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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那一座城
33年前，中國開始將國內這些好東西拿出來，申報世界遺產。
半個月前，我們又多了兩處世界遺產，總量達到了全世界第一。
然後呢？
當我們住了很多年的家突然變成了景區，當收了很多年門票的景區突然變成了遺產，這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
當我們普天同慶時，我們還想多問一個問題：
那些成為世界遺產的地方，都怎麼樣了？
78歲的宣科坐在台上，精神抖擻，他的背後坐著一群和他一樣的古稀老人。
台下坐著一群外國人，來自聯合國的世界遺產考察組。
宣科先生和他的納西古樂團。
演奏完一曲納西古樂，戴著眼鏡、身穿長衫的宣科站起來。
他站在聚光燈下感慨，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不喜歡納西古樂了，他們把一個在舞台上跳來蹦去的人視為偶像，「這個人的名字叫周杰倫」。
前兩天，周杰倫、蔡依林在昆明表演，3萬名粉絲到場歡呼。
「還好周杰倫沒有來麗江。」宣科說完，台下的百名觀眾笑成了一片。
這是2008年1月的一天夜里，麗江只有5℃，我相信宣科的內心也有點冷：聯合國考察組是來評估麗江環境的。
7個月前的世界遺產大會上，聯合國點名批評麗江古城的商業化。這一次的考察，將決定麗江是否被列入「瀕危目錄」。
「麗江已死」，早已是耳熟能詳的詞。
1980年，麗江古城的白馬龍潭三眼井。
如果問麗江從什麼時候開始死去的，請回答1996。從這時開始，打造旅遊城市成了麗江最重要的任務。
10年前，也就是1997年12月4日，麗江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它此後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計劃搭建一個理想的古城。
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麗江主要做了幾件事情：
建立了古城房屋維修審批管理制度，保護原有古城建築；
對古城的市政基礎設施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
征收「古城維護費」；
控制古城的商業活動，將與古城氛圍不協調的商業行為，如玉石店、理髮店、卡拉OK廳等全部遷出古城。
每一個看似為了古城好的措施，都在加劇著古城文化的衰敗。
把古城單獨劃出來，征收「古城維修費」，變成了一個保護區，反而讓古城像個外來者，跟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而古城的真正死去，是從當地人的離開開始的。
硬生生劃出來的邊界，讓古城根本無法容納增長的居民，古城內房價陡增，很多人開始選擇將房子租給外地人，而自己生活在新城。
為了「看起來更像古城」，麗江遷出了許多便利的商店。
成為世界遺產前，古城內有著多個農貿市場和日用商店，後來，甚至小學附近連書店、文具店都找不到了，全變成賣旅遊商品的店了。
打著文化保護的旗號，麗江古城早已不是一個適宜居住的地方。2009年，四方街地區的房東有超過80%選擇在新城居住，留在中心地區居住的人不足10%，而這些留下的居民也是僅僅參加對古城的管理或清潔工作，真正的生活中心也在新城中。
如今的麗江，和爛大街的一米陽光。
變成世界遺產之後的10年里，當地納西族居民從原來的4萬人減少到了幾千人。成片的酒吧，把在這里住了70年的宣科也逼走了。
「我剛剛要睡著，又被吵醒了，剛剛要睡著，又被吵醒了。這些狗男女。」
他把房子出租變成了客棧，自己搬去了城郊的一個莊園里。
1997年，麗江古城成為世遺時，世界遺產中心副主任梁敏子曾告誡：
申報的成功意味著保護責任的加重，從現在起麗江人民必須對全人類負責。
但麗江負得了這個責嗎？
「你不能指望我們這個小地方、小百姓一下子解決世界性的難題啊！」就在麗江被點名批評那年，時任麗江市委書記和自興曾對媒體說：
「你說，是不是太難為我們了？」
相比於麗江的「騰籠換鳥」，杭州人對西湖的態度很明確：西湖就在我們杭州，誰也別想把我們換走。
當一個世界遺產，出現在城市里面，處境可能大不一樣。
自公元9世紀以來，無數的人文墨客都曾到過西湖邊，建起亭台樓閣，堤壩廟宇，給這片山水帶來了豐厚的人文沉淀。
但大多數時候，這個6.38平方千米的湖水，還是屬於杭州人的。
1979年，西湖逐步實行了景點的門票制，六和塔等景點門口裝上欄桿，開始收起了門票。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西湖大名，無人不知。每年光景點門票，就能給杭州貢獻2000多萬。
2002年，杭州開放全部的西湖，把西湖還給杭州市民。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西湖開始了長達10年的申遺路。
在這十年中，他們引進錢塘江水，讓西湖的水能一月一換，湖水透明度從50公分變成了79.8公分；
新增了100多萬平方米的公共綠地，修復了西湖的自然生態；
保護修繕和恢復重建了180多處自然和人文景觀；
恢復了0.9平方公里的湖面。
2011年，西湖成為世界遺產。當時的西湖申遺小組組長王國平承諾，6項不改變：
「還湖於民」目標不改變，門票不漲價，博物館不收費，土地不出讓，文物不破壞，公共資源不侵占。
但當家門口的湖被冠上了「世界」的頭銜，杭州人還是會不禁發問：西湖還是我們的嗎？
申遺成功後的第一個國慶節，西湖就來了518萬人次，比前一年多了34.7%。最多的一天，西湖景區就擠了230萬人。
要知道，西湖核心景區的客流規劃上限僅僅9萬人次。
西湖邊永遠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
本地人難免開始有怨言：平時沒時間，一到周末西湖邊都是人。雖然生活在杭州，可感覺西湖離杭州本地人越來越遠了。
不少學者也跳出來說：趕緊取消免費，不收費，這西湖就沒法走了。
所幸，杭州政府還是大膽堅持開放西湖，捨得把湖交給公眾，把世界遺產交給全世界。
世界遺產之於西湖，在名氣上是錦上添花，在保護責任上，擔子卻重了不少。
當然，這需要承擔巨大的壓力：
既然是給公眾的，就不能「搞特殊」，一桌上萬元的會所，一周之內就給關掉了30家。
2007年，浙大的一棟72米高的樓也被爆破拆除，因為影響了西湖的景觀。
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這麼突兀的高樓，不能忍。
站在白堤上，你會看到一棟樓直直突出山脊，這是西湖邊的香格里拉飯店。由於影響了西湖的景觀，杭州政府就把這棟7層樓拆掉了2層……
最終確保，你在西湖往每一個方向看過去，得是名副其實的「三面雲山一面城」。
2018年國慶，得讓廁所不斷紙，用掉了4000卷衛生紙。
甚至還有經過專業培訓的巡邏員，看到有神態不對的人，就會主動上前，防止跳湖自殺。
所以對於本地人來說，能看到更美的西湖，也在適當讓出西湖。
要平衡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發展，需要長時間去解決，杭州邁開了那一步。
西湖，已經活了2000年，杭州對西湖的目標是，讓它再活2000年。
麗江800年，西湖2000年，而有些世界遺產，才100年，就快「死」了。
福建漳州，南靖縣，土樓之鄉。
古時，客家人從中原遷至南方深山，為了抵禦猛獸、外敵，巧妙利用山間狹小的平地和當地的生土、木材、鵝卵石，合全族人之力，建造出土樓這種群居建築。
直到1972年，還有土樓落成。但隨著時代發展，多人群居、毫無隱私、沒有廁所、木板隔音差、來往隔閡多……土樓不好住了，人們紛紛走出土樓，走出大山。
年輕人都走了，只剩下老人和老土樓，相依為命。
新樓包圍土樓。
年久失修的土樓內部。
2008年7月，20座土樓被列入了世界遺產。
盡管申遺前，土樓管理方一再宣稱，成功後不會漲價。然而事後卻是：
次年6月，田螺坑門票從50元翻倍到100元；
華安土樓群，從30元翻了三倍直接到90元；
永定初溪土樓群門票，從原來的 50元漲為70元。
啪啪打臉，但不妨礙賺錢。
成為世界遺產後的10年里，南靖縣的經濟坐上了火箭。到2017年，土樓景區接待了450萬人次，旅遊收入25億，比2008年增長了13倍。
世界就是這麼奇妙，自己的家突然成了世界級的景點，那些巴不得逃離這里的人們，又馬不停蹄地往回趕。
有人回土樓開了民宿，有人回來當起了導遊，還有開飯店、種茶葉、賣特產……
10年里，陸陸續續回來了2萬多人，大家都很自豪地說「我是土樓人」。
紀錄片《家住大土樓》，講了一個土樓小夥帶外地媳婦回鄉創業的故事。
政府和景區也投入了錢，增加廁所，改造電路，讓土樓里的人能好好做頓飯。
這一切，都指向一個事實：本地人回來了，死去的土樓又活了。
世界遺產，一個金字招牌徹底改變了這個縣，但除了這些有名的大土樓，全縣還有15000多座土樓，由於年久無人住，面臨倒塌的風險。
那些知名的土樓前，生意自然火爆，但巴西烤肉、螺螄粉、烤魷魚也都隨遊客而來，濃厚的油煙味彌漫在飲食清淡的客家地區。
如今的土樓旅遊區。
土樓人回來了，土樓和背後的客家文化，又該如何留住？
福建省建築設計院原院長黃漢民建議，可以遷出大部分土樓人，只留一小部分原住民住在土樓里。
他希望「留下來的這部分人，必須深刻了解土樓文化，按土樓最原始的狀態生活，逐步恢復土樓的生命活力。」
是不是很眼熟？遷出原住民，只留下表演性質的區域，麗江就是這麼「死」的。
刻意維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人住，用起來，才是最好的保護。
對於那些返鄉的年輕人來說，留下與發展，故鄉與個人，能平衡，能兼收，多靠了這些祖傳的房子。
可以說，土樓救了南靖，未來，要看這些南靖人了。
麗江已經轉型困難，西湖和土樓還在面對遊客們一次次的考驗。
申遺，一直以來是門生意。
2010年8月2日的凌晨，湘西新寧縣的人們都在歡呼——他們牽頭申報的「中國丹霞」，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
新寧縣的崀山景區，在這里能看到丹霞地貌發育的各個時期。
這次申遺，總耗資10億，其中有4.5億都是這個縣承擔的。
對於這個在當年財政收入才1.7億元的小縣城來說，我不相信，他們出於對人類文明遺產的責任心，舉全縣之力去扛起這份責任。
跟這些新寧縣老百姓一樣，我只能選擇相信：申遺可能帶來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經濟變化和騰飛。
他們賭對了。申遺成功後，公路、機場、酒店都批下來了，旅遊收入一直攀升，曾經的貧困縣也脫貧了。
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賠本賺吆喝的。
幾年前就有報導說，平遙古城出名了，結果一年最多公務接待10萬人次，反而少了1200多萬元收入，不堪重負。
盡管申遺成功已經10多年，平遙仍然因缺乏保護資金導致城牆坍塌，若要為古城開發所需的新城開發及古城搬遷，至少還存在20多億元的資金缺口。
春節時期的平遙古城。
貴州荔波和雲南石林、重慶武隆捆綁成功申報「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後，小縣荔波為此背上高額債務，未來10年中還得投入巨資用於遺產地保護。（來源@《人民日報》）
不論是經濟發達的大城市，還是急需告別貧窮的小城市，申遺都是件大事。
它關係到旅遊開發、GDP、地方政績和城市名片……
而這些申遺的結果中，最應該關注的，是責任和義務。這一點，才是中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的基礎。
半個月前，良渚古城遺址和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成了新的世界遺產。自此，中國有了55個世界遺產，全球最多。
從空中俯瞰良渚古城的南城門，就像一只巨大的腳印，跨越到5000年前。圖/大衛黃
這時我們選擇回頭，33年來，這些成為了世界遺產的地方，多多少少都給當地帶來了改變，有些一躍而起，有些尚在掙扎，但都讓當地政府、當地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
當家門口有個世界遺產，和我有什麼關係？
中國申遺33年，保護的卻是縱貫70萬年的歷史：
從70萬年前北京郊區的那個直立人頭蓋骨，到5000年長江入海口沼澤地里的良渚古城，再到僅僅不過百年的開平碉樓……
中國申遺33年，也在逐漸認清：世界遺產，以前是份榮譽，如今更多是一份責任。
這個世界第一，擔子可重得很。
當世界遺產不再只和利益掛鉤，當更多的城市選擇擔起一份責任，我們才能借由這些偉大的遺產，像70萬年前站立起來的那位北京人一樣，仰望星辰，陷入沉思：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
從某種角度講，世界遺產是城市的基因顯現，和力量所在。活在某一座城，便自然生長得帶有其精神氣質，和人格底蘊。城市為每個人的內心輸送著冗長歷史所積淀下來的種種地域特質。
當世界遺產只關乎於城市，當城市只關乎於人，我們面對它們時，所要思考的，便十分清晰明了：
我是誰？我要去哪里？
沒有一份榮譽能久遠不滅，沒有一份責任能自發而生。
但若立於榮譽之上，所有對於過去的守護和傳承便自然而然，所有對於未來的討論和設想便順理成章。
如此，從世界遺產談開，每一座城，均有屬於自己的榮譽和責任。而這，便是未來城市最初且最好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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