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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 CEO埃文·斯皮格爾(Evan Spiegel)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12月29日晚間消息，Snap CEO埃文·斯皮格爾(Evan Spiegel)最近在與英國《金融時報》科技作者蒂姆·布拉德肖(Tim Bradshaw)就餐時談到Snapchat的未來發展、投資理念，以及為何限制孩子看電視等話題。
斯皮格爾說：「七年來，基於我們在技術變革和采納當時看起來非常激進的想法時看到的情況，使我們更加確信，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投資於看起來相當瘋狂的東西。」
他還說，以日活躍用戶數量一位數的降幅來換取一個巨大的內容機會，這是一種很划算的交易。有時候，Snap往往先於其他人看到機會。如果行動緩慢，或者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一定會後悔。
以下為文章內容摘要：
Snap CEO埃文·斯皮格爾(Evan Spiegel)在Nando”s連鎖餐廳排隊不到30秒鐘，就被人認了出來。「你不是從Snapchat來的吧？」一個年輕人問。「就是你！噢。很高興見到你。」
斯皮格爾已經習慣了這種「偶遇」，並且能夠很好地處理，盡管他認為自己很害羞。今天，這位28歲的億萬富豪穿著一身筆挺的深色西服，白色的開領襯衫，散發著一種洛杉磯獨有的氣息，顯得格外醒目。
同時，斯皮格爾還介紹了他身邊的我(本文作者，《金融時報》科技作者蒂姆·布拉德肖(Tim Bradshaw)，好像那個年輕人同樣關注我一樣。
斯皮格爾可能不像Facebook CEO馬克·佐伯格(Mark Zuckerberg)或Google兩位聯合創始人那樣有名，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拍過一部關於他的半虛構電影。但作為美國最年輕的億萬富豪、Snapchat聯合創始人，在Nando”s這樣的連鎖炸雞店，斯皮格爾還是經常能被顧客認出來。當前，每天有1.68億人在使用Snapchat這款「閱後即焚」照片分享應用。
在即將過去的2018年，斯皮格爾已不再是華爾街的寵兒。與今年2月份時的峰值相比，Snapchat母公司Snap當前股價下跌了近75%。但很久以來，Snapchat就存在一種悖論：即使成年人不再使用它，孩子們也會蜂擁而至。它的創造人(斯皮格爾)似乎也是如此。
我們的新朋友，一位DJ經理，是一個十足的追星族，以致於當被叫到櫃台前點餐時，他幾乎不知道該怎麼做了。留下來，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向Snap的CEO介紹自己？還是趕緊點寫自己心愛的美食呢？
斯皮格爾禮貌且友好，建議DJ經理向他分享一些藝人的曲目。他還說出了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絲毫不擔心被人群中的其他人聽到。
這位DJ經理沒有想過要問，為什麼斯皮格爾會在泰晤士河南側的Nando’s餐廳就餐。他乘私人飛機花幾個小時來到倫敦，準備在一次媒體會議上發表講話。有這麼多人在等待座位，我擔心我們將不得不站在門口進行採訪，那里的一扇碎玻璃門已經被膠合板臨時取代了。這是一個明亮但混亂的空間，在一座鐵路橋拱下的拱形天花板上，嘈雜的聲音回蕩著。
斯皮格爾說，他每次出差都會去找Nando’s。這家烤雞帝國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約翰內斯堡郊外，現在擁有數百家連鎖餐廳，但至今尚未進入加州。
然而，他並不熟悉英國的傳統，那就是「cheeky Nando’s」(一個典型的英國表達方式，在社交媒體上用來形容Nando的優質餐飲體驗)。我試著向他解釋Nando的美味，無論是從酒吧回家的路上，還是上班的時候。
簡單主義
事實上，我對Nando’s餐廳也知之不多。當我們到達隊伍的最前面時，我被冗長的菜單所淹沒。我選擇雞腿(中熱的)、紅薯楔和一些烤蔬菜在一邊，斯皮格爾點了一份雞肉漢堡(中份)，配上炸薯條。他說：「我盡量保持簡單。」
事實上，簡單也一直是Snapchat吸引力的核心。Snapchat能直接打開相機窗口，其設計遠比Facebook或微信等產品功能豐富的競爭對手要少得多。但這種簡單性往往對斯皮格爾不利，尤其是對於那些從未使用過他的產品的人，就像大多數成年人或華爾街分析師一樣。Snapchat曾多次被認為是一款性簡訊應用，或者只是在自拍中添加了「數字狗耳」。
如果說有某件事在我們吃午飯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地談起，那就是斯皮格爾經常被低估。他對Snap的願景或許可以從本世紀中葉設計師查爾斯和雷·伊姆斯夫婦(Charles And Ray Eames)的一句話中總結出來：「玩具是嚴肅想法的前奏。」
斯皮格爾將他的「玩具」視為一個時代的前奏，在這個時代，照片和視頻將取代基於文本的交流，計算將通過增強現實(AR)眼鏡被「覆蓋在現實世界中」。
這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時間，但計算將不再局限於一個小螢幕，「當我們坐在餐廳後面一張破舊的木桌旁時，他說。這就是為什麼Snap繼續投資於Spectacles智能眼鏡的原因。該產品的設計贏得了讚譽，但銷售量卻很小。他說：「最酷的是，我們已經證實了人們願意把電腦-相機-戴在臉上的想法，意義重大。」
這是真的嗎？與Google眼鏡(Google Glass)相比，人們對Spectacles可能不會那樣畏首畏尾。眾所周知，Google眼鏡曾引發人們對隱私的強烈反對。雖然如此，「頭上電腦」的概念仍讓許多人感到不安。
大多數人不關心我們用Spectacles眼鏡做什麼。也許他們充其量只是在笑，「他笑著說。大多數人對短暫的消息(Snapchat風格的「故事」(Stories)現在已是社交應用程序的標準功能)和Bitmoji(Snap古怪的卡通頭像創造工作)同樣不屑一顧。但今年，Bitmoji成為蘋果應用商店在美國最受歡迎的iPhone應用程序。(Snapchat本身排名第三，僅次於YouTube和Instagram)。
我們的食物來了，斯皮格爾跳起來給我們拿一些餐巾和餐具。他敦促我嘗嘗他的薯條，薯條上撒著一種帶香味的橘子粉，然後繼續談他的工作。他說：「七年來，我們在技術變革和采納當時看起來非常激進的想法方面看到的情況，使我們更加確信，我們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投資於看起來相當瘋狂的東西。」
與Facebook競爭
當然，前提是Snap能夠存活很長時間。一些分析師預計，基於當前的虧損局面，Snap將在明年年底前耗盡其現金儲備，迫使其向越來越懷疑他的華爾街尋求更多資金。與此同時，來自Facebook的競爭正在加劇。2013年，在斯皮格爾拒絕了Facebook提出的30億美元的收購提議後，Facebook的Instagram應用程序公然抄襲了Snapchat的許多功能。「顯然，自我們創建以來，每個人都會說，Facebook會殺了你，對嗎？」他承認，「這只是一種常見的說法。」
對一些人來說，這似乎仍是最有可能的結果。但Facebook剛剛經歷了災難性的一年，在一場又一場自我造成的危機中遭受重創，為Snapchat提供了一個逆轉這種說法的機會。去年年底，斯皮格爾對Snapchat進行了徹底的重新設計，承諾「將社交功能從媒體中分離出來」。這也是一個反對Facebook新聞動態所做的飽受詬病的所有事情的戰鬥口號，包括操控選舉、過濾內容、點擊欺詐和螢幕成癮等。
對於斯皮格爾來說，解決互聯網上的許多問題只是一個軟件更新的過程。他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對技術的未來非常樂觀的原因，因為你可以很快地改變事情。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擔憂，都可以通過改變產品來避免。」
但始料未及的是，Snapchat的更新卻一落千丈。自今年年初重新設計以來，Snapchat日活躍用戶數一直在下降，這引發了凱莉·詹納(Kylie Jenner)等名人的抗議，也引發了普通用戶的抗議，因為他們發現，向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發送信息變得更加困難。這不僅影響了用戶的增長，也損害了他自己作為一個產品天才的聲譽。斯皮格爾的天賦曾給人們帶來了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對斯皮格爾說，就在Snapchat本應從Facebook手中奪取優勢的時候，他卻朝自己的腳開了一槍。他說：「在未來幾年里，我認為人們會看到這種變化的價值。如果你要做出這樣的轉變，那需要時間。我們試著提醒人們。「。
我說，這比你預期的更具顛覆性？斯皮格爾的回答是：相信我，盡管用的話不多。他說：「我認為，另一種觀點可能是，以(日活躍用戶數量)一位數的降幅來換取一個巨大的內容機會，這是一種很划算的交易。我同意你的觀點，公眾對我們的做法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但是，有時候，我們往往先於其他人看到機會。所以我想，如果我們行動緩慢，或者錯過了這個機會，以後一定會後悔。」
每周看90分鐘電視
斯皮格爾只吃了半個漢堡。我向他解釋著Nando’s現象，他有點尷尬地說：「太神奇了。很美味！」
與我點的雞腿和軟綿綿的蔬菜相比，他的回答更具說服力。我希望我能更勇敢，點一些更辣的東西。
斯皮格爾對Nando’s的熱情源自他對大學時代的懷舊之情。在史丹佛大學學習期間，斯皮格爾曾兩次前往開普敦郊外的尼揚加(Nyanga)，幫助年輕人找到工作。後來，他與同學鮑比·墨菲(Bobby Murphy)和雷吉·布朗(Reggie Brown)創立了Snapchat。他說：「這是上癮開始的地方。」
斯皮格爾現在看起來要比當初那個傲慢的兄弟會男孩低調得多。當時，斯皮格爾在一些電子郵件中肆無忌憚地說著粗話。幾年前，他為自己這些「愚蠢的電子郵件」道歉，堅稱這些電子郵件「絲毫不能反映我今天的樣子，也不能反映我對女性的看法」。這位當年才十幾歲的翩翩少年從小生活在洛杉磯富裕的帕利塞德斯(Pacific Palisades)小區，是兩名律師的兒子。如今，他已成為美國薪酬最高的CEO，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Snap上市。
斯皮格爾雖然不會讓自己的過去縈繞在心頭，但斯皮格爾一直在努力讓自己的私人生活保持私密，這符合那個開創了一家刪除而不是囤積數據的科技公司的人的意願。
當我問他是否受到11月份南加州大火的影響時，他開始給我講一個關於他妻子米蘭達·克爾(Miranda Kerr)在馬里布的房子的「瘋狂故事」，但後來他停了下來。他說：「我不想在校外講她的故事。最後一切都還好，但當時真的很危險。」
今年夏天，斯皮格爾和克爾(一位模特和企業家)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說：「生孩子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但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他們之前已經有一個7歲的孩子，是克爾上一次結婚時生的。我問，他的孩子們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許電視和電腦等技術產品。
斯皮格爾說，小時候他的父母不讓他看任何電視節目，直到他「幾乎十幾歲了」，這導致他在學校的生活「有點尷尬」。但他同時指出：「我真的認為這是有價值的，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製作一些東西、閱讀或做些其他事情。」因此，斯皮格爾這位七歲的孩子一周只有一個半小時的螢幕時間。
他說：「我認為，更有趣的談話實際上是圍繞著螢幕時間的質量進行的。」Snapchat正在努力推廣更多「積極」的內容，例如，讓女性工程師成為其最新原創節目《死女孩偵探社》(Dead Girls Detective Agency)」的英雄。他說，有益健康的內容「不一定非得是麥片」。
斯皮格爾還補充說，父母也需要樹立榜樣，減少自己的手機使用量，或者解釋自己在做什麼，這樣孩子就不會「只看到使用手機消極的一面，而不知道使用它的真正意義在哪里」。
以人為本
事實證明，控制互聯網對世界的影響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斯皮格爾認為，如果矽谷以一種不同的方式開發自己的產品，就可以彌補其技術帶來的許多不必要的副作用。他說，這意味著放棄「A/B測試」等技術，在這種技術中，不同的用戶可以獲得不同的版本，以查看哪些用戶贏得了最多的點擊，而不是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增長。他說：「我認為你可能最終會到一個你甚至不了解的地方，因為你在那里接受了A/B測試。我們要以人為本，而不是專注於技術。」
但是，當他拿起他的最後一根薯條時，我也喝光了我的Rooibos檸檬水時，斯皮格爾開始承認，不能相信科技公司完全可以自行改變。他讚揚歐盟委員會在規則制定方面的「哲學方法」，這與美國的「特定技術」法規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說，歐洲人考慮的是「你想要對社會產生的影響」，而不是設計一些法規來管理特定設備、應用程序或功能。
斯皮格爾並不認為監管互聯網需要發明一本全新的規則手冊。他說：「我今天看到的是一種誘惑，就像對待互聯網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一樣。上世紀90年代有一種觀點認為，互聯網是一個獨立的實驗場所。嗯，現在互聯網已經完全與我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了，所以現實世界和互聯網是一體的。」
正因為如此，傳統媒體的許多治理方式也同樣適用於網路。他說：「如果你要向數百萬人廣播，就需要為公眾利益服務。」
他繼續說，這一概念不僅適用於電視，也適用於那些Twitter粉絲眾多的人。他試探性地提出了一個相當激進的想法。他說：「基本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視頻道，因此，作為一個社會，我認為我們必須思考：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嗎？有時候，許多人接收到的內容並不都是必要的。事實上，內容至少要與一些民主國家已經堅持了很長時間的價值觀相一致。」
這些都是我們在就餐過程中談論的話題。我們兩個人都未能把食物吃完，但我們還是要走了：我藥回辦公室，斯皮格爾回加州。乘私人飛機花幾個小時來到倫敦參加一場會議，然後在回家的路上匆匆吃一個漢堡，斯皮格爾可能是有史以來最「cheeky Nando’s」的了。(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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