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

文 | 袁南生

我來印度工作後，多同三種人打交道，一是政府官員，二是企業界人士，三是知識分子。我感到，中印兩國這些人員中，相比之下，區別最大的是知識分子。印度知識分子是如此特色鮮明，風格突出，確實值得中國人，特別是值得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琢磨和研究。

固守自己的獨立人格

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剛好一個月時，應邀出席印度商人商會成立94周年慶典，慶典上有兩位主賓講話，一位是代表印度中央政府專程從新德里趕到孟買與會的印度公司事務部長，另一位是《印度時報》的一位著名編輯。兩人在講話中都多次提到中國。那位部長說，中國為什麼比印度發展快？這是因為中國全國一盤棋，印度則是一盤散沙。接下來是編輯發言，這位編輯一開口就明確聲明不同意部長閣下的觀點，說中國發展快是因為政策正確，印度落後了是因為政策錯誤，政策錯了，如果全國還要一盤棋，則會更加落後。主賓講完後，主持慶典的印度商人商會秘書長莫格利說，今天的主賓發言是印度民主的典範，我們很高興新任中國總領事出席了我們的慶典，我們為他的國家取得的成就表示欽佩。我當時的第一個感覺是，這不是公開唱反調嗎？一個報紙編輯居然敢於在正式的場合公開發表同中央部長不同的意見，敢於公開批評上面的政策是錯誤的，這是我從未經歷也是不可能料到的事情，因而，說我當時深感震驚一點也不過分。後來，這樣的情況又碰到數次。我為此專門請教過印度朋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這有什麼奇怪嗎？難道可以把你認為是紅的東西說成白的嗎？他們說，這是印度知識分子應有的特性，堅持操守，不說違心話。

使我感受最深刻的當然是我經常接觸的一批印度知識分子朋友，他們都有著不見風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可貴人格。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馬昌德博士，中印建交50多年來，不管兩國風雲多麼變幻，不管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人如何議論，始終免費為中國駐孟買總領事館的外交官及其家屬看病，即使深更半夜，即使已70多歲了也隨叫隨到。曾留學海外的老科米卡先生，冒極大的風險，為中國駐孟買中資機構提供幫助。當駐孟買一家中資機構因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不得不緊急關閉、人員緊急回國時，一些重要的資產資料委托老科米卡保管，30年後，當中國總領事館在孟買復館時，這些資產資料完璧歸趙，一份不少地交回中方。當一些人因老科米卡堅持中印友好而譏諷他是「中國共產黨員」時，他泰然處之。當我向他表示敬意時，他幽默地笑著說：給中國朋友幫忙就是「中國共產黨員」，成為中國共產黨員有這麼容易嗎？

印度知識分子的自尊和自重在多方面可以體現出來。我到印度快兩年了，從沒見過或聽說過哪個印度學者為趨炎附勢而濫招高官、大款為自己的「博士」、「碩士」弟子，沒有哪個印度知識分子為了金錢或其他私利而為不學無術的大款或權貴「著書立說」以「評定職稱」或樹碑立傳，沒見過哪個印度讀書人寫《厚黑學》、《怎樣拉關係》、《如何取悅你的主管》之類的暢銷書，告訴人家如何為了私利而玷污名節、不顧良心，也從未聽說有誰為了考上大學事先需拉拉關係，有誰為了考上研究生需要事先嚮導師進行感情投資，也沒有聽說哪個讀書人剽竊他人的學術成果。順便說及，在印度市場上，基本上沒有盜版書，沒有盜版軟件和光盤。

樂於行善，同情和幫助弱者

印度知識分子具有人類終極關懷精神，純粹的知識分子在20世紀有兩位代表，第一位是亞洲第一個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第二位是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與此同時，還有兩位享有世界聲譽、具有宗教般獻身精神的聖者：聖雄甘地和德蘭修女。至於和白求恩大夫齊名的國際主義者、印度年輕的知識分子柯棣華大夫，在抗日戰爭時期前往中國幫助抗戰，為中國人民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事跡，更為中印兩國人民所知曉和稱道。作為印度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他們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印度知識分子的獻身精神。我在印度工作期間，常常親身感受到這種精神。

來印度後不久，我專門到柯棣華大夫的妹妹家看望她們。柯有三個妹妹住在孟買，三個妹妹住在一塊兒。柯三妹曾在聯合國工作，和五妹一起終生未婚。柯家是婆羅門出身，柯大妹和柯五妹是醫生，作為醫生世家，作為最高種姓，她們本有條件可以生活得更富裕、更舒適，但是，她們一生常常為病人義務看病，不取報酬。住在一起相依為命的這三個姐妹，一生的事業都在行善積德，如今她們已風燭殘年，家里除了一台舊的小電視，其他一切都與現代化無緣。由於家中沒請保姆，身為大夫的70多歲的柯五妹，每天還負責三姐妹的飲食和其他家務。然而，她們為她們的哥哥60多年前犧牲在中國而自豪，為她們一生為病人和窮人服務而無悔。現在，柯棣華大夫家親戚、後人中至少有40人以行醫為生，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診所，他們一方面在自己的診所里救死扶傷，另一方面定期到大醫院義務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作為體現印度知識分子終極關懷精神的代表，我從未聽說哪個印度人說他們「傻」，相反，他們在社會上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順便說及，柯棣華大夫家族中的許多醫生和馬昌德大夫曾分別告訴我：在印度，任何在私立醫院工作的醫生，或者是自己開有私人診所的醫生，每個禮拜都必須至少拿出一天時間，到公立醫院免費為病人看病。

在印度，一些知識分子還帶頭髮起不買洋車、不穿洋布、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工業。印度知識分子一方面在口頭上為貧者、弱者呼號吶喊，另一方面在行動上盡其所能為貧者、弱者辦實事。在印度，除電影、馬戲外，對觀眾來說，觀看其他演出都是免費的，參觀畫展和其他公立博物館也是免費的，許多藝術家經常深入到農村演出，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為知識分子一部分的藝術家為大眾服務、不以贏利為目的的高尚情操。科學家經常免費舉行科技講座，科技館免費開放。至於大學教授們為貧者、弱者服務，這更是一種自覺，一種傳統。他們常常組織一些生活相對優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利用周末去鄉下為農民提供技術輔導、教育培訓、法律咨詢、醫療服務等等，一切都是免費的，還得自己帶幹糧。他們長期如此，可以說樂此不疲，從好些年前一直堅持到現在。

我對面的鄰居潘特先生是孟買大學教授，他告訴我，20世紀90年代開始，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帶頭投入到了全國掃盲運動，深入到農村千家萬戶，給無數的農民上課。他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計近十年待在農村做調查研究，搞實驗，幫助農民脫貧。許多為貧者、弱者服務的知識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願，毫無報酬和補貼。很多人在農村一待就是好幾年，他們自己動手蓋房子、種蔬菜、養魚和養雞，過著與現代生活方式完全隔絕的另一種生活，但他們很認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來求助的農民。

我常常思索：印度知識分子出於什麼樣的動力，這樣忘我地工作和奉獻？印度友人告訴我，這是甘地精神和印度文化傳統影響的結果。甘地在印度知識分子中有著神和偶像般的影響，他的愛國情懷、惻隱之心、自我節制和奉獻精神，是所有印度知識分子奉為真理的準則。特別是他倡導的義務奉獻和為理想而獻身的精神，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印度知識分子。甘地的榜樣發揚光大了印度傳統宗教文化，這種文化主張與世無爭，獨善其身，吃苦修行，貶斥享樂，突出奉獻，這使得印度知識分子大都看輕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質享受，一些人甚至一夜之間就決定把終身積攢的財富全部貢獻出來，用來造福社會。應該說，這是印度知識分子不求享受、注重獻身的精神源頭之一。

甘坐冷板凳

在國內，形形色色的「正高」、「副高」頭銜滿天飛，來印度後，同許多知識分子打交道，卻發現他們的名片上只標明是否是「博士」、「教授」，從未發現有人在名片上標明是否是「博士生導師」，是否是某種重大榮譽獲得者，除了博士和教授，也從未見過其他專業技術頭銜。印度博士和教授們的形象有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洋」的一面，更有身穿印度民族服裝，腳踏傳統涼鞋的「土」的一面，且「土」的一面更為常見。這種「土」，並不表明他們是不學無術的鄉巴佬，恰恰相反，印度知識分子許多曾留學海外名牌大學，能說好幾種語言，同國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印度學者具有良好的學術素質，對國際學術標準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較熟悉，與印度學者交談，很容易感覺到他有國際學者的風度，他們的一身「土氣」，只是表明了他們更注重與平民百姓打成一片，不刻意在外表上與大家有什麼不同。

印度知識分子對工作態度的最大特點是紮紮實實，不急功近利，沒有浮躁之風，讓他研究什麼課題，就研究什麼課題，不會挑肥揀瘦，只要工作需要，他會不厭其煩、不嫌枯燥，一如繼往地研究下去，腦子里幾乎沒有「跳槽」、「下海」之類的念頭。深圳華為集團在印度班加羅爾設立了華為印度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軟件技術專家，這些人工作都認真負責，相互協作，嚴格按程序辦事，從不自以為是。我多次陪同國內代表團到該所訪問，每次訪問，都能加深我的這一印象。華為研究所所長袁子文介紹說，如果你讓印度軟件專家幹什麼事，他會把你的要求形成文字，請你確認，然後開始工作，完成一個階段的任務後，又會請你對已完成的階段性工作成果和下一步的具體要求予以確認，然後又接著幹，如此循環反復，直至完成整個課題。美國的英特爾公司等上百家軟件企業在班加羅爾設立了研發機構，印度自身的軟件開發機構也急劇膨脹，在班加羅爾和印度其他地方對軟件人才的爭奪越來越激烈，但在華為研究所工作的印度軟件技術專家隊伍卻極少發生跳槽現象，盡管華為的工作條件和待遇並不比其他同類研究所有什麼優越的地方，這說明了印度知識分子更多地是重工作環境，重事業成敗，而不是把待遇放在第一位。

印度高校和科研單位是做學問的地方，而不是衙門。在孟買大學、班加羅爾大學等世界知名大學里，沒有一棟一棟的辦公樓，也沒有廳級、處級官員之類的概念，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工作的知識分子，基本選擇不是升官發財，因而很少有人去投機鑽營或傍大款，也沒有哪個高校為了創收去辦什麼研究生班，而是認認真真教書育人，老老實實做學問。只要你對印度知識分子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不得不佩服他們脫塵出俗、淡薄名利的境界和靜得下心、沉得住氣、坐得下來的本事。仿佛他們是社會中的另類，對金錢地位、吃喝玩樂的誘惑難得動心。正因為他們冷板凳坐得住，印度才能在一些科學領域特別是在某些基礎科學領域中占有領先地位。

2002年年底，印度塔塔科學院在孟買舉行世界數學大會，中山大學數學系主任、山東大學數學系主任等應邀與會。這兩位中國的博士生導師當時對我說：「印度數學家提交的論文水平之高確實出乎意料之外，中國數學家目前很難寫出來。」「什麼原因呢？」我請教他們。他們的回答是：中國學術界現在有一種浮躁的風氣，靜不下心來，為了評職稱、得獎項或獲得研究基金，有一點點成果就忙不迭宣傳上報，加之，不少優秀的人才不願搞基礎研究。相比之下，印度知識分子甘坐冷板凳，一個課題研究10年、20年甚至一輩子也心甘情願，自然比較容易出成果。

當我撰寫此文時，我的腦海里浮現出我熟悉的一個個印度知識分子的面容，我情不自禁地將中印兩國的知識分子做一番比較。

我想說，雖然印度是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10億人口中約5億是文盲，在許多方面大陸顯然領先於印度，但是，如果用國際上通用的科研經費、科技人才數量、科學著作、科研成果等指標來衡量的話，目前印度的科技發展水平已名列發展中國家前茅。

正因為印度知識分子潛心基礎科學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印度自獨立以來先後3次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醫學和經濟學獎，軟件業的成就更是舉世矚目。據印度軟件行業協會統計，僅10年時間，印度軟件業就將日本和歐洲遠遠拋在了後面，成為僅次於美國、雄踞世界第二的軟件大國。

近幾年，印度軟件業的年增長率均在50％以上。同時，印度獲得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的軟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軟件業做成了一個大品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大陸的科技競爭力在46個國家和地區中，連續兩年從13位下降至25位，而印度的科技競爭力一直排在大陸前面。

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占世界第8位，有18種科技雜誌被收入國際權威科學情報刊物《最新刊物目錄》。印度科技人員在國際科學期刊和國際科技會議發表的論文數量領先於大陸，特別是1995年在國際權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相當於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發表論文的總和！當然，我們不能說，印度這些成就的取得僅僅是因為印度知識分子樂於奉獻，甘坐冷板凳，但是，如果大陸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樂於奉獻的人越多，甘坐冷板凳的越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貢獻肯定會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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