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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謝林幣的方式來衡量貨幣價格，主要問題在於「不清楚這種共識有多穩定」，Vitalik認為有3個因素會影響該機制的脆弱程度：（1）參與者是否有共同的動機將結果偏向某個方向。這個問題出自Vitalik於2014年11月11日發表的文章——《探索穩定的加密貨幣》，寫作背景是面對價格極具波動性的比特幣，探討加密貨幣的價值衡量及發行方式。
春節閉關在家，靜下心來讀完了《理想》這本書，書中收錄了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 Buterin從2013年到2018年的優秀作品，話題涉及密碼學、經濟學、可擴展性、權益證明等。從時間的脈絡來看，Vitalik近兩年的文章多是與以太坊相關的技術提案，而早期的文章中，他提出了很多普適性的問題和思考，如今依然引人深省。
經濟學和博弈論是加密貨幣協議分析的關鍵部分，Vitalik也認為「我們在理論上所欠缺的不是對先進計算機科學的無知，而是對經濟哲學的不了解。」因此，筆者選取了書中與經濟學有關的3個問題，今天來看，有什麼新的啟發？
1．交易費用應該市場化嗎？
2014年2月1日，Vitalik發表了一篇以《論交易費用與市場化解決方案的謬誤》為題的文章。我們知道，比特幣協議沒有強制交易費用，完全取決於礦工的心理價位。但Vitalik認為，交易費用市場化並不算是一種良性的解決方案，不僅可能成為一場隨機性的猜測遊戲，而且有可能威脅整個網路的可擴展性。因此，在以太坊協議的模塊中，除了挖礦功能，費用結構是最善變的。
為了尋找更優的方案，Vitalik引入了「庇古稅」的概念。「庇古稅」作用方式很簡單，就是通過某種機制來計算消耗一定數量的公共資源的總淨成本，來計算每個消費資源的人平均單位所要支付的成本，這里的資源可以是網路算力、空氣純度，甚至是污染成本。
但是市場無法提取人們的偏好，比如人們需要獲得多少收益才願意忍受特定程度的污染，那麼該如何設定價格呢？有4種方式：（1）由哲學王來設定價格，當價格不再發生變化，他再消失；（2）哲學王對價格保持主動控制；（3）使用某種民主機制；（4）使用某種市場機制。
Vitalik當然更傾向於第3種方案，他在文章的結尾簡略描述了工作量證明協議和權益證明協議如何完成這種構想。今天我們有無數的文章探討共識機制，但我認為「交易費用應該市場化嗎」這個問題依然值得思考。進一步的疑問還有，交易費用是否應該主動定價？它的計價單位是否應該為波動型代幣？畢竟越來越多的公鏈項目出現了穩定幣和波動幣的雙代幣模型。如果交易費用不採用市場化的方式，那在跨鏈生態中該如何計價？
2．如何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衡量貨幣的價格？
這個問題出自Vitalik於2014年11月11日發表的文章——《探索穩定的加密貨幣》，寫作背景是面對價格極具波動性的比特幣，探討加密貨幣的價值衡量及發行方式。Vitalik從內生方案和外生方案兩個角度進行了論證。
內生方案，即嘗試利用網路的內部變量來衡量價格的機制，比如比特幣的挖礦難度的衡量；外生方案，即試圖從外部對某些精確指標進行價格衡量的機制，Vitalik引入了「謝林幣」這個概念，這是他提出但未經測試的試驗。
用一個例子可以很好理解，兩個囚犯被單獨關押，警察分別給他們幾個數字，如果兩個人能挑選到同一個數字，那麼他們就會被釋放，這些數字包括：「14237、59049、76241、81259、100000、157604「，對於囚犯來講，這些數字都是隨機的，但1000000無疑是特別的，而且他們也會認為對方覺得這個數字最特別，這就是」謝林點「。
不清楚「謝林幣」運行機制的話，可以閱讀Vitalik在2014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謝林幣：只需最小信任的通用數據反饋》。它的本質就是一個無線遞歸的邏輯鏈條，除了它自身最終不會被任何東西所制成，但閱讀的加密貨幣用戶應該非常願意依靠這些概念。
用謝林幣的方式來衡量貨幣價格，主要問題在於「不清楚這種共識有多穩定」，Vitalik認為有3個因素會影響該機制的脆弱程度：（1）參與者是否有共同的動機將結果偏向某個方向？（2）一旦系統不具備真實性，那麼價值是否會被削弱？（3）對特定方案的「可信承諾」是否有可能做到？
這一機制後來被用於加密資產抵押穩定幣的實踐中。因為超額抵押清算機制下的穩定幣依賴於抵押物當前的市場價格，但區塊鏈無法從外部世界獲取任何數據，如何獲取現在的價格呢？第一種方法是人為持續地將市場價格上傳到區塊鏈上，這樣顯然容易被操控。第二種方法就 是使用謝林幣的機制。首個使用此方案的穩定幣是Dan Larimer在2013年發行的BitUSD，用BitShares作為抵押，現在影響力最大的後繼者是MakerDAO的Dai。
如何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衡量貨幣的價格？它可以擴展為，如何用去中心化的方法來量化真實世界的變量？這個命題如今被稱為「預言機問題」，是亟待解決的，人們希望依靠這些系統來引導資產數量的轉移。MakerDAO系統的穩定性同樣依賴於底層的預言機方案，在經濟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它們能堅持多久，目前也還沒有定論。
3．超理性在DAO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2015年1月23日，Vitalik發表了題為《超理性和DAO》的文章，他在本文中首次引入了「超理性」概念，探討了超理性在DAO中的作用。
在博弈論和經濟學中，有一個假設條件，個體有可能採取兩種行動——要麼相互合作，要麼相互背叛。如果每個人都合作，那麼每個人都會變得更好。但不管別人怎麼做，每個人都會因為自己的背叛行為而變得更好，那麼最終結果是每個人都會選擇背叛。也就是說，個人理性導致了最糟的集體結果，典型案例就是「囚徒困境」。
而在現實世界中，組織通過交易機制、法律制度、道德約束等，保障了合作，解決了很多的「囚徒困境」。文章中引用了David D.Friedman的觀點，人類是實時操作的有限計算能力的機器，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考慮到所有的選擇。而且我們對臉部表情、身體姿勢等各種跡象有著共性的判斷，這就使得如果我想讓別人相信我是誠實、善良、樂於助人的，那麼我最好真的這麼做而不是假裝這麼做，這就是超理性的本質。但大型中心化組織，使得人們讀懂他人思想實際上變得更困難，互聯網雖然減少了信息的不對稱性，但同時也讓漏洞變得不那麼明顯。
超理性合作是人類合作的重要基石，Vitalik表示，更高的透明性是解決方案之一，而DAO顯然具備更高的透明性，它們的治理算法是完全暴露和公開的。他將DAO的超理性合作分為了2類，一類是具有內部狀態，但很少有自治，比如穩定幣、去中心化存儲；更進一步的是第二類，具有治理算法的DAO，能夠作出任意決策。這使得他們不僅能夠與人類客戶進行超理性商業交易，甚至還可能彼此之間進行交易。
Vitalik以此來解釋DAO的優勢，去中心化組織提出有利於透明治理以及保證不作惡的公益性依據，以及開放其最內在的源代碼來自原削弱自身的動機。筆者讀完後，卻有了完全相反的擔憂。DAO的確相對於中心化組織更可信，但對於對手方來講，這是一個可以完全計算的組織，那麼超理性實際上就會失效，完全轉化成理性分析。而博弈論已經告訴我們「不管別人怎麼做，每個人都會因為自己的背叛行為而變得更好，那麼最終結果是每個人都會選擇背叛。」
因此，在筆者看來，去中心化自治組織、鏈上治理甚至包括所有開源軟件面對的共同困境就是，將自己置於超理性的同時，給了對手方完全理性計算的環境，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就是指利己的人。基於博弈論的「超理性」假設，我們是否應該設計為遞進式透明的系統？而不是無條件透明的系統？一點疑惑，希望得到大家的解答。
最後，筆者想引用書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經濟學不是萬能藥。個人行為者可能會受到協議外的動機驅動，如黑客攻擊、被綁架，或者他們可能僅僅是某天喝多了就決定不計成本地破壞區塊鏈。此外，從好的一面來看，個體的道德寬容和低效的溝通往往把攻擊的成本提高到遠高於協議中所定義的名義損失價值水平。這是一個我們不能依賴的優勢，同時，這也是一個不應隨意拋棄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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