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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思 鬱
要論華人世界第一影響力的作家，說誰都會有爭議，除了金庸。但要說金庸的武俠小說具有普世性，可能有不少人會反對。比如就有人拿出王朔當年批金庸是港台四大俗說事兒。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市井文化的餘韻，是通俗文化的結晶，是香港高度商業的快餐文化與中西交匯文明的產物。它的俗是暢銷的緣由，也是經典的誘因。我們對通俗文化一直抱有一種很深的偏見，這種偏見是精英化的知識分子對大眾文化的無知造成的。我們一度認為小說要麼紮根於現實主義，要麼青睞現代主義，就算你要寫怪力亂神，也擺脫不了魔幻現實主義等正統文學史的思維。通俗文學只能作為消遣，無法承擔文以載道的重任，進入不了文學史的大講堂。但王朔批金庸四大俗最吊詭之處在於，王朔的小說被稱為痞子文學，本身就是老北京通俗文化京味文化的留存，他反而看不上金庸小說的俗，也是咄咄怪事。
現如今大眾文化勃興，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認知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重要的一點，當年少年時候讀金庸文學啟蒙的兩三代人已經成為社會精英，他們對金庸的推崇，也把武俠小說這個當年不登大雅之堂的門類，扶上了文學的神龕殿。眾多學界中人擁有話語權，撰寫文學史，都把金庸列入了魯郭茅巴之後的大師級作家。只有在這個時刻，我們才從一種文學史去魅的光環中正視金庸的武俠小說，到底處於一種什麼樣的水準。或者，我們乾脆這樣追問，金庸的武俠小說能不能稱為華語文學的經典？
經典不是自發的，而是被塑造出來的。仔細分析文學史上經典的形成，基本脫離不了幾個標準，比如大眾喜聞樂見的基礎，專業批評家的推崇，時間的發酵——前兩個還好把握，時間的發酵如何理解？其實說白了就是幾代人一直能夠從中發現符合現時代的審美訴求，能夠從中找尋到與現時代對話的基礎。就如同莎士比亞從一個不登大雅之堂的鄉村歌手，變成了普世永恒的藝術家，就是因為經過無數人無數次讚譽和時間的考驗，把他變成了一個可以無限進行解讀詮釋的作家。
從影響力的層面上講，金庸其實是中國的莎士比亞。當然，金庸與莎士比亞最大的不同在於，金庸花費了大半生時間親手來打磨和塑造自己的武俠小說，想在有生之年把它們送上經典文學的眾神殿。說白了他其實也是個俗人。這倒不是就批評意義而言的，因為他是個精明的俗人，他才如此在意自己的武俠小說。他一生只寫了「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加上《越女劍》，長篇十二部，短篇三部，共計十五部作品。這些武俠小說都是在《明報》連載，這是通俗文學最常用的一種形式。最早的《書劍恩仇錄》開始連載於1955年，最後的《越女劍》連載於1970年。此後，他聲明封筆，眾皆嘩然，因為對一個作家來說，那正是他創作生命力的旺盛期，他甘心封筆，自然做好了打算。這個打算就是，他花費了十年的時間來修訂自己的作品。大多數武俠小說家都不會像金庸這樣敝帚自珍，如此看重自己的作品，比如古龍的小說，最後留下的作品質量參差不齊，大概就是缺乏金庸的這種精細和遠見。
我們可以說，金庸的後半生，投入到修訂和宣傳自己作品的精力已經遠超一個作家的作為。別忘了，金庸是個報人和作家的同時，還是一個商人，他對自己武俠小說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方面在商業和電影電視改編上不遺餘力地進行各種形式的宣傳，比如江湖中流傳著，當央視的張紀中要翻拍《笑傲江湖》的時候，他用一元的價格售賣自己的小說版權，這就是金庸的厲害之處；另外一方面，他廣泛結交海內外華語文學界和文化界的各位學者名人，比如當年最轟動的一件事就是北大的嚴家炎教授撰寫文學史的時候，就把金庸列入了當代文學史的大家之列。
金庸之所以如此嚴格地修訂自己的武俠小說，無外乎就是想讓自己的「武俠小說」把前面的「武俠」去掉，變成小說和文學。所以他念念不忘其他人對他的「吹捧」，在修訂版的《天龍八部》後記中，他乾脆說把此書獻給在海外任教的著名比較文學批評家陳世驤教授，還特意指出，「我的感激和喜悅，除了得到這樣一位著名文學批評家的認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為他指出，武俠小說並不純粹是娛樂性的無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寫世間的悲歡，能表達較深的人生境界。」為什麼說金庸是個俗人呢？別人私底下誇他，他一個人笑納了還不夠，非要在文章里寫出來，寫出來還不夠，還非要在最後再把陳世驤寫給他的兩封信貼出來，讓讀者看看。這種可能不是虛榮心，而是對自己的武俠小說不太有信心的緣故。
關於金庸的俗。李敖爆過料，說的是有一年，金庸到台灣，跟李敖聊天，特別提到，在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已是虔誠的佛教徒了。李敖說：「佛經里講‘七註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窘得無以對答。李敖認為，金庸的信佛，是一種「選擇法」：凡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偽善」。現在回想起來，李敖的一生何嘗不是如此？或者說，這種偽善正是大多數的選擇。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解釋，正因為這種偽善，這種俗世中人，才能寫出如此好看的作品。金庸的俗是他的武俠小說好看的原因，因為俗是人情世故，是柴米油鹽，是愛情的得與失，是人性的複雜與隱微。
少年時讀金庸，讀的是俠肝義膽，快意恩仇，江湖險惡，旖旎風流。中年時再讀金庸，讀出來百般況味，有政治，有人心，有權力，有自由，有無奈，有人生聚了又散，散了再聚的無常，有守得雲開見月明的堅守與歡喜，有得不到的遺憾等等。武俠只是一個影子，文學才是金庸小說的最大底色。
金庸的一生對他的小說最大的執念大概就在於此，那就是他的武俠小說能不能成為文學，能不能與純文學一較長短。我試著作出自己的回答，金庸的武俠小說，不但是文學，而且是華語文學界最好的文學之一。
對現在的華語文學而言，沒有所謂的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分，這種區分已經沒有意義，文學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好文學與壞文學，至於採取何種形式和風格，這些都不影響最終的評價標準。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不但是好的文學作品，還是影響力深遠的經典文學。這就是我說他的文學具有普世性的原因，因為好的文學會向所有人和所有的時代敞開，讓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接納它成為自己的文學。我們每個人通過閱讀金庸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個人物。我可以喜歡楊過，你可以喜歡令狐沖，更多人喜歡郭靖和蕭峰，有人喜歡包不同，有人喜歡南海鱷神，有人喜歡桃谷六仙，蘿蔔青菜各有所愛，這種喜愛正是金庸小說成為經典的原因。因為一部成功的作品，不會只用主角吸引你，而是不荒廢掉任何一個小人物。
自媒體時代，很多人通過解讀金庸小說為業，這種解讀充分證明了一部好作品的生命力多麼頑強。它之所以在任何時代都能找到生存發芽的土壤，很簡單的道理，「小說是寫給人看的。小說的內容是人。」「小說作者最大的企求，莫過於創造一些人物，使得他們在讀者心中變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藝術是創造，音樂創造美的聲音，繪畫創造美的視覺形象，小說是創造人物。假使只求如實反映外在世界，那麼有了錄音機、照相機，何必再要音樂、繪畫？有了報紙、歷史書、紀錄電視片、社會調查統計、醫生的病歷記錄、警察局的人事檔案，何必再要小說？」
多淺顯透明的道理，勝過正統文學家的千言萬語，文學之所以是普世的，因為人和人性從未改變過。無論歷史如何變遷，社會如何更新換代，文明如何發展，只要人依然是那個無毛兩足會說話會思考的動物，我們就會時刻想念郭靖的拙樸，楊過的偏激，張無忌的猶疑，令狐沖的逍遙，蕭峰的豪邁，韋小寶的狡詐，嶽不群的陰險，左冷禪的陰鷙等等。這些小說中的人物通過無數次翻拍的電視劇和我們閱讀記憶中的人物形象不斷地重疊在一起，每天都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成為我們為人處世的一個標桿和警醒。
這不正是經典文學的影響力嗎？（思 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