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攜程，一面學術，梁建章的二度創業

摘要：青蔥少年時幸運地接觸電腦，後來開啟一路順風順水的學業，之後以海歸的IT精英身份選擇回國創業，再到在學術與商業這兩者間自由穿梭，梁建章放鬆地坐在椅子上，邊用筆在紙上畫著東西，邊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娓娓道來著這些角色轉變。」梁建章表示，他對於攜程的機構改革是態度堅決的，這與學了經濟學相關，他希望公司能夠自下而上地做一些改變，「我們總部就是要開明，現在攜程很多的部門得到了更多的授權，每一個部門都像一個小的創業公司，公司支持你去創業，這樣公司的速度和靈活性才會有所提升。

【吾國吾民】一面攜程，一面學術，梁建章的二度創業

陳秋

青蔥少年時幸運地接觸電腦，後來開啟一路順風順水的學業，之後以海歸的IT精英身份選擇回國創業，再到在學術與商業這兩者間自由穿梭，梁建章放鬆地坐在椅子上，邊用筆在紙上畫著東西，邊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娓娓道來著這些角色轉變。

時間回溯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門剛剛打開，中國以青澀的腳步與世界融合。人們的衣食住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清電視、網路、便攜式錄影機等新鮮事物撲面而來，整個中國的經濟開始騰飛。

彼時的梁建章11歲，正是剛剛懂事的年紀，對於新鮮事物總是充滿好奇，他說，「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批海外華人捐贈電腦給上海的學校，打著‘電腦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盛行了一波電腦熱，包括組建電腦興趣班、參加青少年程序設計大賽。」恰逢其時，他成為了中國最早接觸到電腦的小學生之一。這是很幸運的事情，在當時一台電腦的價格頗貴，高達上萬元人民幣，遠高於當時的人均收入，鮮少有家庭負擔得起。不僅如此，電腦的供給量也極少。

自從接觸到電腦後，他對電腦的熱忱可以說到了廢寢忘食的狀態，有一段時間至少要在電腦房里呆上十七八個小時。那時候一般家里還沒有空調，電腦房卻很涼爽。那時候也沒有外賣，老師特別照顧學生，會給學生準備吃食。老師的悉心教導，大家對電腦的共同興趣，一起做的電腦程序設計大部分也都比較成功。就是這顆早已種下的科技種子，對他後期的成長之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機會面前，不創業不太可能

從早早接觸電腦到15歲考入復旦第一屆少年班，梁建章的父母當時都很支持，也認為電腦就是未來的發展發向。同樣是因為對於電腦興趣，後來他大學本科就讀了復旦大學計算機專業。

1989年，20歲的梁建章考入了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攻讀計算機碩士。在美國的學習，對於他而言幫助很大。在完成碩士學位後，梁建章還繼續讀了一小段博士，但那期間，他愈加發覺學業對他的挑戰不再，於是他選擇到美國矽谷從事技術工作。

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的基礎設施、生活壞境、辦公環境等與國外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的發展開始進入了快車道，有了做「中國夢」的機會，大家創業、投資的心開始騷動。這期間也是「海歸」的黃金時期。

也是在這段時間，中國進入了互聯網創業最熱鬧的階段，門戶時代的網易、搜狐和新浪三大天王誕生，中國互聯網BAT——百度、阿里和騰訊創立。

梁建章於1997年選擇回國發展，他對記者坦言，「這也是一個非常有阻力的決定。」但起初梁建章回國並沒有急於創業，而是擔任Oracle的中國區技術總監，負責不少重大的項目。

梁建章平時很喜歡旅遊，此前他和馬子在海外旅遊，基本上是自己開車自由行，那個時候海外也可以通過互聯網、電話定酒店，很方便。「後來回到中國，國內最傳統的旅遊形式是跟團，導遊目的性很強地拉著遊客購物。那時海南購物導遊十分賺錢，所有的遊客都會排隊買東西，珍珠之類的物品利潤也是奇高，旅行社都非常賺錢，但我也不了解這個行業賺錢，只是覺得跟團的體驗真的不好。」梁建章說。之後他也曾選擇自己去玩，但是在中國訂酒店需要事先跑到旅行社簽一堆東西、交錢，也不知道哪個酒店好。有一次沒有這麼做，結果不得不全城找酒店，感覺很糟糕。1998年，中國的旅遊業規模達2391億元人民幣，旅遊是老百姓的第二大支出，甚至還高於汽車。梁建章也看到旅遊業的增長空間，而且他屬於少有的矽谷海歸，有從事多年IT研發經驗，「在機會面前，真的是不創業不太可能。」梁建章回憶稱。

正是因為梁建章親身體驗了中國旅行的「差」，他才感到中國的旅遊行業潛力巨大。於是梁建章做出一個大膽的舉動，離開原公司自立門戶，創立攜程旅行網。

有了想法就要快速落地、形成團隊，這是創業的關鍵。梁建章和幾個相熟的朋友沈南鵬、季琦一拍即合，成為公司最初的創始人。三人都各有所長，梁建章有多年技術研發背景，沈南鵬是獨具慧眼的投資銀行家，季琦有連續創業的豐富經驗。三人也都跳出了原來的舒適圈，全力以赴地想把網站做好。後來，為了更好的開拓市場，梁建章又尋來對旅遊行業深有見地的上海旅行社總經理范敏加入團隊，自此攜程管理團隊成型。

2003年12月，攜程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彼時的攜程成為中國在線旅遊服務商第一股，也是截至3年前，納斯達克市場開盤當日漲幅最高的一只股票，當日收盤較發行價上漲幅度達88.56%。梁建章說，公司發展順利，也讓家人改變了起初對其回國決定的不滿。

學術與商業間的平衡

「人生的意義在於始終有所追求，一輩子能夠做不同的事情，體驗過不同的經驗。」在創業、賺錢的精神需求滿足後，梁建章做出了一個比較瘋狂的決定，也是他人生的另一個目標。

2006年，梁建章從風頭正旺的攜程淡出，辭去了CEO的職位，開始了新征程，就讀史丹佛大學的博士。「企業家在公司發展階段，完全退出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不僅在中國，在全球都是很少見的。」梁建章坦言，造成這個選擇的誘因是，此前，他的腦海中一直徘徊著「書還沒念夠」的想法，對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研究很感興趣。而且當時的他已經年近34歲，讀書一事不宜再拖，一方面年齡漸長會讓他的學業相對吃力，另一方面如果到了40歲，教授也肯定不會願意收這樣的學生。

2011年，梁建章獲得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創新、創業和中國勞力力市場，他稱，其中創新可以有很多角度，人口就是一個比較新的角度。

2012年4月，他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李建新出版了《中國人太多了嗎？》，結合各國的經驗和中國發展的特點，論證中國人口發展政策，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呼籲只有盡快放開生育政策，中國的發展才能持續。就是這樣，「人口學家」的標籤也逐漸烙印在了梁建章的身上。在中國，他現在還有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教授。

但是就在這期間，攜程慢慢出現了業績增長瓶頸、股價低迷的情況。2013年，攜程向他發出求救的信號。當時梁建章還在學校教書，臨危受命，他毅然選擇回歸。2013年2月21日，攜程宣布任命梁建章為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並兼任攜程旗下負責旅遊相關業務的攜程旅遊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此次任命自2013年3月1日起生效。

在梁建章看來，那時的攜程和創業時候相比，緊迫性會更強一些，創業時候可能有盈利的壓力，但是那時的攜程看到有對手，在各方面可能要超過自己，「作為一個企業家，當時就是要打硬仗。」梁建章說。

這時期移動互聯網的浪潮襲來，又激發了新的市場機遇，梁建章認為，這也正好是攜程可以翻盤的機會。公司開始全面投入移動互聯網，加強價格戰策略。2014年4月15日早上，梁建章發內部郵件稱，「我回攜程，不是為了名，也不是為了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體驗二次創業的艱辛。」

兩年後，梁建章又辭去攜程CEO，僅擔任執行董事會主席，專注於公司的創新、國際化、技術、投資和戰略聯盟。梁建章也沒有放棄學術研究，他自己說，「現在工作占據了我接近70%的時間，工作以外，其他時間都在做人口方面的學術研究。」

隨著梁建章對於人口問題的發言頻次越來越多，在人口方面的學術成果也日益凸顯，外界對於梁建章現在的狀況評價為「被攜程耽誤的人口學家」，但他本人不這麼認為，「如果現在百分之百做學術的話，可能不只是人口方面，其它方面也會有所建樹。」「人口對創新來說很重要，旅遊業也同樣重要，經濟學的方法也可以應用到公司管理。」梁建章表示，他對於攜程的機構改革是態度堅決的，這與學了經濟學相關，他希望公司能夠自下而上地做一些改變，「我們總部就是要開明，現在攜程很多的部門得到了更多的授權，每一個部門都像一個小的創業公司，公司支持你去創業，這樣公司的速度和靈活性才會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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