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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嚴芳芳
作為獨生子女的一代，在我們的生活記憶里，或許已經缺乏對一大家子人熱熱鬧鬧的真實體驗，只在父母那一代人的家庭關係里，還能在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的家事中感受到「兄弟姐妹五六個」的氛圍，總有一個吃苦耐勞，一個精明算計，也會有人沉默不語，有人伶牙俐齒，有人笨嘴拙舌……
今天的三口或者四口小家庭的超穩定架構在這樣的格局里永遠無法呈現出這樣一種別樣的「集體感」的家庭，就如同它存在的集體主義大工廠的年頭里，人們的生活關係、家庭結構都隨著今天我們原子化小家庭的體系而徹底改變。
每到過年，每到大家庭齊聚，還是會有點羨慕父輩們齊聚的親情，那是共同的在「不那麼容易」的日子里的成長記憶凝聚成的，而非對於獨生子女一代，一年見一次，每次在「認識加點頭」中又過一年的親戚……
在2000年的電視銀幕上，就有一部描寫北京大雜院、小胡同里生活的城市平民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電視劇著實火了一把，它獲得了包括中國電視金鷹獎在內的當年幾乎能拿的所有電視劇獎項。的確，《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真實再現了普通百姓人家里的冷暖悲喜、苦樂心酸，憑借這一點，它實至名歸。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2000）
在當代文學史上，北京作家劉恒憑借《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成為第三代京味文學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常被稱為「新寫實」。
小說後來被改編成了電影和電視劇，這讓「張大民」的形象真正的開始家喻戶曉，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中市民階層、下層老百姓的一個典型代表。
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由劉恒親自操刀，全劇只有二十集，可以說跟今天動輒50集的大部頭電視劇比，做到了精到緊湊。
導演沈好放有著日本留學經歷，在創作之初，他提出了兩個要求，一個是不惜用顯微鏡去觀察生活，把生活中不足為奇的事情放大給觀眾看。另外一個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用平實讓戲劇高潮自然湧現，而非刻意營造。導演說，鋪墊和渲染太多，反倒不感人。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圍繞著北京工人階級大家庭里的「張大民」及其幾個弟弟妹妹結婚、住房、生子等人生基本問題展開故事，老母親張大媽在大民十二歲時因為暖瓶廠爆炸失去了丈夫，自此獨自撫養大民及其弟妹五人。
老大大民，老二大雨，老三大軍，老四大雪，老五大國。電視劇開篇正是一家人擠在老北京大雜院的小平房里備好了飯菜，正準備款待大民談了三個月的馬子。
結果卻因為又「吹了」沒等來女友，一家人在極為逼仄的狹小屋子里討論著大民的婚姻大事。原小說和整部電視劇給人印象最深的，也是張大民全家面臨的最大困境，正是住房的狹窄，在最緊張的時候，一家八口人住進16平米的兩間小屋。
在這樣的狹窄空間里，因為缺少必要的私人空間，衝突爭執難免，這種空間的逼仄會導致個人精神的壓抑，家中老五也是唯一的大學生張大國在知道自己終於考上大學之後，醉倒在二哥張大軍的婚宴上，老母親心疼兒子「跟你爹一樣，沒喝多少就把真心話全說了」，大國說的是「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再也不回這個家了，我要被憋瘋了」。
核心人物張大民也是在處理住房緊張問題時，表現出他的貧嘴以及小市民的算計和某種生活的智慧。以精確到公分的方式計算如何占了里屋擺下雙人床和李雲芳結婚，又「創造性」地想出隔斷並置兩張雙人床幫弟弟解決婚房，再有計劃有計謀地蓋了一間長樹的小屋，並在小屋里迎接兒子小樹的誕生。
同為北京下層普通市民的生活，《駱駝祥子》、《活著》，祥子或是福貴身上有更多時代的烙印，大悲大喜帶出強烈的家國意識和歷史感懷。
而「張大民」們卻徹頭徹尾圍繞著一些雞毛蒜皮、雞零狗碎的庸常日子、平庸生活，世俗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但你不能否認，這是每個人都曾面對的，都需要解決的，只是只有張大民率先把細碎的日常放在顯微鏡下面，借劉恒的筆觸上了台面一般。但張大民似的悲喜最是體貼入微，也能夠喚起觀眾的共鳴。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作為電視劇的另一個閃光點是演員們的表演，梁冠華飾演的張大民，朱媛媛飾演的李雲芳，幾乎戲里每個演員，都不是刻意在表演，而是融入了這種北京平民日子的生活流，進入了庸常的生活狀態，節奏自然流淌，從細節里展現真實。
梁冠華的「貧嘴」展現了深厚的台詞功力，而在每次貧嘴化解了危機或者貧嘴後獨自品嘗辛酸的時刻，又讓觀眾感受到生活本來的複雜與艱難，貧嘴只是一把保護傘，真相卻總在沉默中品嘗。那真相就是平民百姓的日子里，活著不如意者十有八九，硬著頭皮撐住了就得繼續。
據說小說的生發點，是劉恒在素材本上簡單的記錄：一個很摳門兒的城市男人對錢的那種熱愛和困惑，以及錢對他的折磨。
張大民在貧嘴之外，也展示了他的「算計」，電視劇里貧嘴瓜舌展現的功力也在他算計的各種帳，雲芳想吃雞腿，生生被他算帳的本事勸為下個月再吃；工廠夜班的薪水和餐費也被他算計得一清二楚；接老婆兒子打車回家，把繞路的司機的打表計費問得毫無辦法……
張大民就是這樣在算計中展現了小市民的精明，算計也是在困難的生活里安身立命的保護傘。
在算計中，一點點做到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人生理想」，他當然不是具備典型性的社會英雄，絲毫跟偉岸與高尚掛不上勾，但他如同每天在城市中遊走，胡同里溜達的鄰居一樣，真實的存在著，他換取我們的眼淚是那種對生活的韌勁，以及生活本身孕育出的渺小卻強大的生命力。
《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真正的魅力正是導演和編劇以真正平民而非文化精英的眼光去審視和展現這份生活中的堅韌。張大民們都是跟隨著時代的車輪向前行進的普通人，住房、工廠下崗、失業、生兒育女、高考、個體戶……一個個問題面前，貧嘴支撐的是對生活的努力和滿足，處處帶有卑微和尷尬，卻並無抱怨和放棄。
作為北京都市題材的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首先從台詞上展現了北京特色，貧嘴、刻薄、幽默；而整個作品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氣息，也是展現了北京市民文化的典型，胡同四合院、下棋喝茶、胡侃神聊、搓麻遛鳥……這樣的一種生活及其養成的性情格調正是張大民貧嘴的平民化的趣味來源。
常樂、閒情逸致、優遊人生……在爭搶空間、為了生活費吵架、誰該做飯等徹底的生活瑣事中展現的北京文化的世俗性與這世俗性底下更硬核的張大民對家人的責任，對生活的努力展現的審美化，也成就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獨特的趣味。
當年搬上電視銀幕的「張大民」，也著實引發了一陣關於「張大民」的生活能幸福嗎的討論，平民立場的人生理想、價值取向、生活態度、處事原則通過「張大民」以更接近大眾的方式得到了廣泛認同與頌揚。
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型，人們的精神生活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轉變與調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造就了一場市民文化的神話，精神勝利法展現的退守姿態在當代中國被如此生動的凸顯。
如同導演訪談中說到的，內在韻律是傷感的，外部在強顏歡笑，這就達到了戲劇本身的深度。而電視銀幕上的這部「張大民」，不去追求這種對比，只是如小柯唱的主題歌，讓你記住的就是「日子」流淌的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