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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的鳥，不是城裡的鳥，也不是林中鳥。一半馴化，一半野性。飛來又飛回，無枝可依。
2月26日，《郊區的鳥》正式在全國院線上映，文藝的小片，排片不過0.1%。
如果2020年影院復工的消息再晚兩天公布，這部電影就會和愛奇藝簽訂合同，成為又一部院線轉網路直接上映的片子。這部從2019年暑期撤檔的影片，主創們對電影院有一種「原教旨主義」式的情結，幾番糾結之後，依然決定要讓電影院過一遭，和想要看到這部電影的觀眾以一個「最正確打開方式」見面。盡管它的資源已經因為北美地區發行藍光DVD，並不難從網路上獲得了。
《郊區的鳥》海報
《郊區的鳥》是青年導演仇晟的長片處女作，2018年該片入圍第71屆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當代電影人單元金豹獎，獲得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劇情片獎和最佳導演獎，以及舊金山電影節主競賽單元評委會特別獎、第三屆澳門影展亞洲電影NETPAC獎等多項電影節大獎，算得上是前兩年備受矚目和期待的一部文藝電影。
電影裡的故事，是一隊工程師前往杭州郊區某處調查地面沉降的原因。每天背著測量設備到處遊蕩的隊員夏昊在一間無人的教室找到一本日記，裡面記載了少年隱秘的成長和一個團體的破裂。隨著調查的進行，夏昊發現，日記預言了一切……
兩段平行時空裡兩組人物角色遙相呼應，孩子鮮活靈動，大人死氣沉沉，講述時間和成長中的隱痛和某種冥冥之中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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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的鳥》劇照
仇晟的童年裡有類似的經歷，當時班級裡有一個小胖子突然不再來學校，幾個小夥伴結伴一起去尋找。小孩子們走出熟悉的社區，穿越街道、廢墟，翻過高牆、鐵軌，最後走到一個無路可走的地方。過程裡大家因為一些事情開始分崩離析，到最後大家都開始哭，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仇晟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緒，回過頭來想，覺得這趟旅程仿若童年的終結。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時間和空間的界限。
再後來學霸考上清華，學習生物醫學工程，有一段時間的專業課題是分析腦電波，人的情緒被拆解成數據，種種「活著」的姿態被通過儀器觀測和分析。這讓他產生懷疑和恐懼，盡管在實用性上這樣的研究是能夠幫助失能者進行生活的重要依據，但以這樣的眼光和視角去審視人和世界，讓他覺得怪誕和失落。
藝術是仇晟更認同的接近和表達這個世界的方式。在大學裡，仇晟是電影社團的社長，放電影、寫影評，同時也開始進行自己的短片創作。一臺機器一個人，取好景按下開機鍵，自己再到鏡頭前開始表演。自編自導自演自剪，加上大量的閱片自習，構成了他導演生涯的起點。
本科畢業後，仇晟前往香港浸會大學學習導演，之後又參加過侯孝賢創辦的金馬電影學院和金馬創投會，認識了一批圈內著名電影人，為他的處女作攢到了相當亮眼的主創班底。李安的兒子李淳和文藝片主咖黃璐領銜主演，文學顧問梅峰、剪輯廖慶松、錄音杜篤之、配樂小河……算是文藝片的夢之隊陣容。
仇晟
不似大多數文藝片偏愛固定機位、長鏡頭，《郊區的鳥》的鏡頭動靜很大，推拉搖移的運動都進行得機械甚至有些暴力，仇晟給男主人公設置了地質測繪員的職業背景，讓他總是通過儀器在觀察這個世界。於是成人世界的打開方式被以這樣的視點窺視著，冷冰、硬質，總是隔著灰蒙蒙的一層。而童年部分則會鮮亮明晰許多，盡管那代表著某種過往時光。小孩子們的心事也沒有明確用臺詞或者發展指向性明確的事件表明，但某種「天真有邪」狀態也仿佛是帶有生機和勃發的可能性。
「成長對我來說好像就是，從一個所有可能都有的狀態變成一個只剩下幾種可能的狀態吧。」仇晟說。
電影上映前，仇晟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採訪。
【對話】
內心偏文的理工男，鏡頭方式模仿儀器視角
澎湃新聞：這部電影在影像語言的選取和運用上還挺特別的，比如大量透過測量儀、望遠鏡這些儀器去窺視的感覺。這個和你自己學理工科出身的背景有關嗎？
仇晟：對。雖然我一直在念理工科，但內心是比較偏文的一個人，我對影片當中的所謂的測繪和測量這些東西，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我覺得那種精確的觀測真的能幫助我們看到更多東西嗎？而且是不是這種觀測讓我們丟掉了很多別的一些東西？比如通過測繪儀看人，只看到了一個數據，但這個人的狀態，他臉上的表情、他的心情、他的整個生存的狀態都沒有被看到。所以類似的一直以來我自己對於所研究的事情都是質疑的，把人當成一個機器，這個行為我覺得是挺怪誕的。
澎湃新聞：這種念頭和思辨是在什麼時候冒出來的？
仇晟：本科學習生物醫學工程的時候，大三大四時我們會接觸所謂的神經科學，某種程度上是「讀心術」了，通過讓你戴一個「帽子」來收取腦電波，來分析人的一些意圖，比如想往左還是想往右，對一件事的想法是yes還是no。我們當時還想進一步通過分析腦電波，得出一些結論，比如這個人的情緒以及他看到了什麼東西，再做進一步的分析。但就是這樣的方向讓我覺得挺可怕的，把人簡化成一些意圖，可能在某些應用領域有一些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在很多領域可能會讓我覺得挺恐懼的。
澎湃新聞：這種「恐懼感」是否影響了你對鏡頭運動的選擇，比如電影裡總是有很多很急的推拉。
仇晟：這個鏡頭方式某種程度上就是在模仿測量儀器的一個視角，好像是這些人不工作的時候，把儀器留在一旁，儀器自動的開始有它們的生活，或者儀器用它那種機械的方式來看他，所以這部分是刻意拍得比較機械、比較粗暴。
我和攝影師合作的狀態也是比較極端，我是讓他聽不到對話，也不告訴他這場戲演員們之間在講什麼，讓他以一個完全陌生的一個視角來捕捉這一切的發生。
《郊區的鳥》片場照
澎湃新聞：4:3的畫面比例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仇晟：我覺得4:3有一個好處，是它會相對的把那個時間感給模糊掉，當代的部分會顯得沒那麼當代，好像是被封存在某一個明信片或者某一個格子裡。過去的部分就會帶著一點點懷舊的音調，那麼兩部分就會比較可以混合在一起，沒有那麼強的割裂感。
另外一個選擇4:3的原因，也是因為對於我來講，4:3好像是一個既傳統又當代的比例，給人制造一種更加幽閉的感覺，也會更加接近我電影裡面用的很多就是望遠鏡的視角，把人物給逼在一個小空間裡。
澎湃新聞：還有一個感覺是，一般回溯過去會選擇比較朦朧的影調，但你的畫面裡小孩子的部分是鮮艷的，大人的部分是灰蒙蒙的，這個和你想表達的主題有關嗎？
仇晟：我對自己的童年和現在的感受是，我覺得童年是很清晰的，反而現在是比較模糊的。那種清晰是體現在首先環境的方面，比如說空氣是比較清新的，也有更多的植物，那些綠色都停留在我的印象裡面。另外一種清晰可能是人的情感的清晰，更加親密以及更加的直接。現在的感受會更加的曖昧和模糊，這些感受就反映在色彩和對比度上。
包括我在成年人的部分裡用了很多打樁機的聲音，後期混音的時候跟杜篤之老師合作，跟他提出一個要求，那些打樁機的聲音會被放得很遠，好像能聽到聲音，但見不到它的來源。但是童年部分相對聲音都挺近的，近在耳旁，而且你能很明確看到它來自哪裡。
《郊區的鳥》劇照
實驗性的拍攝方式，保持演員的陌生感
澎湃新聞：電影裡的兩個夏昊，是你個人的投射嗎？
仇晟：我寫作的時候會把自己投射在夏昊身上去進行寫作。但實際在拍攝和剪輯的過程當中，我發現兩個演員演出的比我想像的要更豐富一些，到後來我已經無法把他們的銀幕形象往我自己的個人回憶當中嵌套了。
比如說小夏昊的部分，我會覺得我童年的時候是一個很單純、很無辜的小孩子，可能還是一個有點笨笨的小孩子。但我其實在拍攝之後，我發現說不定我童年是一個壞的甚至有那麼一些算計的這麼一個人，演員反而演出了某種很模糊的地帶，是自己有很多小心思的。
龔子涵飾演小夏昊
李淳飾演夏昊
澎湃新聞：那比如說李淳，你會跟他溝通他演的其實是你嗎？你希望他呈現的狀態是什麼？
仇晟：我跟他對於角色會進行整體上的一個溝通，一方面因為涉及到一個關於他跟小夏昊的關係，所以我跟他講，你演的像是一個失憶的人，好像童年的很多回憶都找不到了，只是非常遙遠的模糊地在你心裡。加上他其實在美國長大，對大陸的有些環境一些東西還是挺陌生的，所以我就希望他就進入我們的拍攝場地的時候，保持他的那份陌生感，以及保持那種好奇的感覺。我們會在房間裡排練好一些臺詞，但拍攝的時候會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捕捉演員的那種和環境的距離感。
澎湃新聞：前面你也說到拍攝中攝影師是即興捕捉的，那麼其他演員表演的部分是不是也有很多即興的部分？這個片子的創作方法上本身是不是也是比較實驗的？
仇晟：我是先寫了童年那一部分的劇本，但是我帶著那些角色去找小演員聊，讓這些孩子們給出他們所理解的人物，他們會說什麼做什麼。拍完小孩子部分的戲之後，我再邀請成人演員來看了一些片段，也沒有刻意要求他們去模仿小孩子那些一一對應的事件和心理動機，但是可能看過了之後，他們心中就會有一個心理暗示，以及一種不自覺想要模仿的沖動。我通過這樣的方式在當中制造出兩條線和一些人物之間的聯繫。所以成人部分即興的成分就更大了。
當然拍攝前我也做了充足準備，有一個特別詳細的劇本，改了7稿，我跟攝影做了兩個多月的分鏡，但我的習慣是現場劇本和分鏡都放在包裡，基本上從來不打開，因為我覺得按照計劃來拍攝或者按照分鏡來拍攝，其實會阻礙我現場的直覺，因為每一天演員狀態不同，今天顯得疲憊，某一天又顯得很精神，這時候機械地去套用原來寫好的劇情不一定適用。所以我是希望拍攝的時候能夠睜大眼睛去看現場的氣氛和感覺。
澎湃新聞：電影裡其實是兩群人，除了主人公之外其他的一些人物設置是有什麼樣的考量？
仇晟：夏昊（李淳飾演）是一個外來的人，或者是重回故地的人，但異鄉愁很濃。燕子（黃璐飾演）是一個在地的人，但她好像絲毫沒有鄉愁，她的居住地塌陷並且遭受危險，反而好像是獲得了一個更自由的狀態。
《郊區的鳥》劇照
所以這兩個人之間就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對比，或者某種程度上來說，夏昊的鄉愁是不是太矯情了？或者說燕子的自由是不是太無情了？這樣的對比和辯證當中，我是想做出一點就是兩種不同態度。其他幾個人，韓工是比較相信理性和相信秩序的，螞蟻、狐貍這些名字是動物的人，他們有一些共同點，他們都很重視情誼，對情感的那種變化是很敏感。
澎湃新聞：說到動物，電影裡非常頻繁出現的兩個動物的意象，一個是鳥，一個是狗。作為導演如何「官方解讀」這兩種動物？
仇晟：鳥是他們小時候所失落的東西，或者說他們親手埋葬的東西，他們自己把鳥窩給捅了，鳥飛走了，成年之後的人又特別想把鳥給追回來，或者說特別想去找到這個鳥，但到最終一直都還沒找到。
對於我來講，狗或者其他動物也可以，貓或者是小鹿都可以，反而是一種大自然的指代。有些東西人看不見的狗能看見，然後狗會把消息傳遞給人，所以最後是狗帶著人去看那個洞。
「媽媽問電影院怎麼沒有我的電影，那一刻我有點想哭」
澎湃新聞：其實這部電影拍出來已經兩三年了，這中間都經歷了些什麼？
仇晟：這個電影最早是定檔在2019年的8月30日，當時想主打開學檔或者說暑期檔的末尾，也做了幾輪的宣傳。8月30號的時候，同檔期排進來好幾部片子，當時發行公司覺得競爭太激烈，所以就撤檔了。結果2019年的年末片子都排得比較密，沒有找到空隙，就想著2020年的春天上映。然後就碰到了疫情又冬眠了一整年。其實在年中的時候差一點就在愛奇藝上線上首映，就在合同快簽約的前一兩天得知電影院復工了。我的出品人李亮文也是一個有「院線原教旨主義」的人，最後我們還是想讓電影在院線裡走一趟，就決定今年的元宵節上映。
澎湃新聞：兩次面對上映，心態上發生了什麼變化？
仇晟：2019年有一件事情蠻戳痛我的，我們8月底撤檔，但9月2號我媽媽給我發了條消息，說「我到電影院去了，怎麼就沒有看到這部電影」。她資訊比較滯後。我就感覺我當時就有點想哭了，我還給她回消息說，不好意思撤檔了。之前一直想在電影院裡給我母親看這個片子，所以一直沒給她看過。
所以當時撤檔之後整個狀態是比較低落的，到2020年其實我對電影上映已經不報什麼希望，自己也在做另外商業的項目，以及在籌備第二部自己創作的長篇，所以已經把關於《郊區的鳥》的一些念想給封存起來，但是到年末的時候，我們又重提這個事情，最終決定在元宵上映。
現在也不敢抱什麼太大期望，就覺得它能夠被更多的觀眾看到，把一些之前沒能跟大家說的話，通過一些採訪或者映後交流跟大家說說就好。
《郊區的鳥》藍光碟封面
澎湃新聞：這個片子有個比較「奇葩」的經歷是還沒上映就已經發了藍光碟，又導致網上已經有了盜版資源，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嗎？
仇晟：這也是又一波重擊。因為這個片子2020年初在美國做了一個小規模的上映，根據合同就是美國的發行商制作了藍光碟，在亞馬遜還有其他平臺上發售，我們也試圖阻止他們這個行為，但是因為合同約定上面沒有限制條款，所以也不好說什麼。之後我是發了篇文章呼籲大家，希望不要制作和下載盜版，發完文章之後，可能有半個月都沒有看見什麼盜版，但半個月之後有一個國外的盜版組就把藍光給導出來了。也是實在沒辦法。不過我發現雖然說現在這個片在網上能找到，但其實也有很多人真的就是把第一次想留到電影院，我看到很多陌生的網友說他硬碟裡有資源，但他沒有看，想等著電影院裡看。我覺得也挺感激的。
澎湃新聞：你自己怎麼看待「成長」這件事？
仇晟：我覺得成長就是從一個所有可能性都有的狀態，變成一個只剩下幾種可能性的狀態。從一個去全方位發展的狀態，慢慢變成隻發展某一些特質或能力的狀態。
比如兒童時期我們跟自然好像有一個特別完整的連接，我們也可以成為任何人，可以成為科學家，可以成為音樂家，有全部的可能性，然後成長在當中選擇一條路走，會把其他的可能性都放棄。我覺得是一個喜憂參半的過程，憂的是好像會丟失其他道路，喜的是至少有一個你的生命中有可能是實現了的。
可能就像影片結尾一樣，你走到你的那條路上面，轉頭看一看，就看見在另一條路上的夥伴，你們已經沒法跨越出自己的路去跟對方相遇，但是你們還可以互相望一下對方，和對方致以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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