曾風行全國，許多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
最終，他們不得不承認：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形，恐怕同港產劇目富有很強的娛樂性有關。……絕大多數的電視觀眾收看電視的第一目的是娛樂，因而娛樂性強的劇目自然就倍受歡迎。」（何健烈，《重視電視文化市的實際需要，爭取更多的電視觀眾》（1988））
為娛樂而娛樂的《幸運52》火得一塌糊塗，但最終仍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寓教於樂的道路上來。2007年，節目徹底改版，李詠無奈感嘆：
「說心里話，那是一次失敗的改版。我們並沒有好好考慮原版節目的核心，借其形而並未出其神，只是簡單‘出題’做文章，追求寓教於樂。……我們的文化傳統不同。揚名和賺錢都上不得台面。怎麼辦呢？只有大刀闊斧地改，改得不倫不類。獎金不能叫獎金，太赤裸裸，得改名叫‘學習基金’。人家最高能贏100萬美元，我們最高3萬人民幣，還得捐贈出去。人家拼命撈錢，我們拼命撈分兒，這不是瞎鬧嗎？」
這樣的結局，是不意外的。早在2000年，在央視主辦的「《幸運52》研討會」上，已有電視界元老義正辭嚴地說過：
「像李詠這樣的主持人，堅決要槍斃！他給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價值觀？錢？幸運？機會？投機？」
今年，距離《幸運52》的首次開播，已過去了整整20年。
（註：本文所有李詠的原話引用，均出自李詠的自傳《詠遠有李》，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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