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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夏天，歷史學者傅國湧推出了48萬字的《金庸傳》，當時有評論稱傅版《金庸傳》一改「以往的《金庸傳》作者們無一例外的仰視之姿」，讓「金庸從神壇上走了下來」，但卻惹「傳主」金庸的「不高興」，對於書中將其描繪成「斤斤計較」、「摳門」、「依附權勢」、「口才遲鈍」等，金庸認為那是「謊話連篇」；2013年夏天，傅國湧再出修訂版《金庸傳》，在原版上增加了10萬字以上的新材料。用他的話說是，「為的不是還原一個更真實的金庸，去得到金庸的認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而目前，還未見金庸對於修訂版《金庸傳》的回應，但關於金庸的話題卻不停歇，比如金庸北大博士學位能否順利拿到？本報記者最近郵件專訪了修訂版《金庸傳》作者傅國湧。
博國湧，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當代中國知名知識分子。學術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史，善於以客觀全面的視角解讀歷史。出版過《金庸傳》《葉公超傳》《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等著作，2003年第一版《金庸傳》因金庸本人不認可而飽受爭議。
談金庸研究
在他心中，寫武俠不是最重要的，辦報紙才是
記者：《金庸傳》全書著墨重點集中在金庸的報人身份上，而非武俠小說大師。可否這樣理解，相比他武俠小說作者的身份，你更欣賞的是報人查良鏞？
傅國湧：我寫的是傳記，重視傳主生平和他經歷的這個時代，而不是作文學評論，何況武俠小說對他來說，只是娛樂讀者的一個手段，在漫長的時光中，逐日連載的武俠小說始終只是他辦報的副產品，無論是作為副刊編輯的查良鏞，還是《明報》創始人的查良鏞，都比寫武俠的金庸更重要。在他生命的晚年，香港環境改變，《明報》易手，報人查良鏞年華老去，大眾看到的才往往是他的武俠作品。但在1993年前，也就是他人生的黃金時代，報人角色始終是決定性。我怎麼寫，其實不取決於我怎麼看，而是取決於他真實的人生是怎麼樣展開的。畢竟是傳記，不能虛構，也不能按照時過境遷之後的看法，而是要重視於事實本身，客觀地呈現他曾經的人生。在傳記寫作中，主觀的看法永遠要從屬於客觀的事實。
記者：書中有一段論述，意在說明，金庸本人也更喜歡當一個針砭時弊的報人。在你看來，報人和寫武俠小說在金庸心里分別占據了怎樣的地位？
傅國湧：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從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規模修訂完成於1980年，一共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正是他人生最寶貴的青壯年期，似乎看起來他在武俠小說上花費了很大的心思，其實，在1959年之前，他的主業是副刊編輯、是電影編劇，武俠連載不過是副業，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心血，可謂妙手偶得，或者無心插柳。自1959年起他創立《明報》，白手起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為了報紙的生存發展傾註了全部時間、心血，寫武俠連載，招徠讀者也是其中的一個手段，從「神雕」到「天龍」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連載時，報紙發行量已經穩定，他無需為生存考慮，也因此，1972年連載完了「鹿鼎記」，他就封筆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沒有這方面的動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俠小說並沒有特別重要的分量，報紙始終在他心目中居於首位。他曾一再說《明報》是他畢生的事業和夢想。
記者：你在本書的後記中說，對於武俠小說家金庸，你的興趣並不大，但時評終究是一時之評，金庸傳世的以及被津津樂道的還是他的武俠小說，從這個角度看，解讀金庸是否更應從他的武俠小說入手？
傅國湧：我看重作為報人和政論家的查良鏞，是因為他真實的人生原來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對於他報紙的看重也不是看重他的時評那麼簡單化，他的報紙彰顯了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他處於兩岸三地之間，以他的筆見證了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同時他靠他的筆融入那個時代的跌宕風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華彩。沒有《明報》，僅僅憑武俠小說，他不會被海峽兩岸看重，不會成為那個時代香港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所以，解讀金庸人生，不能只從武俠小說入手，盡管那也是一種參考，畢竟其中有他真實人生的投影，有他生命經驗的融匯。
話金庸形象
他有三張面孔：文人的、商人的、大中國主義的
記者：《金庸傳》頗為詳盡地介紹了金庸的一生，複雜且具有傳奇性，概括地講，在你心里金庸是怎樣一個人？
傅國湧：金庸有多重的面相，他至少有三張面孔。一張是文人的。無論寫通俗的武俠，還是紙上論政，他都是拿筆桿子的文人；第二張是商人的。他深受香港商業社會的影響，深諳香港市民的心理，洞察市場的需要。他辦報，每一分都計算得很清楚，他心中有一個算盤，遠勝於他不會經營的父親，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也常常在不經意中露出商人的精明；第三張臉是大中國主義的。他渴望大一統的、民族融合的中國，他在香港遙望北方，心系大陸，他熱切關注台灣島上一舉一動，他在武俠小說中如此流露，在報紙論政時同樣如此，他後期許多重大的選擇都與此有關。
記者：本書2013年再版，據出版社說，是在2003年初版的基礎上增加了近10萬字，並做了一些刪減。你在後記中說，這麼做的原因並非是為了盡量展現金庸的一生，而是更多地反映他和那個時代的交互，以此探討一個時代的命題。可否這樣理解？
傅國湧：是，可以這樣理解。其實，我之所以願意寫金庸這樣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也只是想透過這個人物的命運看到20世紀大起大落的時代變遷，從而窺見一個民族命運的糾結曲折，在一個讀書人身上折射出1923年以來中國的滄桑命運，文明與野蠻的消長，戰爭與和平的交替，動蕩與安定的轉換，繁榮與貧困的反差。所以，我可以不吝筆墨去寫他早年接受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民國教育賦予他的知識根底、精神滋養，也許都是值得今天驚嘆的。他於抗戰勝利之後初入報業，從《東南日報》的電訊翻譯兼編副刊幽默專欄，接受了最初的媒體訓練，打開了國際新聞視野，進入《時與潮》半月刊，特別是考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有幸近距離接觸胡政之、王蕓生、許君遠等一代報人，在他們身上聞見民國報業自由的最後氣息。
作為報人，他完成了自己的華美演出。他是複雜的，如同他親歷的那個時代一樣。1993年他賣掉《明報》之後，他與時代的關係才漸漸淡去，他的人生也在慢慢的落幕當中。
說金庸影響力
他在晚年親手把自己的影響力卸載了
記者：你寫作《金庸傳》最遭人詬病之處，莫過於沒有實際採訪過金庸，雖然這些都可以從資料補足，但是否始終缺乏一個更為直面的資料？
傅國湧：我曾說，沒有採訪過金庸既是失，也是得。其實，採訪是記者的事，我只是史家，用史家筆法來寫人物傳記，中國史學一直有深厚的紀傳體傳統，我完全可以通過掌握史料來完成，讀者該問的不是我有沒有採訪傳主，而是我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我的態度是否客觀、平衡、嚴謹，我有沒有寫出傳主真實的人生和他的時代。傳記的第一標準是可靠，只要靠得住，沒有與傳主面對反而是得，而不是失。尤其是像金庸這樣一個性格複雜、名聲巨大的人。一個小小的例子，所有的出版物包括金庸自己都說他是1924年生的，我卻可以找出確鑿的證據證明他其實是1923年生的。在許多問題上，老實說採訪如此聰明、如此有地位的傳主，很容易會為他誤導、為他所欺。當然，我這樣說，不是表示沒有採訪就一定好於採訪過，凡事沒有定例，每個個案都要按具體情況處理。
記者：金庸針對本書2003初版曾發表言論，「不推薦讀，連篇謊話……」這讓初版飽受爭議，2013年修訂版，雖然你說過，不需要得到金庸的認同，但能否避免一些爭議？
傅國湧：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爭議，這不是一個作者要考慮的。重要的是任何批評、質疑都需要證據，只要有人拿充分的證據證明我哪一點不對，我會十分感激，並樂於修改。如果是觀點不同，那就只能各自表述了。我恪守一個原則，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一切都要從事實出發。
記者：金庸已經隱退很多年，但他的武俠小說始終不斷地被翻拍，金庸本人也因北大讀博以及其他事件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這些都是他影響力的象徵。你如何看待金庸的影響力？
傅國湧：金庸作為一個公眾人物還不時出現在我們的視野，往往是娛樂版，他的新聞往往是有爭議，愛之恨之不屑之都有。要說影響力，鑒於他晚年的許多表現，其實他已經沒有什麼真實的影響力了。要有，也只是在他的鐵桿粉絲中仍保留著揮之不去的那種影響。必須說，他的時代已經無可挽回地過去了，每個人都免不了這一天，他也不例外，這是不可抗拒的。當然他的小說將繼續擁有讀者，那里埋藏著很多讀者少年的夢。
也可以說，他在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一步步親手把自己的影響力卸載了。我尊重金庸的人格，雖然我不認同他晚年的許多判斷和選擇，但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他在生平親歷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中作出的選擇還是站得住的，他是複雜的人，性格，經歷，心態皆是。總而言之，他太聰明了。而我始終認為對太聰明的人要時刻保持警惕。 （文/記者李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