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製造：歷史進程中的華為與富士康

在深圳，從梅林關驅車到梅觀高速，遠遠就能看見一個路牌，上面寫著「富士康—華為」。

27年前，南巡的總設計師在這裡踩下油門，懵懂的中國開足馬力。下海的幹部、首都的大學生、邊境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大張旗鼓的南下淘金潮如約而至，孕育了一座象徵開放的先鋒城市，兩個路徑迥異的工業巨擘：富士康在西邊，是製造的自滿；華為在東邊，是技術的野心。

任正非和郭台銘有不少共同點，比如都當過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軍隊的「學毛選標兵」；後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馬獎」—駐紮在常被對岸炮轟的金門和馬祖。後來，他們一個以狼性文化的管理走紅，一個被「血汗工廠」的污名纏身，但他們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受益者。

華爾街日報記者在2007年來到深圳，那是媒體第一次踏足位於龍華的城中之城：高牆包裹著層層廠房，餐館、銀行、網咖和雜貨店錯落有致，500多台電視滾動播放著健美操、安全生產宣傳片和富士康電視台的新聞，甚至下水道的井蓋上也印著「富士康」。文章裡，這裡被稱做「郭台銘的紫禁城」。

任正非則顯得精深莫測，除了1988年《深圳特區報》上一段不到30個字的採訪，就再也沒怎麼拋頭露臉過。盡管此時的華為已逐漸成為一個龐然大物，但任的名氣幾乎隻局限在通訊行業，在這個小圈子裡，傳播著種種關於他的性格、財富、家庭、秘書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傳聞。

等他們再一次和媒體與公眾產生交集，是在2010年。這一年的5月，富士康發生十二起員工跳樓事件，媒體剎那間湧進龍華科技園，毫無所懼的端詳著眼前的代工巨人。時值60大壽的郭台銘連夜趕往深圳，面對鏡頭三度鞠躬道歉，幻燈片投影的光線打在他的臉上，宛如血斑。

同年年底，任正非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兩年後，華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繼面世，餘承東親赴門店站台，但手機散熱乏力、性能羸弱，銷量雪崩，任正非當著團隊的面，怒摔了手上的華為手機。

這是一個值得反覆書寫的年份，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亂子，華為的終端戰略首戰慘敗。在阿誰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銘都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中國製造下一步在哪兒？

01.  分野

2010年的郭台銘，應當還沒有夢見過媽祖。

第8起跳樓事件發生後，他專門從五台山請來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為尚淺，5月剩下的20多天裡，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殺相繼發生。5月26日，正在台灣陪伴四川省委書記考核的郭台銘倉促趕往深圳，臉上寫滿了還未散盡的惶惶不安：「我現在最怕晚上11點後接到電話。」[4]

當晚11點20分，23歲的甘肅籍員工賀某從宿舍7樓陽台跳樓身亡。5個小時後，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樓頂割腕自殺，被發現後送醫挽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聞媒體湧入這座紫禁城。這裡有郵局、有銀行、有學校、有醫院，有占地1.25萬平方米的廚房，天天消耗40噸大米、10噸面粉、30噸蔬菜、200頭豬、6萬個雞蛋和500桶食用油，供養園區裡30萬名工人。對他們來說，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銘道歉了，也認為委屈。那一年，他領導著90萬名員工，單是為員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萬。如果富士康是一隻部隊，郭台銘會是全球第六的軍事強權。他告知媒體，深圳有幾十萬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從樓頂丟下去，我也不能保證後面沒有人自殺。」

一年之前，「中國工人」在美國《時代》雜誌當年的「年度人物」評選中位居次席，他們被稱為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保8」的幕後元勛。但當自殺新聞蓋過世博會的風頭時，人們才發現廠房背後盡是被機器捆綁的苦楚與瘡痍，若非媒體大張旗鼓的伐罪，大多半人還不知道郭台銘是何人，富士康為何物。

這個名字誕生在1985年，創業的第十年，郭台銘決定用一個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銜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兩個寶貝。後來，他又給剛剛進入富士康的大學生寫了幅對聯：富士則康，聚財乃壯。

三年後，年過不惑的任正非和幾個合夥人，在南油新村一個居民樓裡成立了華為，開始代理香港出產的交換機。同一年，郭台銘在寶安的西鄉崩山腳下租了棟五層廠房，在圍繞廠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對著從廣東豐順招來的150名員工說，「這裡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工廠！」[1]

工廠生產銜接器，那是整台電腦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銘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他來深圳的那年，台灣工人的平均薪水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陸的作業員只能拿500塊的月薪。三年後，鴻海在台灣上市，西鄉崩山腳下那塊逼仄之地，已經裝不下郭台銘的野心了。

他看中了緊靠深圳市區的龍華，「龍在中華，這個名字太好了，這裡就是中華龍首！」在齊人高的雜草堆裡，來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銘對著身邊的政府官員登高一呼：「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2]餘音未散，廠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勞、紮實、盡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勞力力。

富士康的每一個銷售都會說那句口頭禪，「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讓別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這樣，郭台銘從LG嘴裡搶來了蘋果的訂單，並把思科和IBM的訂單也收入囊中。台灣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銘便反嗆，「廣達、英業達、大眾的訂單都是我介紹的，明明是他們搶的我，怎麼成了我搶他們？」[1]

不到五年時間，龍華就築起了城中城。成片廠房一層生產銜接器，一層上產主機板，一層生產機殼，還有一層組裝，一台台電腦從流水線上下來，底子不需要倉庫，直接拉到碼頭運走。在園區走一圈，IBM的高管也不由得感嘆，「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塞車，全球PC市場都要缺貨。」

富士康工廠車間內景，2011年

當時，中國南方最時髦的東西是房地產，各路熱錢飛蛾撲火般湧向南方，海南800億、北海300億、惠州150億。就連柳傳志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國際電腦城」的名目進行招商。日後回憶起這次頭腦發燒時，柳傳志說，「如果再讓我來一次，我可能還會這樣選擇。」[6]

任正非倒也不是沒幹過投機的事，華為草創時雖名為技術，但做的是貿易，據說還賣過減肥藥。後來，華為靠著倒賣香港出產的交換機，賺了第一桶金。

深知靠倒賣走不長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1992年，放棄清華博士學位加入華為的鄭寶用牽頭，和華中科大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夠容納500個電話用戶的HJD48交換機，大獲成功。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個小禮堂裡開會，抹著眼淚說，「我們活下來了」。

嘗到人才甜頭的華為，從1992年起開始在名牌大學設立獎學金，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後來，華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視察，認為人太少，時任所長辯護說人多了沒事兒幹，任正非賭氣地說，「我叫你招你就招，沒事做，招來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華為一口氣從全國招了800名畢業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畢業生南下深圳，據說華為在高校雇用會上放出豪言，「工科碩士全要，大學前十名也全要！」[6]華為雇用人員甚至混進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遊戲的男生，就湊過去問：同學，找到工作了嗎？

2000年，碩士在華為的月薪已經能達到8800元，還有幾萬十幾萬的年終分紅[6]，比深圳一般公司高許多。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為拿著高收入，一邊是任正非借印子錢發薪水，據說最困難的時候，華為還制訂過一個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薪水照發[6]。

後來，連郭台銘都不由得埋怨[4]，「華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們許多同事都辭職去華為，都能拿到兩倍的薪資。」員工聽到老板埋怨之後，辭職的更多了。

任正非也在對的時間選擇了對的地方：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裝了多少發財夢，使得華為成為了中國工程師紅利的最大受益企業之一。鄭寶用在33歲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榮「中國青年科技獎」，共同研發「C&C08」的李一男不到25歲成了華為研發一把手，這背後是任正非一以貫之的樸素觀念：讓搞技術的人賺到錢。

1994年8月，C&C08萬門機落地江蘇邳州，過了兩個月的上線調試，大獲成功，與之後的C&C08 2000門交換機一起橫掃中國電信市場。到1995年，銷售額已經達到15億，此後每年翻倍增進，成為全球歷史上銷量最大的交換機，也成績了華為在世紀末的高速發展。

日後的一切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兩家公司在一片狂熱中踩中了中國經濟全面加速的兩腳油門：龍華的工廠還沒落成，郭台銘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華為在美國成立了分公司RANBOSS，中文翻譯過來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把名字改成了Futurewei。

富士康在全球化的浪潮裡節節勝利，華為則在世紀之交的互聯網保麗龍中迎來了第一個冬天。

02.  騰飛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爾P3和P4主機板的訂單，閒不住的台灣媒體給郭台銘扣上了「民營製造業老大」和「台灣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銘嚇得不輕。他辯護說，「我告知各位，廣達是我大哥，廣達絕對是老大。仁寶是老二，華碩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麼也是五名開外。」[2]

故作謙遜背後是藏不住的眉飛色舞，當部屬從美國來電，匯報富士康獲得英特爾的生產許可時，郭台銘沖動地說，「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從銜接器、模具，到機殼、主機板，依靠在大陸的普遍布局，富士康已經吞下了全部電腦製造的鏈條，與晶片霸主英特爾深深綁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銘的東風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過。在那年10月的幹部會議上，任正非拋出了《華為的冬天》，「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

兩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內部創業計劃，清理掉損失奮鬥精神的「沉淀層」，沒想到技術人才成了流失的主體。2000年，李一男離職創業，那封「絕不做華為敵人」的感恩信還沒消化完，華為在數據通訊領域最強勁的對手就立了起來。一起出走的，還有200多個業務與技術重要人員。

那次會議上，任正非總結了自己過去的決策失誤：痛失PHS、CDMA和手機終端三大通訊增進點。PHS成績了UT斯達康和小靈通的一代霸業，CDMA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筆，留給華為的只有IT保麗龍破碎帶來的通訊裝備投資萎縮。

2003年，任正非差點以100億美元的價格把華為了摩托羅拉，幾乎所有的談判和文書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方領導層的變更導致交易流產。擺在任正非眼前的，變成了3G的漫漫之路。

最終，曾放言「誰要做手機誰下崗」的任正非組織了手機終端立項討論會，宣布華為要成立獨立的終端公司做手機。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預算10億元，差不多是當年的淨利潤。

當時，只要有手機牌照，給別人貼牌一部就能賺好幾十塊，手機廠商在資訊產業部門口排起長隊，華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產和銷售許可。為了推廣3G，華為和經營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機，經營商供給請求，華為生產，利潤只能勉強給研發輸血。

這段時間，支撐華為活下來的是海外的縫隙市場。2003年底，華為在香港擊敗了愛立信和西門子，拿到了當地3G經營商1億美元的訂單。在俄羅斯市場，華為陸續拿下GSM裝備供給和光傳輸幹線的訂單，緊接著，歐洲幾家老牌3G數據卡供給商也慢慢感受到了華為的壓力。

支撐華為攻城略地的還是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優勢，無論是研發、管理，還是工程、售後，每個環節的性價比都令歐洲同行難以企及。後來李總理在羅馬尼亞問及華為在歐洲的經營情形，任正非直言不諱，「華為現在是賣高價，賣低價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如果說任正非有什麼信仰，那也許是「知識」。華為的數據卡全部基於高通的基帶解決方案，由於高通對中興的扶持，華為的數據卡晶片在2007年後經常斷貨。那年年底，老將王勁從歐洲返回上海，主導海思基帶晶片項目。2009年，華為WCDMA數據卡晶片上市，支撐華為在當年拿下了歐洲70%的市場份額。

柳傳志的愛將郭為曾拜訪華為，任正非直截了當的勸他不要做研發，「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鬧還不如不做。」聯想總裁楊元慶拜訪時，任正非也說過相似的話，「聯想想發展成技術型的企業，股東和投資人不許諾，還是難！」[6]

相比之下，郭台銘信過許多東西，信過成吉思汗、信過關公、信過媽祖，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銘說自己是「晉商」，是關羽的老鄉。1999年，台灣晉商郭台銘回晉城老家祭祖，順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廠。十年之後二度祭祖，模具工廠已經變成了1058畝的富士康工業園，風頭直逼龍華大本營。

那時，「血汗工廠」的帽子還沒扣下來，富士康就是產值、就業、GDP，大陸是成本、政策、勞力力，郭台銘和廣袤的中國腹地開啟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東坐不住了。據說煙台政府為了勾起郭台銘的桑梓情懷，專門找到了其母初永珍當年住過的老房子，辦妥房產證送到深圳[4]。郭台銘喜不自勝，3.3平方公里的煙台富士康科技園隨即破土動工。

2005年，為了爭取富士康到武漢投資，當地政府專門成立「富士康工作班」，耗時四個月完成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報告，分析武漢的優勢與富士康發展相聯合的前景。隨後，工作班又耗資30萬製作了一部專題片，帶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環境納士、佛嶺蘊康」的字幕，郭台銘不由得稱頌「唯楚有才！」 [8]

在郭台銘的規劃裡，深圳和廣州生產台式機，上海和蘇州生產便攜數位產品，北京和天津搞無線通訊，所有的組裝環節富士康都能籠罩，別人做不出來的，富士康能做，別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從SONY、諾基亞和摩托羅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費電子產業已經離不開富士康了。 

富士康各廠區員工在深圳總部聽取勞力法講座，2007年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3GS上市前最關頭十天時間裡，64萬部手機在富士康緊急組裝完成，差不多每每分鐘，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產線，全世界沒有一家代工廠能做到這一點。後來，與華為敲定合作的郭台銘在內部會議上自滿地說，「華為要克服思科，必須與富士康合作！」[4]

為了規避台灣「上市公司投資大陸不得超過公司淨值40%」的行政命令，富士康移師港交所，三個月股價翻了五倍。經濟危機後的股東大會上，郭台銘俏皮的鞠躬謝罪，「我這次是以敗軍之將的姿勢檢討，因為賺的錢沒有預期那麼多。」他為那次講話取的標題，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黃金十年，贏在大陸》。

每月10號，是龍華最熱鬧的日子，那是富士康發薪水的日期，自動提款機排起長龍，網咖、彩票投註站和手機門店人頭攢動，新上市的iPhone總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個零件都由工人們親手組裝，再配上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價格。

曾經華燈初上，藍色和白色的制屈服紫禁城魚貫而出，人們很快會知道，那裡是一座與世隔斷的工廠，一群渴望尊嚴的工人，一個「MADE IN CHINA」的殘暴剪影。

03. 路口

2010年，郭台銘的「紫禁城」出事了。

「十二連跳」後的6月2日，富士康總部緊急宣布，全體員工整體薪資上漲30%。一周後，公司再度通知，深圳地區新員工三個月查核合格後，標準薪水將再次上調66%。珠三角的工廠這下不幹了，除了富士康，沒人開的起這麼高的薪水。

但錢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跳樓事件不斷上演的5月中旬，富士康舉行了一場勵志交流大會，會上設立了一個遊戲：誰能說全同一個寢室室友的名字，就能拿到1000元獎金——最後，沒有一個人拿走這筆錢[9]。

同樣在5月，30度高溫的深圳，天天都有上千名來自全國各地年輕人聚集在富士康龍華科技園，排著長隊等待雇用。他們給出的理由很簡單，「薪水高，包吃包住」。排隊的人裡，除了找工作的工人，還有在各地負責招商的政府官員，期待著從富士康的退卻中分得一杯羹。

富士康廠區招募工人，2010年

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歡迎，騰訊成了新的寵兒，這座先鋒城市要產業升級、騰籠換鳥。《南方周末》的實習記者臥底一個月，寫了篇《暗藏富士康28天手記》，紫禁城一夜之間成了沾滿鮮血的廉價代工廠。股東會上，郭台銘對著此起彼伏的閃光燈無奈地說，「我現在都不敢開電視，因為沒有一個台不罵我。」

跳樓事件餘波未了，iPhone 4在6月上市，全年賣出4660萬台，富士康是當之無愧的幕後元勛。7月，《財富》雜誌公布了當年的「世界500強」名單，富士康排在112位，比微軟還方法先三個名次，恰似一種無心的嘲弄。

華為也在2010年長成了一棵招風的大樹，那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進口華為的產品，緊接著，歐盟對華為無線路由器發起反推銷調查，海外的收購接連失敗。任正非剛剛渡過了第二個冬天：經濟危機後，公司利潤下滑，他們本想賣掉終端公司，但買家最終的報價只有預期的3/4，一氣之下，任正非不賣了。

那年12月，任正非召開高級座談會，將手機業務升級為公司三大業務板塊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隨後，華為使出渾身解數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機Ascend P1，銷量不到100萬台。搭載海思K3V2晶片的Ascend D1隨後推出，作為華為開啟自主晶片之路的第一步，Ascend D1頻現卡頓、閃退、發燒，口碑坍塌。

2012年年底，任正非送給餘承東一架殲-15戰鬥機模型，意喻「從零起飛」，也代表餘承東當年年終獎為零。

郭台銘宣布漲薪那天，時任蘋果公司CEO喬布斯在大洋對岸隔空力挺富士康，他說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按規定給員工繳納社保，絕不是什麼「血汗工廠」。蘋果隨後宣布，將利潤的1%到2%返還給富士康，用於提升工人薪水。

蘋果緊跟著被千夫所指，這背後則是手機產業鏈形態的悄然改變：功效機時代，諾基亞出圖紙，代工廠生產，對上擁有議價權、對下壓榨供給商。但iPhone跨過了代工廠，扶持起了一大批立訊精密、舜宇光學、安潔科技這樣的供給商，賺慣了差價的代工廠一下掉到了價值鏈末端，只能掙點微薄的代工費。

紅利吃完了，任正非和郭台銘就這麼走到了十字路口，華為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後，不得不開始向科技的皇冠——晶片發起衝擊。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勞力力紅利，也讓「世界工廠」的工人們清楚了一個道理：紫禁城的財富和榮耀，跟他們沒什麼關係。

任正非說蘋果救了華為，iPhone在2007年後的風靡也倒逼了網路升級，讓遲遲等不到應用市場的3G業務大放異彩。更重要的是，iPhone帶來了成熟的技術和完整的供給鏈，順手給華強北的山寨王國判了死刑，這是華為能夠放言「自主、高端」的產業根基。

2013年2月，華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號稱超級戰鬥機的Ascend D2，搭載的依然是那顆「華為芯」K3V2，固然搶了四核的先，但晶片工藝落後，圖形核心另類，負面反饋如潮。只要在社交媒體上提起海思的K3V2，回應絕對是一片罵聲。

隨後，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轉型之作」P6陸續發布，晶片還是一如既往的K3V2，差評也是自始至終——有什麼辦法，畢竟任正非說了，「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自己做的降落傘自己先跳」。

任正非不反對用高通的晶片，但他對受制於人始終有種自然的警惕，「我們公司積聚了這麼多的財富，可能就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後死掉。」蘋果推出A系列處理器那年，任正非對海思女掌門何庭波說，「（海思）是公司的戰略旌旗，我給你每年4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一定要站起來。」[10]

郭台銘也在反思，據說12連跳之後，他在深圳工廠冥思苦想90天[11]，得出兩個結論：富士康還要繼續內遷，去人口更多、薪水更低的地方；但早晚有一天，百萬大軍必須換成百萬機器人，他們不拿薪水、不用吃飯、更不會跳樓。但這一天什麼時候才來，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沒想過把工廠開到東南亞，但那裡既沒有不變的政局，也沒有遍及全國的機場、港口和鐵路，更沒有心甘甘心24小時三班倒的工人——中國製造，無處可去。

2010年8月，富士康與鄭州政府簽署協定幾個月後，工廠拔地而起，組裝線也開始運行，天天能生產 50 萬部 iPhone。在貴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數據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產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環利用。

中金公司曾經拆解計算過一部iPhone X 的生產成本，大約為 417 美元。其中，屬於組裝的只有 4.2 美元——這筆微薄的代工費是眾矢之的，卻也是就業的保障、製造業的基石、廣大內陸青年為數不多的前途、甚至是自認為體面的工作。 

富士康深圳招募中心，排隊應聘的工人，2011

時任富士康新聞負責人劉坤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曾說，「中國製造是一分錢一分錢的賺，盼望大家對富士康和中國製造，至少能有些許敬畏之心。」[1]

04. 高峰

2013年9月21日，餘承東在微博上流露了華為下一代手機處理器的消息，網友大喊等了太久，列隊歡送「萬年K3V2」。之後，搭載全新晶片的華為Ascend P6S上市，海思將新誕生的晶片品牌定名為「麒麟」（Kirin）。

第二年6月，華為發布了4G晶片麒麟920，整體性能與當時高通的4G晶片驍龍805根本同步，被譽為中國手機晶片的彎道超車之作。麒麟920前後投入的研發經費超過2億美元，是國家15年裡對龍芯投入總額的1.7倍。[5]同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晶片亮相，也讓mate7和榮耀6plus成了當年的爆款機型。

緊跟著，華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自滿，和「愛國」捆綁在了一起。任正非從來沒喜歡過這個說法，他在內部會議上說，「我們能什麼都做得比別人好嗎？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如果我們不向美國人學習，就永遠克服不了美國。」[10]

他也不是個技術狂人，也不止一次對研發團隊一味尋求技術超前發出警告，「你的技術是用來賣錢的，賣出去的技術才有價值。」等到華為開始做晶片、做手機，任正非又不由得開炮， 「一個手機賺30塊，這算什麼高科技、高程度？蘋果年利潤500億、三星400億，你們能交給我300億利潤，我就承認你們是世界第三。」[10]

郭台銘對華為的技術讚許有加，哪怕他跟比亞迪因為專利打過官司，「我們許多同仁被華為挖去申請專利，所以我認為這個公司很偉大。為什麼？因為他有遠見，專利越多，競爭力就越強。」

郭台銘給眾人留下最深入的印象莫過於那句「專制為公」，任正非學IBM、學思科、學微軟，每年花大錢請參謀的時候，郭台銘不屑，「參謀是什麼？就是拿起你的腕表看一眼，告知你幾點鐘，再問你收費。」

2006年，《第一財經日報》寫了一篇《富士康，機器罰你站12小時》，郭台銘勃然大怒，將記者和編纂告上法院，索賠3000萬人民幣。他不喜歡「代工廠」這個稱謂，把公司更名成「富士康科技團體」，那年年底，郭台銘說，什麼時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這兩個字去掉。

他不遺餘力的布道，盼望公眾能知道代工廠也有科技：單是電腦的銜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個專利；在光通訊領域，一個「梯度折射率透鏡」的專利報告疊起來就有一米高。他上科技討論區演講時說，「先進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的製造技術，別人一分鐘做五個，我一分鐘做十個，就是我技術好，賺的就是技術的錢。」

只是在百萬機器人大軍建立之前，郭台銘還是離不開大陸的廉價勞力力。2017年國務院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討論區」上，郭台銘說大學生沒有實幹精神，不願意進工廠、上流水線。演講結束，他詢問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苗部長，請問有什麼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 [11]

為了能夠繼續享受人才紅利，華為也從2008年開始將研發中心陸續遷往二線城市，甚至頂住深圳市政府的壓力，將深圳總部的員工大量遷移到東莞松山湖，讓員工能夠享受相對更低廉的房價與生活成本，也讓華為繼續擁有綜合成本的優勢。

華為坂田基地航拍，2017年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晶片麒麟970，並創造了獨立的AI計算模塊「NPU」設計，2018年2月，華為又發布了首款3GPP標準的5G商用晶片巴龍5G01和基於該晶片的5G商用終端華為5G CPE。

8月，華為再度率先發布新一代AI晶片麒麟980，採用7nm工藝制程和雙核NPU設計，性能與主流旗艦晶片相差無幾。麒麟980還可與華為的巴龍5G01基帶晶片匹配，為5G做好了準備。

年中，久未露面的任正非開始密集發聲——他最擔憂的事情已經初現端倪；年將古稀的郭台銘則萌生去意，從他一手建立的工業帝國從包庇退。在他們身後，是中國製造業在30年間豎立起的兩座高不成攀的山峰，也是一條從低端到高端、籠罩「研發-製造-品牌」的完整產業鏈，在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都不存在。

一切奇跡又仿佛早有答案：1977年，經濟騰飛中的台灣地價一路飛漲，抄底鴻海廠區周邊的土地，轉手就有大把利潤。剛剛讓公司扭虧為盈的郭台銘想了半天，還是決定繼續做模具。他解釋說，「我是個搞工業的，要看長遠一點。」 

十多年後，面對如出一轍的狂熱，任正非拿出了一個更加擲地有聲的回答，「我們認為未來的世界是知識的世界，不成能是這種保麗龍的世界，所以我們不為所動。」[7]

05. 尾聲

1983 年，第一座生產蘋果Macintosh個人電腦的工廠在加利福尼亞落成，面對前來參觀的記者，喬布斯自滿地說，「這是一台美國製造的機器。」28年後，時任總統歐巴馬在矽谷邀請眾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會上，歐巴馬問喬布斯，「需要做什麼，能力讓iPhone回美國生產？」喬布斯毫不遲疑的回答：「那些工作不會回來了。」

喬布斯引認為豪的Macintosh生產線在1992年全部封閉，戴爾、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為了降低成本，陸續將生產線遷往中國。蘋果也被迫接受外包，喬布斯的美國製造夢宣告破碎。

30年間，走出內陸小城的年輕人浩浩蕩蕩，高校畢業的才俊如過江之鯽，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國家，有籠罩每個製造環節的勞力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網路和巨大的消費市場。也只有中國，能夠同時容納華為與富士康兩座製造高峰。

梅觀高速上的路標，2017年

如果說華為濃縮了中國製造的自滿與雄心，那麼富士康就是中國製造最真實的背影。但歸根結底，是拼命加班透支芳華的工程師、廠房裡枯燥重復的體力勞力、毫無隱私與尊嚴的集體宿舍，撐起了物美價廉的「MADE IN CHINA」。

未來，我們依然要依靠華為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壘、在高端產業攻城略地。但同時，又有什麼產業可以承接規模如此龐大的勞力力就業問題？互聯網、金融、還是房地產？

中國需要華為，中國也需要富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