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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電影是一個「造夢場」，人們可以躲進電影院暫時忘卻現實生活中自己的艱辛，去感受別人的悲喜。去跳出自己的生活範圍做一場夢曾是電影的一大價值。而在這個萬物互聯，訊息鋪天蓋地的時代，「別人」似乎更容易變成遙相呼應的自己，一條微博，一個話題，「千夫所指」一次次橫沖進我們的生活變成「我也如此」，作為大眾娛樂的電影是不是也悄悄發生了一些變化？
與更尋求生活共識的電視劇相比，近兩年院線電影也越來越多的出現了有強烈意識去尋求聯結「觀眾現實中情緒」的作品，捆綁社會熱點，在類型片的「底料」下添加越來越多的熱點因素成為了院線電影一個日趨明顯的現象。
似乎從前幾年的《我不是藥神》開始，「爆款電影」這個詞就漸漸頻繁出現，制作者好像找到了引爆「口碑」與「票房」的雙重秘訣。
《我不是藥神》其實是一部很好的與社會熱點相互成全的電影，它引起轟動後直接帶動了進口藥政策的變化，影片中提到的藥物從上萬塊直降到幾百塊，雖然在電影熱潮後並沒有得到大眾的廣泛關註，但它可以說是電影推進改變社會現實的經典案例。
不過，引起這樣現實層面改變的基礎是在電影層面首先做得紮實，能真正挖掘出相幹事件的人群中的真情實感並引起共識。而一味捆綁熱點進行營銷只會反噬影片的口碑，透支觀眾對這類影片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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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幾年，「校園霸凌」話題成為一個廣為社會關註的熱點，而此時《少年的你》橫沖出世，憑借營銷上的「抓重點」和還算過硬的影片質量，在該時期的票房榜上一騎絕塵。
雖然在我看來這本質上仍是個愛情片，但故事背景和人物關係立得住，即使焦點偏離了「校園霸凌」這個廣泛話題，但無疑通過一組令人印象深刻的關係使這個話題的討論度大大加碼。電影「出圈」了，就會讓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影院以加入這場討論。
而同樣是以「關註校園霸凌」作為宣傳點的《悲傷逆流成河》雖然顯得火力更猛，似乎想把那陣子敏感的社會議題都一並倒進去，但並沒有考慮會煮出什麼味道，因為它依然是國產青春片的底料，各種調料一起加入的後果反而是所有味道都被掩蓋了。它對於把觀眾拉進影院是一個刺激，但讓觀眾走出影院時依舊保持對這些議題的思考並沒有負起責任。
在這部電影上映以後，觀眾顯然並沒有對校園霸凌的問題展開探討，而更多的是吐槽裡面的人物，以及不切實際的狗血青春。它用一個「校園霸凌」的殼，裝了一個俗套矯情的愛情故事。它顯然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經歷的校園霸凌，只會讓旁觀者獵奇，產生一種不切實際的同情，這其實背離了「關註社會議題」的初衷，對真正的受害者也是殘忍的。
其實在現實問題上，電影不僅可以順應社會熱點，還可以推進社會熱點，但這種比較高級的操作需要創作者更加用心的觀察。比如前兩年的《嘉年華》就還算做的不錯，它並沒有過多的類型片企圖，只是將影片的切口對準女性在社會中受到的隱形的傷害，但讓這個故事完整地承載了這個議題，受到傷害的人是被創作者聚焦的，從而也引發了社會廣泛地討論。當然，也有如韓國的《殺人回憶》這種將類型片元素與社會議題充分交織並給出了一個出口的影片，但這需要一種長期社會積壓的情緒所產生的創作動力，這種環境在中國是不具有的。我們更多的是一種對社會痛點的「沖刺式消費」，來也洶洶，去也匆匆。體現在電影裡也是如此。
真正能由電影掀起的有價值的討論熱潮都是小範圍的，不論是《嘉年華》還是《送你上青雲》，似乎電影過後收到的聲音很大，但都是一小部分人發出的，因為其實並沒有多少人走進電影院看了這些電影。
「捆綁熱點」只是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門路，而讓觀眾帶著「哭」或者「笑」或者「亦哭亦笑」的高強度情緒走出影院才是現在一部院線電影的底牌。所以其實，「給觀眾做一場夢」仍是影院亙古不變的真理，只不過「社會熱點」如今成了一種新的賣點。
前段時間的電影《我的姐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顯然，「重男輕女」在中國早已是一個隱秘而持久的話題，而「二胎」也已經讓很多中國家庭產生了新的問題。受害者要傾訴，給他們施加迫害的系統要批判，但制作者顯然知道情緒的「最大公約數」不在他們身上，所以最後還是要打「血溶於水」的感情牌。這是為他們創作的電影，也不是為他們創作的電影。滿足觀眾嘴上索要的正義，心裡索要的情感，可謂新時代電影創作者的兼容之道。
除此之外，《如果聲音不記得》也炒了一波「憂鬱症」的熱點，明明是一部愛情片，還要往憂鬱症群體那裡拐一下，在創作邏輯上絲毫不見得是從這個病症群體的主體視角出發，奇幻設定做的很深，如果把憂鬱症主角換成一個隨便什麼名字的病症也絲毫不影響劇情發展。這種赤裸裸的對熱點話題的「強吃」似乎成為一種潮流。
《明天會好的》講的是北漂群體，其實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當今在大都市飄著的年輕人，這個話題其實應該有很廣泛的共識基礎，但不知是不是編劇在創作時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自我感動，對這個「社會熱點」的包裝完全沒有起到感動觀眾的作用，這部影片將一些似乎代表這個群體的符號化的東西一並放了進去，好像要引起共識卻流於皮毛，組成了一篇生活流水帳。這部影片在「自我」的抒發和對「他者」的想像之間，完全失去了溝通的橋梁，造成的效果就是觀眾可能一邊看著銀幕裡女青年的文藝自嗨，一邊想起了自己西曬房裡沒晾乾的褲子。
當然，能達成這種效果也是一種境界，勢必造成觀眾的謀反，而大多數電影是在「為觀眾情緒服務」與「不太顧及臉面上的瑕疵」之間徘徊。近年來的主旋律「掃黑」類電影從《「大」人物》開始就逐漸找到了踩著觀眾爽點一路起飛的路徑。
在這類電影裡，代表資本的黑惡勢力一定先幹出一些恨得人牙根癢癢又在智商層面帶些瑕疵的事情，然後代表公權力的一方嘔心瀝血為民除害，在此期間公權力一方一定會因為一些原因處於一籌莫展的地步，但隨著黑惡勢力的智商漏洞越來越大而終獲轉機，大獲全勝。
當然，這些故事無論在劇本的跌蕩放誕起伏還是視覺層面都還是好看的，但這些虛構出來的「壞人」顯然滿足的是人民大眾對壞人的想像。如果在高潮段落到來前觀眾產生「弄死他」的欲望越強烈，則說明劇本越成功，編劇的發條上緊了。
觀眾在「類型片」中圍觀社會熱點，正義感得到了極大滿足，也更加確信了在下一次的社會熱點裡對「類型片」的尋找——要找到真相，來滿足一下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踐的正義感。
圍繞觀眾所想要看的題材去做一部片子其實沒有問題，但如果加入社會熱點只是為了讓一部電影「賣相好看」，而沒有紮實地將故事講好，在這個資訊通暢的時代只會讓口碑迅速滑坡，最終反噬自己。而如果講好了故事，也未必不會變成一次對社會熱點的消費，但起碼讓電影成為了通向現實的一種手段。
捆綁社會熱點做類型片也不僅僅是中國影院出現的現象，像順「me too」運動之勢而成的《前程似錦的女孩》就在今年的奧斯卡中獲得了很高呼聲，而由「光州慘案」引發而成的《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甚至源源不斷出現的韓國帶著恐懼氣息的類型片都成了他們國民電影的一部分。在韓國，《素媛》《熔爐》這些電影都在不同領域推進了社會的進步。社會熱點滾滾而過，而類型片生生不息。
中國有著深刻的現實主義傳統，而在「大膽造夢」的脈絡裡，我們能否給出一個「改變現實」的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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