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漫記⑥|茶果嶺：「蝸居」都市的寮屋村

茶果嶺寮屋村被油麗村、平田村、安田村等公屋及「千萬豪宅”麗港城高樓環繞，仿佛與世隔絕。

傍晚時分，榮伯將一天的報紙按疊次整理好，用紅色塑膠繩捆上，打個結，然後打開電視機，調出《亮劍》。阿星泡上一壺鐵觀音，坐在逼仄的弄堂口，點上一支煙，打量著來往的行人。梅姨在家門前的木頭樓梯下坐定，瞇起眼睛，盯著對面一只黑貓出神。

夕陽落在村口的天後廟上，琉璃瓦反射陽光，亮得晃眼。這里是茶果嶺，香港所剩不多的寮屋村落。這里的人們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香港，又因為難以承受定居市區的巨額開支，於是便在城市邊緣落腳，就地取材，利用鐵皮、石棉瓦、鐵絲網、木板，搭起一座座被稱為「寮屋」的臨時建築。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如同白駒過隙，幾代人的繁衍生息，讓茶果嶺成為一個有別於繁華都市的社區。

10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提出將收回三個位於市區、適合用作高密度公屋發展的寮屋區用地，其中即包括位於油塘和將軍澳新城之間的茶果嶺村。面對重建與發展，村民對即將消失的家園感到不舍與眷戀，但更相信「明天會更好」。

茶果嶺寮屋一角。香港開埠時，大量移民湧入，在城區邊緣就地取材，搭建起一個個寮屋形成村落。

寮屋村落

城市邊緣原本的臨時落腳點

天後廟是進入茶果嶺的標誌。

黃色的石頭牆，紅色的瓦，圍出一個面闊三間的嶺南式傳統廟宇，屋脊用彩色琉璃瓦搭出「二龍戲珠」，遠遠反射著陽光。

天後廟前的廣場上，一艘龍舟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在木架上，長約十米的龍舟新塗了黃色油漆，象徵金色的「龍鱗」。船頭的龍首昂然挺立，龍角的紅繩色彩艷麗，一塵不染。船艙插著三角形戰旗，一塊白色木板上，端正的楷書寫著「茶果嶺 合義龍」六個字。

古廟、龍舟，構造出一個傳統的村落。不遠處的油塘和將軍澳高樓林立，身旁的柏油馬路車來車往，而茶果嶺仿佛與世隔絕。從步履匆匆的港島過海而來，置身其間，時間好像也變慢了。

從天後廟的西側轉過去，青苔斑駁的水泥牆上，掛著一排信箱。山路崎嶇，茶果嶺的寮屋也因勢而建，形狀大多不規則。這里用石棉瓦伸出一個廚房，那邊從半山腰搭出一個閣樓。頭上是各種建築材料堆成的屋頂，腳下是長滿青苔、曲折彎轉的石板路。竹竿東一根西一根，用鐵絲綁定，做成晾衣台，五顏六色的衣衫滴著水。

天後廟前的廣場上，一艘龍舟被固定在木架上。船身的白色木板上，端正的楷書寫著「茶果嶺 合義龍 」六個字。

各種顏色和各種聲音，在茶果嶺匯聚：紅色的蠟燭、青色的晾衣桿、灰色的牆、黑色的水管；狗叫聲、孩童的哭鬧聲、油在鍋里被炒熱時發出的「噼啪」聲，連成一個姿態萬千的寮屋村落。

寮屋，原本指用鐵皮、木板等搭建的臨時居所。隨著香港開埠，大量移民湧入香港尋找機會，在港英政府沒有提供公營房屋的情況下，無力購買私人樓宇的居民，便在城區邊緣就地取材，搭建起一個個棚屋。這些依山而建，造型、用料各異的棚屋連成片，便有了蔚為壯觀的寮屋區。

「上樓」遙遙無期，讓原本只是作為臨時落腳點的寮屋，成為了很多人一生的居所。

這片位於東九龍山區的寮屋區，因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而得名，曾經一度是觀塘地區的行政中心。直到今日，茶果嶺村仍然是香港最大的寮屋區之一。

巨型寮屋內，一戶三口之家正在吃晚飯。

棚屋蝸居

大小終歸是個屬於自己的家

梅姨在茶果嶺村已經住了57年。1962年，只有17歲的她，從惠州老家嫁到香港後，便落腳在茶果嶺下。

茶果嶺寮屋區的每一個角落，梅姨都如數家珍。她定居茶果嶺時，出現在眼前的，還是一個房屋稀疏的村落：「村里有一個石頭房子，還有就是幾家工廠，中間是一個很大的球場，房子不密。」梅姨指著眼前的一片鐵皮屋告訴新京報記者，那里曾是一個工廠的宿舍，「左邊是男舍，右邊是女舍，收工的時候很多年輕人進出。」

當年的茶果嶺居民，住得都很緊巴。梅姨說，自己一室一廳的房子，最多時曾經住了五口人。而她的一名惠州老鄉，只有一間6平方米大小的屋子，只能放下一張高低床和桌子，也住進了三口人。榮伯五百多呎的單位，在村里算是比較寬敞的。不過，祖孫三代六口人居住其間，還是顯得很擁擠。

寮屋區蚊子多，一盞滅蚊燈不時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

榮伯20出頭的時候，從廈門老家來到香港和父親團聚，至今已經四十多年。剛到香港時，他落腳在以福建籍居民為主的港島北角一帶，在一家印刷廠工作，「學徒期每天16塊錢，出師後一天薪水有50塊。」

在當時，內地一個熟練工的月收入在五六十元左右，在香港做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廈門老家一個月。在北角的印刷廠，榮伯認識了同為福建老鄉的妻子。榮伯說，當年的香港物價很低，一碗牛肉米粉1.5元，一份報紙才4毛錢，自己一個人做工的收入，足夠養活一家人，但是要買房，卻顯得杯水車薪。

2001年，夫妻倆在報紙廣告上，看到茶果嶺有人在賣屋。在港島住了二十多年，一直租屋居住的榮伯，想在香港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於是動了心。

廣告里所謂的「房子」，原本是一個制鞋工廠的廠房。工廠停工後，東主便將廠房加以改造，分割成幾個單位出售。

茶果嶺大街僅剩的一間士多店，由一對老夫婦照看。

這棟白色的二層小樓，位於茶果嶺村東部的一個半山腰。這個530呎（約50平方米）的單位，當年的售價才16萬元，比起港島和九龍半島都要便宜得多。

盡管已經年近八旬，回想起定居茶果嶺的經過，榮伯的記憶依然清晰，他告訴新京報記者，自己當初來看房，一眼便看中了茶果嶺，「這里的環境很好，沒有汽車的喧鬧聲，靠著海又有很多樹，很像我們鼓浪嶼的老家。」

居港四十多年，早已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榮伯，常常思念起故鄉，地理環境酷似鼓浪嶼的茶果嶺，成了慰藉他思鄉之情的港灣。

深夜，一位居民沿村道下山，遠處燈火通明的高樓與茶果嶺村的魚骨天線並排而立。

屋村鄉情

堅守寮屋習慣街坊互幫互助

這些年，一些居民輪上公屋，一些人買了自己的房子，陸續搬離。現在的茶果嶺村，居民已經大多是跟榮伯、梅姨一樣的垂垂老者。

雖然子女都在港島買了房子，但是榮伯還是堅持住在茶果嶺，他說，這里是自己的「一個窩」。

「市區里面樓貼著樓，街坊之間好像有隔膜一樣。但是在這里，大家互幫互助，無論有什麼事，都會有街坊幫手。」榮伯說，村里治安很好，有陌生人進村，大家都會盯著，根本不需要保安，「雞犬之聲相聞，說的就是這樣。」

榮伯在村里的報紙檔上，買了十幾年的報紙。在智慧型手機和網路已經普及的年代，報紙仍然是他獲得信息的主要管道。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能看五六份報紙，從早晨看到傍晚。看完的報紙，都被他用紅色塑膠繩按照日期仔細捆好，然後碼放在家里。

10月25日晚，茶果嶺社區中心在一場社區活動中展示了林鄭月娥施政報告中關於茶果嶺寮屋拆遷規劃，這成為了當晚村民關注與討論的重點。

榮伯買了一台深圳出產的電視機頂盒，專門用來看內地的電視節目。《亮劍》看了很多遍，有些台詞已經能背下來，每當有重播時，他依然樂此不疲。

盡管堅守在寮屋，但村民們也知道這里遲早會變遷。

改革開放創造了內地的經濟奇跡，這種變化，茶果嶺村民體會得尤為明顯。

「我在老家的親戚，都住一兩千呎的大房子。」阿星端著茶杯，吹了吹熱氣。他的老家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寶安，四十多年前來香港「找機會」，便在茶果嶺的姨娘家定居。姨娘去世後，這間用木板搭出來的小閣樓，便成了他的家。樓梯很陡，上下都需要緊握扶手，樓上下加一起，不到300呎，廁所建在屋外，是用鐵皮棚搭起來的。

榮伯家的客廳，也是用鐵皮自行搭建的，冬天很冷，夏天又熱得像蒸籠，一年四季都離不開空調。「住在廈門的兄弟姐妹，現在的生活其實比我好很多。」榮伯告訴新京報記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自己回福建老家時，都會提前在香港買上很多日用品帶著，「回去之後幹什麼都是我花錢，現在內地的經濟好了，回去都是他們花錢請我。」

手提垃圾的居民在狹窄的村道里穿行，路邊晾曬著各式衣物。 �民關注與討論的重點。

城市更新

重建果茶嶺的不舍與期待

如今的榮伯退休在家，特區政府給年過65歲的長者派發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榮伯說，自己和老伴每個月各有3400港幣的補貼，能夠應付日常開支，「還能攢點錢出去旅遊」。

五十出頭的阿星，還在賺錢養家的階段。他在香港一家建築企業工作，盡管月入兩萬多元，要養活一家五口人還是有些吃力。盡管這樣，他還是在今年年初把茶果嶺的小房子重新裝修了一下，「怎麼說都是個家。」

特區政府著手重建茶果嶺的消息，在村里已經傳開。寮屋即將成為歷史，生活環境將得到改善，但在村民的心中，卻有著不舍和眷戀。

俯瞰用鐵片交錯堆疊出的屋頂。

「住慣了，真的。」阿星參加過很多填海工程的建設，看著香港一天天「長高長大」，雖然明白城市更新重建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想起茶果嶺村即將消失，還是有些失落。

榮伯卻對未來的生活有些期待。在香港住了四十多年，雖然鄉音不改，但在心理上，他早已把自己當作了香港人。「當年剛來的時候特別想融入香港社會，但是那時候語言不通，生活方式差異也大，曾經呆了一年就很想回去。」他說，現在的香港人基本都能說普通話，一個新來者要融入香港社會，已經比當年容易很多。

「把我們安置到哪里，問題都不大，房子小一點也沒關係」，榮伯頓了頓，「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安居樂業。」

位於半山腰的一棟巨型寮屋住了近20戶人家，宛如「縮小版九龍寨城」。

梅姨的三個子女早已成家，都離開了茶果嶺。子女之中房子最大的，有兩千多呎。「孩子接我去住，我住了一段時間又回來了，還是不習慣。」

夕陽投射大地，鐵皮屋頂反射著陽光，有些刺眼。一只黑貓踮著腳踱過來，梅姨瞇起眼睛，摸著貓，然後抬起頭說，「茶果嶺是我和它的家。」

新京報特派香港報導組 編輯 甘浩 校對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