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或許一步之遙 一念之間

雲影初開，終於有光從連續幾天的陰霾中撕開了裂縫，零散的光束被擠壓的忽明忽暗，一半天堂一半人間。

一直是壓抑的看完了整部劇，三年後的結尾緩緩的搬開壓了整整九集半的磨盤，磨盤是人性、輿論、道德和法治，所有的人都像黃豆一樣被碾磨其中，磨出這杯豆漿滾燙的讓人難以下咽，結局就像一顆糖，甜了些許卻依然不敢喝的太大口。

故事從台灣兩年前的無差別殺人案開始，案犯李曉明使用自制槍支彈藥在影院開槍造成9死21傷的慘劇，開槍之後大聲宣告自己就是想要做件大事並為此出名。無差別殺人，一個人的恐怖主義，犯罪動機不明確，所有人都可能成為潛在受害者。兩年後，在台灣已廢除死刑的情況下，李曉明死刑定讞，迅速被執行槍決，連辯護律師都沒來得及通知。結果似乎大快人心，但對於被害者家屬和李曉明一家所帶來的傷痛，永遠都無法扶撫平。

在被害者靈堂，李曉明的爸爸媽媽和妹妹想要去道歉、賠償，看見痛不欲生的被害者家屬，他們不知道怎麼做才能彌補，人沒了，多少錢都換不回來。每天都有人在他們門前指指點點甚至破口大罵，潑油漆砸雞蛋是常態，出門帽子和口罩是必備，長期佩戴口罩密不透風導致痤瘡滋生傷痕累累，他妹妹李曉文輟學在家兩年，被迫改名李大芝，父母斷絕聯繫，勉強過上了正常人生活。

我們總需要有盞燈，能直面黑暗，也能尋找出路。我一直認為，媒體就是燈塔，在輿論的制高點，它照亮的地方，就是人們看到的地方。故事里的宋喬安，資深媒體人，被害者的母親，自兒子遇害以後，瘋狂工作，用酒精麻痹自己，掙扎在暗無天日的深淵里無力自救。每天在乎的都是新聞收視率、點擊率，作為媒體人的初衷被時間、現實和傷痛逐漸吞噬。「速食新聞」時代，我們離事實真相越來越遠，離八卦炒作越來越近，聽風就是雨，第一手資訊就是戰略高地，真相未經核實就滿城風雨，文字未經推敲早已瘋狂轉載，畫面未回傳通稿卻已出爐，觀眾等來的就是「借錢先繳費」的可笑狀況，宋喬安自己都說我們的觀眾只有七歲的智商，也就是說新聞給他們看什麼那真相就是什麼！

媒體要生存看中收視率這些本無可厚非，可並不代表這就是肆意妄為的借口。自律、真相、同理心這些本該纏繞在媒體人全身的荊棘被現實松了綁。劇中泰國普吉島酒店爆炸事件，在沒有被證實和畫面傳回的情況下，多家媒體迅速插播，一張普吉的地圖和一篇剛擬好的幹稿就好像是他們真的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最終被泰國相關部門證實此事件為謠言，不知道此時這些啪啪作響的媒體臉面何處安放。隨後，在一次幼兒園疑似綁架案中，在尚不明了案情的情況下，多家媒體趕赴現場搶奪第一手資訊，全網直播，宋喬安作為一位母親守住了底線，拒絕在未確定人質安全的情況下轉播現場畫面，但凡有常識的人都會明白，轉播現場畫面，就意味著犯罪分子也能通過直播，摸清警察的行動部署以作出相對的反應，在孩子被解救出來的那一刻，蜂擁而至的記者就像聞見腐爛氣息的蒼蠅嗡嗡亂竄，小孩會否受到心理上創傷並不是他們所關心的重點，同理心是社工人員的顧慮，與與他們隔著十條街！

我們總需要有溫度的人，能驅走冷漠與唾棄，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人，生而在世，同一個法治社會中就應該人人平等。王赦，刑事訴訟律師，李曉明的辯護人，所有人眼中的魔鬼代言人，案發後的兩年中，他一直致力弄清案件發生的原因，讓受害者家屬走出悲痛，同時讓李曉明家人回歸社會，過正常人的生活，他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不要在恐懼中度過一生，無差別殺人，人人自危。到最後他都沒有找到答案，李曉明被槍決前，本已願意敞開心扉面對，但這件事似乎被一顆子彈解決了，死無對證，人人都想披著上帝的皮，過一回上帝的癮。李媽媽哭著告訴王赦，全天下沒有哪一個父母，要花二十年時間，去培養一個殺人犯。

李大芝在老師的推薦下，去了新聞台工作，過去立志成為優秀媒體人，被輿論壓的抬不起頭，逃避了兩年，師母說現在委屈自己，老了就被自己的怨恨糾纏，更苦，想做就去做。老師告誡他，不要挑戰人性，冷不過人性，涼不過人心。或許被拋棄的人再不會被眷顧，李大芝的去處，有宋喬安，當宋喬安知曉李大芝是李曉明妹妹的那一刻，並沒有我曾想像過得那麼竭嘶底里，那一刻我以為的溫暖卻都是往後更為刺骨的凌冽。李大芝被跟拍，父母的住處曝光，門口被堆滿垃圾，每天被無數人窺視，大芝離開的時候咆哮著，作為媒體人，你們不求證事實真相，隨意報導，你們殺的人，不比我哥少……這世上總是恩將仇報的太多，以德報怨的太少，因為人們總是對失去的牽腸掛肚，而對得到的視若無睹。

李大芝媽媽告訴過她：要死就死三個，不要連你也一起葬在這里了。如果，李媽媽和李爸爸真的扛不住世俗眼光而憤然離世，那兇手，到底算是誰？人們曾憎恨的網路輿論暴力，在不知不覺間，好像把所有人都同化成了施暴者。這世間最絕望的事不是死亡，而是被冷漠裹挾著走向絕境，然後一點點磨滅生的希望。李大芝租房的地方，房東叫應思悅，一個樂觀堅強充滿著力量女孩，他的弟弟應思聰，本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導演，患有思覺失調症，也就是精神分裂，之前所說的幼兒園綁架事件，只是他想完成之前未拍完的影片，偷溜進幼兒園留下幾位小朋友演劇本，在警察逮捕後，入院強制治療，之後的生活，充斥著辛酸與誤解，姐姐也因為他的病與未婚夫鬧翻退婚，他其實僅僅想要自己過得像個人，但異類似乎永遠難存於社會。

王赦，也是幼兒園綁架事件的家長，從始至終幫助著思聰治療復健，整部劇中最具正能量的清流，終於在家人的勸說和妻子的流產下，丟失了信念。一個人是壞人還是好人，有標準答案嗎？誰又有標準答案？王赦屈服過，但一直抗爭著。

我們總需要一本書，能教會我們辨是非知對錯，也能告訴我們需要去探索的還有太多太多。法治社會的建設，始終在路上，沒有最後的終點，我們要做得只是確保它朝著正確方向！李曉明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被迅速執行槍決，沒能見到父母最後一面，留下一封遺書，對不起爸爸媽媽和妹妹，給他們帶來的痛苦是他意料之外的，二十歲的年紀，又能明白什麼是周全嗎？如果再來一次，他還是會選擇這樣做。王赦看到這樣一封遺書，無奈卻也無能為力，民眾都希望他死，輿論媒體也希望他死，但是民主法治是用來討好人民和媒體的籌碼嗎？

殺了人，應該要死，就算罪證確鑿判了死刑也沒關係（當時台灣已取消死刑），為什麼一個法治社會要這麼粗暴的奪走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我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死了也再也沒人知道，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要靠殺人才能撫慰人心，保障我們的安全，這是讓法治和民主一起陪葬，就算真正該死的人，也應該有跟我們一樣的人權，這是人人生而平等均等的權利。

司法獨立與民主制度中至關重要，不應該被民粹綁架，更不能成為服務當局政府的機器。在王赦受理的另一個殺人案件中，案犯陳昌，在公園殘忍殺害兩名手無縛雞之力的幼兒，經鑒定罪犯患有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在他描述的世界里，只有殺死這兩個孩子，才能得到解脫，然而判決中，他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死刑，被判無期，他一再質問法官為什麼不是死刑，只有死刑才能解脫自己，最後在監獄中，他也由於精神障礙誤服塑膠制品窒息而死。法律本身是嚴苛的，不會以民眾意志為轉移，也從來不會缺席。

李曉明案的原型是台灣鄭捷案，2014年5月21日，鄭捷從地鐵板南線龍山寺站上車後，持刀隨機殺人，一路上瘋狂砍人砍到江子翠站，造成4死24人輕重傷的慘劇。王赦律師原型黃致豪律師，擔任鄭捷的辯護律師，在非黑即白的民意洪流中，他挺在法治的最前方，承擔了許多本來與他無關的責任和壓力，甚至遭到人身威脅和網路霸凌。在辯護期間，黃致豪律師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描述受害者家庭背景，把鄭捷殺紅眼時看不見的人一一賦予真實生命，鄭捷說：如果早一點認識你們，或許我就不會這樣做。只是這些已經是事後追悔，還有多少來不及拉回，扭曲的快要變形的靈魂，都藏在哪里？沒人知道。

不遠的未來，結局里，李曉明的爸爸媽媽依然推著小車賣著粽子，賺來的錢堅持做慈善，一位顧客走來，買了225元的粽子，給了300元，「不用找了，你們也辛苦了」，這一句話抵過所有曾經的惡意，人性就像海洋，就算有污水，也不妨礙整片海面呈現出蔚藍。識得人性的黑暗，是為了將其曝露在陽光之下，從而更好地擁抱生活。王赦重新做回了法扶律師，他妻子想念的那個「有溫度」的老公，哭哭笑笑、跌跌撞撞的繼續前行，依舊幫著最需要幫卻沒人願意幫的最不像人的人。

宋喬安離開了烏煙瘴氣的新聞台，彎下了腰撿回了丟掉的本心，在與李媽媽和李爸爸的會面中，她不能原諒卻還是坦然面對，是因為一直聽見兒子在告訴她「媽咪，希望就在雲後面喔」。應思聰離開了醫院，他應該學會了怎麼和心理的另一種聲音和平共存，第一次笑是他在最佳導演的領獎台，第二次雖然隔了好久，刮了鬍子坐在陽台上歪著頭調侃大芝，但總覺得這次他笑的更清澈。

我曾在黑暗的頂端，以為光的距離很短，雲開現日，曾以為找不到的地方，也開始熠熠生輝，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有一步之遙，但轉過身背對著往前走，那就是遙不可及！時間，成為這杯豆漿最好的調味劑，久了涼了就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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