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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芬頓郵報》發表了對Twitter首席執行官傑克多西（Jack Dorsey）的採訪，稱這次採訪很費時間，因為多西在說話之前會有很長的停頓。而且他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理解，你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才會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但有的時候，他純粹是在東拉西扯，顯得莫名其妙，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這麼做的。
對此，多西發推文回應道：「這次採訪不是我想去的，而是我們的溝通團隊要我去。我知道這會很麻煩。我不在乎看上去顯得很糟糕。我關心的是開誠布公地談論我們如何思考我們的所見所聞。這些回答代表了我們目前的狀態我們知道哪些東西，我們不知道哪些，以及我們需要改進哪些。」
以下就是《赫芬頓郵報》這篇採訪中的一些內容，多西提到了Twitter如何減少騷擾，促進平台健康，判斷帖子中的戾氣，還回答了關於系統性偏見、對用戶進行分類，以及政界人士在Twitter上po文的問題。
記者：你說Twitter正在努力利用機器學習技術，在用戶舉報之前就能發現騷擾性的消息，那麼在還沒有完全成功之前，Twitter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呢？
多西：從打造健康的平台環境上來說，我們現在的首要任務就是主動出擊。人們遇到騷擾時還需要進行舉報，這其實是個負擔，我們要怎麼解除他們的負擔呢？最終，我們希望收到的舉報數量呈下降趨勢。而這應該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看到騷擾現象減少了，二是說我們在這件事上採取了更加主動出擊的做法。所以我們想做到這兩件事。我們的很多工作都是這樣，更好地確定優先順序，採取更透明更清晰的行動。
記者：你怎麼判斷一個對話是健康的呢？
多西：我們需要測量一個對話中的戾氣是否太多。
記者：但是要怎麼做呢？
多西：我們有算法，它基於網路，基於人們在其他地方做什麼，基於舉報的數量，以及封鎖的次數，來確定這你是想繼續和對方交談，還是想要離開。這不會激活任何直接行動，但它會發送警報，比如說讓工作人員查看一下情況。所以戾氣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指標，我們稱之為接受性。比如說，對話的成員是否相互接受？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因素來作為指標。
記者：保守派團體認為Twitter對他們有偏見，你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多西：正如我在國會面前所說的那樣，我們確實犯了一些錯誤，我們的算法可能會非常激進。但我們是否會在我們的系統中構建偏見嗎？不，我們的政策中，我們的執行過程中，以及我們的算法中，都不存在偏見。當我們發現它時，我們就把它刪掉。我們需要一直在算法偏見這個領域投入資源。因此，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在行動中保持透明，並繼續保持公正——不是中立，而是公正。
記者：你的意思是，平台本身對他們沒有任何固有的偏見，但你主動和這些團體接觸，做了很多事情，好像是要安撫他們，你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多西：並沒有。我們確實與媒體人士進行了一系列對話，而在這之前，我們傾向於和財經媒體或科技媒體打交道，它們和一般媒體不太一樣。因此，我們並不是本來就喜歡主動接觸所有的媒體。我覺得多聽聽不同的角度很有用，就算我不認同，但聽一聽也是有用的。我打算繼續這麼做，但這不是為了安撫誰，這只是在傾聽別人的說法，了解他們說的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會這麼說。
記者：你曾向坎達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的道歉，你說，「嗨，抱歉我們給你加上了‘極右’標籤，團隊解釋了為什麼會加標籤，以及為什麼這麼完才糾正過來。」但她本來就是極右人士，她如果誠實的話，自己也會承認。從Twitter的首席執行官那里得到這樣的道歉似乎很不尋常。為什麼你決定直接介入這個案例？
多西：好吧，我道歉是因為我們通常不應該對人進行分類。我們的團隊不應該使用這樣的標籤給人分類。我們應該描述發生了什麼。我們應該描述事情，但我們不應該自己對人進行分類。
記者：因為標籤是負面的嗎？
多西：我不是說這是負面的。我說的是我們不應該這樣做，假設它是正面的，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做。我們需要描述所發生的事情。我們要找到從各個角度來展示一個事件的有趣推文。當我們進行分類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違背了這個承諾。
記者：Twitter剛剛在印度推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廣告透明度工具，但如果政界人士濫用這個平台，那Twitter又會做什麼呢？有沒有發生過政界人士的帖子被刪除的事情？
多西：我沒聽發生過這樣的案例。不過我們可以找出解決辦法。我們正在為印度大選做準備，而Twitter在印度被政界人士和政府大量使用，從這個角度說我們也很幸運。我們希望盡可能在選舉中保持對話的完整性。
記者：那麼特朗普總統的帖子呢？我知道這些帖子有很高的新聞價值。但是無論新聞價值如何，他怎麼做才會被判斷是為對平台的濫用呢？
多西：這個事情我們已經談過很多次。我們認為，全世界都在看主管者如何思考以及他們如何行動，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認為隨之而來的討論至關重要。
（來源：騰訊科技編譯：K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