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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部以及歐洲移民後裔定居西部的過程，至少在兩個世紀中主導了美國人的國家想像。有時，它也成為歷史學界討論的中心話題。
整個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西部歷史反映了人們對西部浪漫、積極的觀點，這種觀點為許多美國人所喜愛。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土地意味著冒險和機遇。西部地區是人們可以重新開始生活，勇敢者和上進者經歷艱難險阻可以建設新文明的地方。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俄勒岡小道》（Francis Parkman，The Oregon Trail，1849）——美國文學的經典之作——中就提出了許多類似的假設，影響並塑造了幾代美國人看待西部和西部歷史的方式。但是西部歷史成為重要的學術領域應該追溯到1893年美國歷史協會召開的一次會議，在會上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宣讀了一篇著名論文。論文的題目是《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意義》。很快以「特納命題」或者「邊疆命題」命名的特納的論述，影響了兩代民眾和學者對西部的觀點。
特納命題的闡述簡單明了。白人向西部移居——最初擁有大片自由土地，後來自由土地不斷縮減，美國移民持續向西推進——是美國歷史的基本主題。西部擴張的過程是改造蠻荒土地、打造現代文明的過程，也是美國民主、自由主義思想不斷更 新髮展的過程，整個過程不僅影響了西部，更影響了全國。「對於希臘人來說，地中海打破了傳統束縛，提供了嶄新生活，催生了新的社會機構和制度；對於合眾國來說，日益縮小的邊疆同樣甚至更是如此。」特納命題對新一代美國歷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對美國西部歷史研究影響更久。
20世紀上半葉，史學領域幾乎所有重要學者都在重復和闡述特納的（至少是部分）觀點。幾十年以來，雷·艾倫·比林頓的《西部擴張》（Ray Allen Billington，Westward Expansion，1949）一直是史學領域的標準教科書；比林頓對特納命題的精巧修改使他所謂的「帝國西進路線」（歐洲人向無人定居土地推進）始終成為史學研究的核心議題。在《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1931）和《偉大的邊疆》（The Great Frontier，1952）中，沃爾特·普雷斯科特·韋布（Walter Prescott Webb）同樣強調了得克薩斯州和美國西南部的白人在克服眾多阻礙（在西部描寫中，韋布尤其提到了土地乾旱貧瘠），創建偉大文明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機智。
特納命題從來都不缺少批評者。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試圖動搖其解釋美國西部歷史的努力才真正開始。在《處女地》（Vingin Land，1950）中，亨利·納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仔細研究了特納及其弟子呈獻的許多英雄形象。在他看來，這些形象與其說是對現實的刻畫，還不如說是對神話的描繪，許多美國人利用這些神話去塑造和支撐一個與現代社會相悖的自我形象。厄爾·波莫羅伊（Earl Pomeroy）在1995年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及其他許多作品中向特納提出挑戰，反對他提出的西部是個人主義、改革創新和民主復興的沃土。他認為，「保守主義、傳統繼承與歷史延續顯然十分重要」。「西部人從根本上講是效仿者而不是革新者……他們往往是最熱衷於墨守成規的人」。霍華德·拉馬爾在《達科他領地，1861—1889年》（Howard Lamar，Dakota Territory，1861-1889，1956）和《西南邊遠地區》（The Far Southwest，1966）中強調了西部各地豐富多樣的生活體驗，反對特納派強調西部獨特環境決定西部生活的觀點。
20世紀70年代末湧現的新一代西部歷史學家更是重點攻擊特納命題和「邊疆」思想。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則對種族、性別、民族、文化等議題饒有興趣，理查德·懷特、帕特里夏·尼爾森·利默里克、威廉·克羅農、唐納德·沃斯特、佩奇·帕斯科等「新生代」西部歷史學家也產生共鳴，從諸多方面對特納派提出挑戰。
在特納眼中，19世紀的西部是一片「自由的土地」，等待著英裔美國人定居和美國民主的擴張。拓荒者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排除萬難——面對「廣袤的森林」「高山的屏障」「荒無人煙的大草原、綿延似海的貧瘠平原、乾旱無雨的荒漠、原始兇殘的野蠻部落」。與之相反，「新生代西部歷史學家」摒棄了「邊疆」的概念，更加強調西部地區業已存在的，由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混血人等共同組成的複雜精巧、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他們認為，英裔美國白人與其說是定居於西部，還不如說是征服西部，而且這種征服遠未結束。西部的英裔美國人不僅要與先前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而且要與同時湧入西部的非裔美國人、亞洲人、拉丁美洲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共同分享這片土地。這些學者宣稱，美國西部歷史是一個文化「融合」的過程，是多元民族之間經濟、政治、文化、語言長期競爭和相互作用的過程。
特納筆下的西部是英勇、勝利之地，更是進步之所，寫滿了勇敢白人創造的豐功偉績。而新一代歷史學家描述的西部卻並非那麼輝煌（也並非那麼充滿陽剛），而是勇敢、成功、對抗、貪婪以及失敗並存的地方；破敗廢棄的小鎮，荒涼陰鬱的印第安保留地，窮困潦倒的貧民區，生態遭受嚴重破壞的自然景觀與遼闊的牧場、肥沃的農田和繁華的城市共同構成西部發展的特點；在塑造西部社會的過程中，婦女和男人發揮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新西部歷史」學派的這些觀點引來了眾多批評，特別是那些對西部傳統描述充滿依戀的人。例如，小說家拉里·麥克默特里就曾把新學派理論稱為「失敗的研究」。他堅持認為，修正主義者在反對西部人浪漫形象的同時，也忽略了西部生活最為重要的方面。
對特納及其弟子來說，19世紀的西部是粗獷樸實的個人主義振興美國民主，使其重獲生機的地方。而對於新學派歷史學者來說，西部的個人主義只不過是自圓其說的神話。西部與國內、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緊密聯繫、不可分割。實際上，英裔美國人持續移民西部的唯一因素就是外界對西部自然資源的需求。西部「拓荒者」從來都不是自給自足。他們要依靠政府出資修建鐵路才能進入市場，依靠聯邦軍隊保護才能免受印第安人侵擾，以後還要依靠政府出資修建堤壩、運河才能灌溉農田，維持城鎮生活。
特納把西部定義為一個過程，一個到19世紀末隨著「邊疆謝幕」一起結束的移民過程；而新歷史學家卻把西部看成一個區域，它的歷史沒有在1890年結束，而是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