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Facebook）」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對我們的警示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發生後，除了公眾的聲討，我們必須建立適應信息社會飛速發展的健康生態。在中國，尤其是對青少年的信息素養教育刻不容緩。在中小學，應該注重信息素養的教育，而不是簡單的操作訓練。

最近在業內外，「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們應該從中悟出什麼？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來龍去脈

社交平台「臉書」大量個人資料被英國資料分析機構「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不當利用，借以影響美國總統選舉，引起社會關注和憤怒。

2013年，「劍橋分析」作為SCL集團的分支成立，主攻利用數據挖掘和分析技術的政治咨詢業務，核心是瞄準選舉過程。SCL集團在倫敦、紐約和華盛頓設有辦公室，老板之一是美國商人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

2014年，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推出了一款名為「這是你的數字化生活」的App，用獎勵5美元做誘餌，吸引「臉書」用戶下載該App，做自己的個性分析測試，大約2.7萬名「臉書」用戶當時下載了這個App。科根因此取得了這2.7萬人的個人數據，同時取得了他們的「臉書」好友的個人信息，實際共獲取至少5000萬用戶的數據。 這個App獲取的數據包括用戶的動態更新、喜好、私信，而用戶對自身數據的泄露均不知情。

2016年11月8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

2018年3月19日，英國媒體「第四頻道（Channel4）」曝光了「劍橋分析」利用非法從「臉書」得到的數據，操縱美國大選及英國脫歐公投。

同日，「臉書」公司股價在開盤後大跌，收盤跌近7%，創下近四年來的最大跌幅。

2018年3月25日，「臉書」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佐伯格，在英美數家主要報紙上刊登致歉信，就「臉書」公司在保護用戶數據方面犯的錯誤道歉。

2018年4月5日，「臉書」承認，多達8700萬名用戶的個人數據被不恰當地共享給了「劍橋分析」，遠大於之前公布的5000萬。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人和事

克里斯托弗·韋利（Christopher Wylie）：既是這個事件的第一爆料人，也是當初協助創立「劍橋分析」的核心人員之一，他的爆料因此更加有力。

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英國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利用一個小App獲得幾千萬用戶個人信息。

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本事件主角之一，「劍橋分析」創始人和CEO。

羅伯特·墨瑟（Robert Mercer）：美國富商，特朗普得力支持者，「劍橋分析」老板之一。

史蒂芬·班農（Stephen K. Bannon）：曾經的美國總統首席戰略專家和高級顧問，也是「劍橋分析」早期的董事會成員，「劍橋分析」的命名者。

馬克·艾略特·佐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臉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2017年7月17日，《福布斯富豪榜》發布富豪榜，馬克·佐伯格以淨資產667億美元排名全球第六。

唐納德·特朗普：2016年11月8日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

劍橋校園中的「假辦公室」：韋利對媒體說，「劍橋分析」當初在劍橋並無辦公室，後來為了讓特朗普競選總統時的首席戰略師史蒂芬·班農相信自己的「學術性和專業性」，他們在劍橋建了一個虛假辦公室，當史蒂芬來的時候，他們從倫敦的辦公室派人，到劍橋的辦公室，給史蒂芬感覺他們經營操作主要在劍橋大學。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在民調一直落後希拉蕊的情況下，最後一刻翻盤當選美國總統。盡管特朗普競選團隊不承認「劍橋分析」在勝選中的作用，但是「劍橋分析」在媒體暗訪中炫耀說，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劍橋分析」功不可沒，而他們恰恰是使用了亞歷山大·科根那個「這是你的數字化生活」的App收集的、未經授權的、「臉書」5000萬用戶的個人檔案及「點讚」內容等數據，預測並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的危害和威脅

除了影響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和英國脫歐公投。「劍橋分析」聲稱參與過多達10次首相和總統選舉，涵蓋亞洲、非洲、歐洲和南美洲，被媒體定位為「掩蓋在大數據高科技下的競選作弊器」。

「劍橋分析」宣稱，他們參與了2013年至2017年的肯亞現任總統肯雅塔的競選活動，重塑了其整個政黨的形象，重寫了他們的宣言、做了兩輪將近5萬個調查。做了體量龐大的調查分析，寫了所有的演講內容，並重新定位了整件事，包括了他競選的每個細節。由此可見，全世界的選舉不再是價值觀之爭，不再是政見的辯論，不再是在演講台上的演講和辯論台上的辯論，而更多的是大螢幕和社交媒體上的爭鬥，變成一場看不見的信息戰。本來，選舉中媒體和信息一定會被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也一定會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無可厚非。問題是，為謀取最大的政治利益而非法收集個人信息，挖掘出選民的希望和恐懼，用來操縱選舉，對社會的危害是明顯的，已經不是侵犯個人隱私那麼簡單了。

對整個社會的威脅還包括，「劍橋分析」的用戶越來越廣，已經覆蓋像萬事達卡那樣的全球信用卡公司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那樣的軍事決策機構。

如果掌握數據的公司或個人，惡意泄密數據，直接的是危害個人隱私和社會安全，間接的還會極大的阻礙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如果掌握數據的公司或個人，利用手中的數據，刻意影響公眾輿論、政治生態和社會安定，甚至影響軍事戰爭決策，那就不亞於錯誤使用核武器了。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對我們的警示

「臉書」用戶數據泄露事件發生後，關注度不可謂不大，公眾的聲討，美國的「刪除臉書運動」證明了公眾的厭惡態度，「臉書」公司股票大跌，反映了公眾的價值判斷，但是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相關法律落後於技術的發展是客觀的，如何伴隨著技術的發展，及時健全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不可或缺。

但是，法律也無法涵蓋社會約束的全部，約束是規範、不是限制，沒有數據的規範使用，就沒有信息社會的健康生態，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

必須建立適應信息社會飛速發展的健康生態，政府機構和商業實體必須有嚴格的數據采集、保存、傳輸和使用的規則，而健康信息社會生態的核心要素是人，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不僅僅是信息產業從業人員，所有全體民眾，只要是這個社會的參與者，都有維護其健康生態的責任，或者說，每個公民都應該具備足夠的信息素養，就像文化素養和科學素養一樣，都應該在信息意識、計算思維、數字化學習與創新和信息社會責任幾個方面加強修養。在中國，尤其是對青少年的信息素養教育刻不容緩，在中小學，應該注重信息素養的教育，而不是簡單的操作訓練。

作者介紹

北京航空太空大學 教授，CCF公共政策委員會主任

熊璋

中國計算機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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