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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是一個小兒科，未來最大的產業應該是人工智能。
華為不會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這樣只會得到一個封閉的結果。
在互聯網時代講科技脫鉤，講劃分區域自治，這恐怕不現實。
我們不是授權給所有西方公司，我們是要獨家授權給一家西方公司。我們認為這家公司應該是美國公司，因為歐洲有自己的5G，韓國和日本也有自己的東西，但美國現在缺這個。
我們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不謀求財務報表變好，我們謀求的就是實力的增強，就可以了。所以沒有什麼事情限制住我們。
誰也不能睡懶覺，睡懶覺起來可能就會死亡。只有狼攆著羊跑，羊才是最健康的，所以我不擔心有公司把華為打垮，真正要把華為打垮我才會高興。
……
9月26日下午15：00，第二期《與任正非的咖啡對話》在華為坂田總部舉行，華為創始人兼CEO任正非與全球頂級計算機科學家、人工智能專家和未來學家Jerry Kaplan，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大英帝國勛章獲得者、英國電信前CTOPeter Cochrane，以及華為公司戰略部總裁張文林進行了長達100分鐘的交流和談話。
對話中，三人圍繞「創新」，「規則」與「信任」三大主題，討論5G和AI等新技術的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問題和挑戰，大數據時代，新技術獲取數據與個人隱私保護的衝突，以及尺度問題。任正非還深度解答了此前自己「賣5G」的說法，並對備受關注的華為「發債」融資，以及財報增速等方面做出了回應。
要把5G技術授權給西方？
——有信心跑贏，所以有信心開放
主持人：任總您提出將華為所有的5G技術授權給西方公司，您提出了這個提議，有沒有收到任何意向方的聯繫？
任正非：我們不是授權給所有西方公司，我們是授權給一家西方公司，是獨家，讓一家公司獲得我們的許可，這樣才有規模市場給予它支撐。我們認為這家公司應該是美國公司，因為歐洲有自己的5G，韓國和日本也有自己的東西，它應該在改進和發展過程中調整。
而美國現在缺了這個東西，我們應該給美國公司獨家許可，而且它應該在全世界跟我們競爭，不只限定在美國這個市場範圍，可以在全球範圍，當然，火星、月球、太陽除外，在其它地方，大家可以共同競爭。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我們跟全世界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繼續起跑，我相信在第二輪起跑中可能我們也會勝利。
我已經講了，5G是一個小兒科，未來最大的產業應該是人工智能，我們希望在人工智能中我們不要造出第二次實體清單，因為人工智能第二次實體清單是不可能存在的，它是以軟件為基礎的，我們可能會超越，但我們不希望再次出現衝突，我們希望共同為人類提供服務，共同為新社會提供服務。
Peter Cochrane：我覺得現在存在一種扭曲的情況，科學家、工程師以及整個公司都有不信任，我覺得這是政治問題，問題不在於技術或是從事技術的人，而是政治問題，這並不是對於技術的恐懼。你看，3G、4G也有類似的恐懼，但有一些差別，現在是社交網路放大了這種影響，因為大家認為只要數量多就代表著正確性，如果很多人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那麼它就會成為大範圍的影響。
主持人：任先生，我來說一下您剛剛說的授權，5G給一家美國公司授權的內容是什麼？硬件、軟化、源代碼？
任正非：首先，所有的專利是公平地、無歧視地授予這個公司。第二，在5G這個專有技術上，沿承其源代碼、硬件技術、測控、交付、生產的經驗，包括他如果需要的話，晶片設計也可以授權，我們希望將來在新的起跑線上和歐洲、日本、韓國、美國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再次起跑，再次共同為人類做貢獻，因為我們有信心能跑贏，所以我們有信心開放。
主持人：您聽上去特別大度，但這給了其它公司很多機會，讓它們成為巨大的競爭對手，您有可能會喪失5G的主管地位，您願意接受這一結果嗎？
任正非：我們引入了強大的競爭對手，就能迫使我們公司的19萬員工誰也不能怠惰，誰也不能睡懶覺，睡懶覺起來可能就會死亡。現在光靠我督促員工好好幹活是不行的，只有狼攆著羊跑，羊才是最健康的，所以我不擔心有公司把華為打垮，真正要把華為打垮我才會高興，這說明世界更加偉大、更加強大了。但如果沒有把華為打垮，華為跑得更快，跑得慢的羊被吃掉了，我裁掉跑不快的員工，這些員工都被狼「吃掉了」，有什麼不好呢？所以我不認為競爭對手會帶來威脅，而是會帶來一種鞭策，促使我前進。
是否可能出現科技脫鉤？
——華為不會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
主持人：信任問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哪怕你說我願意簽這個（無後門）協議，但如果我就是不信任你呢？任總覺得（現有狀況下）你們是否會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這是否會迫使你們開發自己的技術呢？
任正非：我的態度是很簡單的，哪個公司願意供給我們零部件時我一定是要購買的，我寧可自己的零部件少生產一點也要買，這是為了維持全球化，我不會走完全自力更生的道路，這樣只會得到一個封閉的結果。現在這種臨時被迫狀態時的行為不代表華為公司的長期理想，我們的長期理想還是要融入這個社會，融入這個世界，我們不會帶頭去做這件事情。
現在美國公司不斷地改變，對我們恢復供應，我們是很歡迎，很高興的，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忌諱，所以我們希望世界千萬不要脫鉤，好不容易融成了一個技術的統一體，再脫鉤了，對於人類創造新財富是不利的。
這位教授剛才講了，市場劃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只會帶來高成本，技術做到（分割）是沒有問題的，但會帶來高成本，全球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使優質服務降低成本，讓全世界70億人民受益，這才應該是我們奮鬥的理想，劃江而治、劃塊經營，不應該走向這樣的行為。
觀眾提問：關於任總願意賣5G技術給美國公司的提議，這是否意味著華為公司現在已經可以不依賴美國技術和供應商做5G產品和設備？可不可以請任總澄清一下現在華為在發貨的5G產品是否已經剔除了美國的元件。
任正非：我們是不是完全脫離了美國的供應也能生存？應該是事實。但我們還是可以使用美國的零部件來做，8月、9月我們對新版本切換進行磨合性實驗，這個磨合性實驗美國也只差5000個基站，到9月、10月份以後就開始量產了，今年產量是60萬個基站，明年是150萬個基站，當然我們還是渴望西方恢復對零部件的供應，因為我們與西方公司朋友已經相交三十年了，人還是有感情的，不能光為我們賺錢，讓朋友不能賺錢，我們不可能這麼做。
主持人：我來問一個有挑戰的問題，假如未來真的出現了兩個系統，出現了（科技）脫鉤，那一定會造成很多不確定性，您覺得在這樣一個世界中誰會獲勝？美國獲勝？還是最終中國獲勝呢？任總怎麼看？
Peter Cochrane：我覺得會是中國和客戶。大家要知道，美國的人口可沒有那麼多，那你覺得人們會走到哪里去呢？
張文林：哪一個標準更加開放、更加擁抱全球，哪一個就會贏。因為我們在通信領域已經經歷過這個歷程了。
在通信領域2G時代，有一個技術是比另外一個技術好的，但它的標準是相對封閉的，而另一個標準非常開放（3GPP），所以經歷了3G、4G到5G，全世界都擁抱了3GPP的標準，而另一個本來非常先進的技術以及投資這個技術的所有公司，都走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上，我們公司親歷了整個歷史，所以對於這一點，擁抱全球、開放創新、合作共贏，我們是發自內心地堅信這一點。
任正非：我認為全球產生兩個生態和分裂的可能性應該不存在。第一，雖然隔離了我們跟美國的科學家和教授的往來，但教授總要發表論文吧？他們發表了論文我們總是能看到吧，土耳其教授論文發表的第二個月我們就看見了，美國論文發表後，第三年我們總會看見吧，看見後也會對我們的科技產生影響。
盡管美國可能跑在前面一點，我們跑在後面一點，但來自喜馬拉雅山的雪水是同樣的。
現在美國還處在世界最領先的地位，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也有最強大的科技，它就像喜馬拉雅山頂的雪水一樣，如果科技脫離了，喜馬拉雅山頂的雪水不準流到下面，下面的莊稼就幹死了，莊稼幹死，上面的雪水也沒有得到什麼利益。
應該是上面的雪水流下來，澆灌山下的莊稼，從莊稼里分取一部分利益，這樣世界就走向了全球化的目標。如果美國做了很多好東西但不賣，那怎樣使美國這個國家變得繁榮富強呢？它如果不去賺錢，科學技術不能變成商業、不能變成商品、不能占領全球市場，那它的經濟多萎縮呀？
因此，我認為客觀事物排斥哪一家都不可能脫離這個世界，哪一家都不可能重建一個區域性環境，只不過做到它的形式比較坎坷，有個教授寫《世界是平的》，我相信是平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冰川，過去會很痛苦，走在冰川上也要小心一點。但不管怎樣崎嶇，世界的道路都是通的，現在已經是互聯網時代了，在互聯網時代講科技脫鉤，講劃分區域自治，這恐怕不現實。
剛才張文林也講了，到底哪個標準會勝利，2G時代CDMA占據技術優勢，GSM那時候沒那麼好，誰救了GSM呢？中國，因為中國不接受CDMA的苛刻條件，大量買GSM，那時候在中國打GSM電話，打打就斷了，但它不斷地修改，3GPP在這個環境中迅速前進，更加開放，數千家、數萬家、數十萬家湧進來做，用戶3GPP這個標準，這樣就形成了生態、推進了生態，這個生態也就推到了今天的5G。所以5G的勝利實際上是3GPP這個組織的勝利。
主持人：似乎您是100%的確定這種技術脫鉤不會發生，您願意再說一遍嗎？您確信不會發生脫鉤？
任正非：我為什麼確信不會脫鉤呢？在互聯網時代，傳播已經很廣泛了，美國教授的論文不可能放在冰箱里誰都看不見，美國的工程師如果看不見，美國也無法做出產品來呀。只要他一放出來，互聯網上誰都能看見，看見的人就會跟著美國這位科學家的理論走，也可能會跟著歐洲科學家的理論走，或者跟著俄羅斯數學家的步伐走，最後就形成了同一個平層的生態，這個生態可能有高低的差別，但從整個生態來說，應該沒有絕對的差別。
主持人：Peter，您的看法？
Peter Cochrane：在歷史上，我們從來沒看到過孤立能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公司、國家還是任何組織，我認為任先生是對的，這只是時間問題，孤立不能成功。
大數據時代，如何看待隱私保護
——完全過分的保護造成的對社會的傷害
主持人：Jerry很高興聽到「數據」一詞，在西方、在美國，很多人都關心數據保護、隱私保護，任總，我接下來說的請您判斷是否正確，中國更願意分享自己的數據，優化技術，這是中國的情況，數據保護、隱私保護是西方很關心的問題，您覺得這一點會不會對數據創新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任正非：我覺得不同國家對於數據和隱私保護的概念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人過去是一個最保守落後的國家，其做到在中國變得十分開放，年輕人每天都把他做的所有事貼到網上，是自己貼到網上，而不是別人貼到網上。我們說有安全問題，你千萬不要隨便放照片，但人們說，我就是要每天把照片貼到網上。這就是中國年輕人和我們的區別，他們認為他們什麼都不需要保護。
第二，我認為隱私保護要有益於社會的安全、有益於個人的安全、有益於社會的進步，完全過分的保護造成的對社會的傷害也是不好的。
我舉個深圳的例子，十幾年前在深圳每年騎著摩托車搶女孩子包的事件大概有1.8萬件，去年是0件；去年殺人命案有94宗，但全都破案了。中國的社會治安反過來比全世界任何國家的社會治安都好，特別是我們的孩子從國外回來以後，都覺得中國的治安好，但它也犧牲了很多人的隱私，包括我的隱私，我開車走到哪兒，錄影頭就把我拍下來傳上數據庫了。
但數據庫是有權限的，警察也不能隨便動用，警察只有經過批准才能查閱數據庫。通過這樣的保護，深圳的社會治安（非常好），連小偷都沒有了。當然，如果社會經濟變壞，還可能會出現冒險的行為，但基本上慢慢都沒有了，這對於生產發展和就業發展都是有好處的。
這些都在改變，整個中國都在改變，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的概念總說這一點不能侵犯，那一點也不能侵犯，這卻造成了社會治安不好，特別是美國，動不動就出現槍殺案，如果美國犧牲一點隱私，發現這個人帶了槍去商場，那警察就會當場制止，避免出現這樣的事件。由於要保護（犯人的）隱私，讓更多人的生命沒有得到保護。
對於隱私保護這個事情，我們還是要科學分析、科學管理，特別是一個主權國家，對於信息怎樣管理、對數據怎樣管理，這是每個主權國家自己的事情，不要跨世界統一一個標準，不能說我的國家是這個標準，你的國家也必須是這個標準。只要這個國家在不傷害好人的情況下能保護好人，有利於社會治安，這個主權國家有權對自己的數據進行管理。
Jerry Kaplan：我覺得在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隱私保護法律，因為它涉及到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和法律問題，中國和美國就不一樣，這存在著歷史原因。歐洲也有不一樣的法律要求。
AI是需要大量數據的，中國有數據，所以可以更好地用好人工智能，也因此中國從AI中獲得了更多實惠。包括數據集，也是中國更加豐富，首先，中國有更多數據，美國沒有那麼多數據，美國甚至不能理解這個數據量有多重要。
在上海時我就發現上海的人口比得克薩斯州的人口還多，在中國會說英語的人比美國會說英語的人還多，所以我覺得美國還沒有明白量的概念，如果能有更多數據，並且建立更多數據關係、建立數據集，那就可以更好利用AI，在中國這更容易做到。
主持人：您覺得中國出台隱私數據保護法律是否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任正非：應該出台隱私保護法，而且應該非常嚴格，要非常嚴格地處置非法獲取和非法利用數據的。我剛才講的是主權政府，警察或是有司法權利的人應該可以掌握數據，而不是指普通老百姓。
我們始終還是支持GDPR的歐洲體系，我們的設備要堅決做到這一點，我也支持我們國家不斷在信息管理上一步步進步，我認為這兩年有不少進步，前兩年混亂得很，這兩年好像已經有一點管制了，我認為應該逐步改變中國的隱私保護，讓大家生活在一種又方便又安全的環境中，是人民最渴望的幸福。
如何看待新技術？
——不要因噎廢食
主持人：任總，我們看到華為公司的科技發展這麼快，然而有些政府官員是不理解技術的，我覺得剛才您說官員不理解技術可能都說輕了，有些人甚至可能覺得技術不好，如果他們不能理解新技術，他們怎麼能夠設立規則來管理呢？
任正非：我覺得整個社會都要對新技術寬容，因為沒有學術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創造和發明。當創造和發明出來時，它有時可能是有利於人類，也有可能不利於人類，只有在創造發明之後我們才會慢慢認識。
比如原子彈的發明是有害於人類社會的，但如果我們對原子彈做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就使用了原子能，在原子能這條道路上，現在越來越造福人類了。
在很多事物上，我們對於新產生的技術要更多寬容，如果科學家對於新事物都採取傳統觀點給予評價，那我可能新技術的誕生是很困難的，人類社會進步就像中世紀一樣緩慢，特別是基因技術，基因技術的出現將來是有利於人類，還是哪些不利於人類，最終要由時間來證明，可能它是有害於人類，可能少量人的實驗也可能會帶來幾十億人的幸福，但現在我們不能一概排斥。
人工智能在我們公司主要是用於生產過程改進和產品的改進，沒有進入社會倫理的研究，但社會學家對於人工智能提出了若干想法，我覺得做到的時間至少是三十年以內，不會出現社會學家所想的問題，所以對於人工智能的問題我們也應該寬容一些，別老是阻礙人工智能的前進。
一些新技術、新科學、新思想總是會突破人們的傳統，總是不被多數人接受，有時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如果少數人手里擁有互聯網投票評價，他們一定是否定的，因為多數人不明白。
所以我們認為有時候要保護少數，政府的政策、法理、社會道德、社會寬容度，都要對少數進行保護，即使他們會走到邊緣，我們還是要寬容他們走回來，不然的話社會進步就會遲緩，國家競爭力的提升也會緩慢。
就像我們公司，剛剛成長時是成長於中國經濟剛剛改革開放的時代，那時候是因為2000萬知識青年要從農村回到城市，回到城市之後無法就業，因為青年人不願意在農村艱苦和孤獨的環境中，所以他們鬧事，鬧得很厲害，國家就同意他們回到城市，但城市無法安排工作，只能允許他們去賣大碗茶、賣饅頭。
中國的私營企業就是這麼誕生的，從賣大碗茶、賣饅頭誕生。國家又出了文件，超過（雇傭）五個人、八個人就是資本主義企業，是不允許發展的，我們那時（雇傭的）已經不止八個人了，但我們還是要感謝地方政府對我們的寬容，沒把我們打進資本主義的籠子，一步步地寬容讓我們發展壯大。
現在我們每年要給世界各國的政府要交200億美金的稅，我們對世界的貢獻至少是200億美金的稅，還不說我們員工的消費，帶來各種促進社會的進步了，如果沒有早期對我們的寬容，也就沒有今天的華為。我認為我們對於新生事物要給予更多寬容和自由，這樣我們才能創造美好的明天。
華為為什麼要發債融資？
——就是要在情況最好的時候發債
觀眾提問：關於華為的融資計劃，這個月我們見到60億的中票里面顯示華為似乎總體註冊準備發債的金額是300億，能否請任總給我們確認一下這輪總體融資計劃是不是300億或者更多？大概在什麼時間表之內計劃完成，第一次選擇在國內發債是否因為在困難時期國內銀行有一些優惠政策支持？
任正非：關於發債這個事情事先我並不知道，發債之後我看到外面的新聞才打電話問我們資關部門的人為什麼要發債，他們說我們必須在情況最好的時候發債嘛，增強社會的了解和信任，不能到困難時才發債。這是第一。
第二，發債成本是低的，為什麼呢？如果我們增加員工對企業的投資，成本太高了，分紅（的成本）太高了，融資才4%，（成本）低得多，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增加融資這個方式呢？
第三，過去我們主要在西方銀行融資，但現在西方融資管道慢慢的不是很通暢了，那我們就改在國內銀行融資試試看，過去國內銀行利息點比較高，現在我們看這個東西，最終融資是300億還是200億，現在我還不是很清楚，反正他們願意發多少債就發多少債吧，因為我們的資金比較寬裕，寬裕到錢多了，我們希望能對大學、科研機構等組織多給予一些支持，支持世界的發展，而不能狹隘地只維護自己的利益。
來源：第二期《與任正非的咖啡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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