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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紅了》拍了好幾個月，最後一場訣別戲拍完，黃磊走到影棚門口抽煙，周迅也跟出來，「她站在我旁邊，忽然我覺得像過完了一輩子」。花如此大的力氣，只為造出一個註定幻滅的夢。
文｜玖如
悲劇之美
《橘子紅了》一開場就帶著一種鬼魅氣息，濃霧淡去，橘園顯現，紅嫁衣的女人抱住拎著行李箱的男人，「你什麼時候回來？」「橘子紅了的時候。」等待就此展開，成為全劇的核心。據央視統計，《橘子紅了》平均收視率有7.76，巔峰期更是高達10.33，是央視電視劇頻道2002年度的收視冠軍。
迷蒙的色調、詭異的音樂、飄忽不定的焦點，交織成幻境，是李少紅的慣用手法。她的電視劇成名作《大明宮詞》開篇，就是籠罩在綿延陰雨裡的長安城，尺八奏出的顫音混著過堂風，吹得宮中燭火搖曳，畫面好像沒有對焦一般朦朧。3年後，《橘子紅了》中，《大明宮詞》顯現的風格被李少紅推向極致。片頭字幕化作白煙飄散，薄霧下的橘園，樹葉綠得發冷，橘子紅得妖異。無字的女聲吟哦，配上鋼琴與洞簫，給《橘子紅了》塗上幽深的底色。
與一般電視劇以情節、懸念推進不同，這部劇的故事走向、人物命運，幾乎在剛開始就能被猜到——一個悲劇。窮苦的鄉下少女秀禾為了報答大太太的恩情，嫁入容家，成為給老爺傳宗接代的工具人。她與老爺的六弟相愛，懷上孩子，卻在老爺不能生育的事實面前，成了莫大的諷刺，卷進其中的所有人，由此一步步走入深淵。
悲劇的要旨，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因此《橘子紅了》裡的一切，首先要是美的。
葉錦添擔任服裝造型，劇中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裁制，鞋和衣服要絕對配套。他在設計時參考了少數民族的服飾，再結合漢族傳統服制，創造出專屬於《橘子紅了》的造型。寬大的衣服套在單薄的周迅身上，拗出不合體的僵硬感，人似乎變成了木偶，任憑提線拉扯，操縱命運。秀禾成婚時的紅襖，綴著鳳形盤扣，繡著金色龍紋，僅這些就要花掉匠人幾天的時間。因為這部劇，中式改良婚服被稱為「秀禾服」，至今影響大眾審美。為了與服裝相稱，周迅、歸亞蕾的首飾全部是安徽洪村的出土文物。至於在造型上花了多少錢，李少紅絕口不提。
環境也要美。為了彰顯容家宅邸的氣派，劇組包下北影廠兩個大影棚，江南的地板、門窗，一卡車一卡車地運來。橘園在拍攝時遭遇霜凍，一隻果子都沒熟。劇組從外地緊急收購幾千斤橘子，一個一個系到樹枝上。
人物的性格與語言也是藝術化的，臺詞都經過雕琢，這種詩化的嘗試，編劇鄭重、王要在《大明宮詞》裡也做過。宏大的置景和造型，詩意的鏡頭，詩化的語言，從前都是藝術電影的專屬。用這樣的手筆來拍電視劇，既先鋒，也另類。
它自然引起了不少爭議。有人讚嘆它的唯美，有人覺得劇情過於冗長，還有人認為，故事的內核是腐朽的，不過是「一堆昂貴的藝術垃圾」。《橘子紅了》在央視黃金時段播出，央視影視部副主任馮驥的態度是包容的，他說，「我們並不求它大火，但它的商業效應是成功的」，「李少紅追求唯美，《橘子紅了》的畫面、造型等都很講究，滿足了部分觀眾的口味，這也是央視的一次試驗……央視有責任把各種資訊提供給觀眾。」
《橘子紅了》中的周迅與歸亞蕾
不完美的好人
《橘子紅了》的故事發生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城裡，有人換上了西裝和旗袍，聊科學、自由，和西洋人做生意。鄉下，人們還穿著長衫襖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相互拉鋸，給《橘子紅了》中的每個人物，都刻上矛盾的印記。
大太太永遠沉穩寬厚，對宛晴、秀禾和耀輝都帶著母親般的慈愛。可是另一邊，她因為沒有孩子而被丈夫拋棄，留守鄉下，容忍老爺在城裡另娶交際花。宛晴為她鳴不屈：「生不了孩子又不是你的錯」，大太太慘淡一笑，「女人不會生孩子，就是有錯」。她身為封建禮教的受害者而不自知，甚至反過來，「間接地參與了男權統治，成為他們的合夥者與合謀者」。她買了秀禾進門做三太太，教她伺候老爺，以生養孩子為天職，把束縛自己的枷鎖，原樣套在這個年輕的替身身上，堅信「老天把秀禾給了我，我們娘兒倆的命運就連成一體了」。
秀禾失去了親娘庇護，被兄嫂嫌棄，大太太娶她進容家，就是賞了一條生路。她盡力對每個人好，借此找到一點生命的價值。面對二太太的挑撥離間，她說，「你隻愛一個人，而我愛著很多人」；被老爺豢養，被耀輝拋棄，她也毫無怨言，「我原諒他們，因為他們是男人，他們要負的責任實在是太多了。他們有些時候，必須放棄他們想要的東西。」
她並不真正糊塗，相反，她懂得自由的真諦。
劇中反覆出現美國女作家凱特·肖邦的《覺醒》，宛晴把這本小說讀給秀禾聽，講書中的男女「在原野上遊蕩，仿佛在做著一場將要變成現實的清夢，在他們之間，一度看起來不可逾越的規則和障礙都不是真實的」。秀禾向往《覺醒》中完整的愛情，但在她的生活中，唯有妥協，才能生存。得知二太太懷孕，她即使不願意，也不得不進城，替大太太和自己多爭取一分偏愛，就多一寸生存空間。
劇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大太太和秀禾，都有地母一般的人格，奉獻自我，承受苦難，那種被審美化的母性，讓人震撼，也令人壓抑。
歸亞蕾說，大太太是她從影以來演過最悶的角色；周迅因為秀禾，幾次在拍攝現場和導演起沖突。「秀禾不是大喜大悲的角色。窮人家的女兒被娶進門做妾，在那個年代不可能去發表自己的意見，只能處在惟一的狀態下，為了別人高興而去生活。但她懂得認字讀書，因而像地球，外表平靜內心卻有洶湧的巖漿在翻滾」。《橘子紅了》拍完，秀禾還時常出現在周迅的夢裡。
最精明的二太太，靠著風流的身段成為生意場上的談判高手，然而掙來的財富卻不屬於她，大著肚子還要追到鄉下爭財產。或許連她自己也沒弄明白，到頭來最想要的，不過是一份平等的愛，所以她才會在得不到的時候顯得貪得無厭，既要大偉的忠誠，又要老爺的鐘情，還要屬於自己的錢。
宛晴和嫻雅是新女性的代表，然而她們身上顯露出的無助感遠大於革新的力量。宛晴對秀禾懷著姐妹般的憐惜，可是她只能求助於男性，先求六叔還秀禾自由，又懇求古沛帆，「只有你能救他們了」。嫻雅看似主動追求愛情，卻依然活在男人的影子裡，一再包容耀輝的背叛。
這些女性角色，似乎總在徘徊，好不容易邁出去一步，又猶猶豫豫地縮回腳。每一次掙紮都是具體的、艱辛的。比起拍攝手法上的大膽，她們的故事不夠理想，但是足夠真實。
有評論說，「李少紅的作品中女性角色總是比男性更有光彩」，李少紅並不認可，「我每部戲中最下功夫的就是男性角色……男導演在寫男人缺陷時，心裡是有障礙的，所以我拍的男人是有缺陷、真實的但不是可愛的。」
如她所言，《橘子紅了》中的男性都有著明顯的缺陷。六弟耀輝讀的是新書，滿懷報國救民的願景，爭取自我獨立，捍衛愛情，但又答應了替大哥娶親的荒唐事，成了整個錯誤的始作俑者。他愛秀禾，卻又優柔，無法和嫻雅一刀兩斷。
老爺容耀華身上，堅硬與羸弱並存。秀禾隱瞞自己醉酒後和耀輝在小島上獨處的時光，老爺起了疑心。「我真的老了嗎？」他反覆地問，背後是關乎男性尊嚴的年齡焦慮。得知秀禾懷了耀輝的孩子，他對耀輝的乞求仍然飽含著父親的威嚴，幾乎是種命令，「既然你們相愛，我就讓你們愛」，條件是秀禾仍做三太太，孩子也不能認親生父親。
這些男性角色因不完美而立體，可恨，也可憐。老爺得知自己沒有生育能力，遭受了生命中最大打擊，這也是劇集對男權的最大諷刺。而後，他重新開始體貼妻子。耀輝在得知秀禾懷了自己的孩子後，喝了個爛醉，對高談闊論的青年們發問：「論婦女解放門路……那你們為她們找著出路了嗎？」
《橘子紅了》看到最後，觀眾會發現，如此透徹的悲劇裡，竟找不到一個十惡不赦的人來怪罪。每個人都不完美地真實著，自以為正確地善良著，嘗試過從困境裡突圍，再接連失敗。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它是一個轉折點，導演李少紅的命運也在此發生改變：拍《橘子紅了》等幾部電視劇，是因為「男導演幾年不拍戲沒關係，女導演兩年不拍戲就可能被遺忘了，所以我的工作不能止步」。在電視劇領域，李少紅建構了自己的獨特風格，但《橘子紅了》後，電視劇觀眾的主流審美似乎與李少紅的作者氣質漸行漸遠。2010年，新版《紅樓夢》中，先鋒的藝術實驗還在繼續，買帳的觀眾卻越來越少，對風格的批評尤其多，「以為在看聊齋」的說法，在豆瓣短評中位居前列。2018年，李少紅執導改編自嚴歌苓小說的《媽閣是座城》，重新操刀她擅長的女性主題電影，主演是當時的「票房女王」白百何，但最終票房不過五千萬，豆瓣評分只有5.9。
《橘子紅了》中的老爺與秀禾
娜拉出走之後
看過《橘子紅了》，總有人追問：「秀禾解放了嗎？」李少紅回答，「是的，甚至用盡了全部的生命。」
秀禾的死亡，幾乎是一開始就註定的悲劇，可是看到最後，竟然成為了她最好的結局。
《橘子紅了》改編自臺灣作家琦君的同名短篇小說，靈感來源於琦君親人的經歷。小說以十六歲的秀娟（即劇中的宛晴）為第一視角，劇中的秀禾，在小說裡名叫秀芬，被娶為三太太前，曾經短暫地在小學念過書，是六爺的學妹，對他很是仰慕。六爺被老爺提點，在秀芬進門後繞著橘園走，兩人之間的情愫也到此為止。
小說中的秀芬比劇中的秀禾更溫順，更認命。與老爺共同生活過半個多月，秀芬懷孕，盼著老爺從城裡回來看自己，但直到她不幸小產，老爺也沒回來。秀芬一病不起，六爺聞訊探望，想要接秀芬去城裡的醫院治病，然而秀芬自己不肯。故事的最後，秀芬病逝，老爺來信說自己心有歉意，要回鄉下專程安葬秀芬，於是大太太守著這個承諾，繼續等待。
《橘子紅了》的小說遠不及電視劇激烈，更多是對親人的憑吊和對時運的嘆息。文中的老爺和大太太，也有琦君大伯大媽的影子，對親人的眷戀，消解了戲劇沖突和價值觀審判，「我記憶中的人物，跟我太親了，而且個個都那麼單純、樸實，他們無怨無尤的善良，使我實在不忍著墨多加描繪。他們坎坷的遭遇，也由不得我做主安排。」
出於強烈的共情，琦君甚至美化了故事的結局。她在《關於〈橘子紅了〉》中寫道：「特別要向讀者交代的是，秀芬事實上並沒有死，而是被帶到外地，受盡了折磨，在大伯逝世後，被逐出家門。但我寫不下去，我寧願她因流產而死亡，一了百了。」
電視劇突破了小說的格局，把這種共情放大成為時代的悲鳴，更多展現了女性的困境，最後用秀禾的死掀起高潮。《橘子紅了》最後一集，秀禾從宛晴信中得知，孩子不是老爺的，而是耀輝的。為免日後再受倫理糾葛，秀禾鼓起勇氣，向老爺和太太提出，生下孩子之後就離開容家，靠自己的雙手和頭腦謀生。
在給宛晴的信中，她興奮地寫道，自己即將像出走的娜拉一樣獲得自由，去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娜拉出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個女人看透了自己如同玩偶的境遇，斷然離家出走。這部寫在十九世紀末的劇作，堪稱爭取女性權利的先聲。
不過，《玩偶之家》的結局很快遭到質疑。娜拉出走後過得怎麼樣？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甚至也沒機會學個一技之長，「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魯迅，《娜拉走後怎樣》）易卜生沒有給出答案。面對劇本引入國內之後掀起的熱潮，魯迅曾經在1924年潑下冷水，認為如果不改變經濟權利的分配結構，娜拉的結局無外乎兩種，要麼墮落，要麼返回家庭。
秀禾就生活在這場先聲的餘音裡，在要麼墮落、要麼回來的既定數運裡，她做出了第三種選擇。她拼命生下孩子，償還恩情，紀念愛情，以死亡換取自我的解放。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實在算不得解放。累積的苦難並不會隨著她的死亡蒸發，矛盾也不會因為死亡而化解。但是，秀禾的犧牲有被看見的必要。正是因為親眼見到秀禾生產時的掙紮，老爺和大太太才放棄了傳宗接代的執念，開始上位者的反思。秀禾逝去時，嫻雅正和耀輝舉行婚禮，畫面在婚禮與葬禮間來回切換，似乎也在暗示著，或許另一個娜拉即將醒來，繼續探索女性解放的答案。
最後一集，秀禾坐在床頭，撫摸自己隆起的腹部。她剛剛自比中國的娜拉，寫下一生中最蕩氣回腸的表白，此時，正對著孩子訴說她的渴望：「媽媽唯一希望的，就是你長大以後，這個世界會變成另外一副樣子。」
《橘子紅了》拍了好幾個月，最後一場訣別戲拍完，黃磊走到影棚門口抽煙，周迅也跟出來，「她站在我旁邊，忽然我覺得像過完了一輩子」。花如此大的力氣，只為造出一個註定幻滅的夢，放在劇集制作高度商業化的今天，顯得不可思議。
18年過去，時代的變遷，撫過《橘子紅了》近乎血肉模糊的創傷，也蕩平了那種以詩寫實的藝術手筆。這部劇所做的開拓和努力，至今仍在撩撥我們審美的標線，不斷提示著另外的可能：即使不再產生這樣的作品，能夠多一些包容和欣賞的空間，也是好的。
參考資料：
張向輝，《一首棄婦的挽歌：淺評琦君〈橘子紅了〉》
馮杏，《李少紅：〈橘子紅了〉不是女權主義》，《每日新報》
《李少紅談〈橘子紅了〉：節奏是在人的心中》 ，《北京晚報》 2020年2月28日
駱玉蘭，《黃磊、周迅、寇世勛、歸亞蕾談〈橘子紅了〉》，《北京晚報》2002年02月16日
這裡是「壞姐姐來了」，一個女性成員占據絕大多數的團隊。社會對於女性的凝視已經讓我們非常煩躁，我們相信女性是充滿生命力的，有多樣可能的，而不是凝固在母親、妻子、女兒的身份之中。
我們將在流行文化的流變史中觀察女性，考古她們曾在老電視劇、老電影中呈現的豐富面貌。她們可以時髦，也可以疲憊，可以美好，也可以狼狽，她們可以非常有力量，當然，也有權利十分軟弱。
她們不會被大眾審美所綁架，壞姐姐永遠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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