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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海
愛爾蘭作家馬克·奧康奈爾（Mark OConnell）在報上發表文章，對迎回遺骨的提議不以為然，「喬伊斯的遺體……將成為都柏林展示自己文學聖地身份的另一種方式。然而，在現實中，這裡正在向文化荒原過渡，創意空間正在關閉，為更多的酒店讓路。喬伊斯的遺骨會給這座城市帶來更多的遊客，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還得離開，因為他根本住不起這裡」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約撰稿 楊瀟
編輯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約9594字，細讀約需2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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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都柏林作家博物館出來時，我的手機響了，衛報App彈出快訊：警方稱，埃塞克斯郡一輛卡車貨櫃內發現39具中國公民遺體。我愣了一下。藍天如洗，陽光和暖，這是愛爾蘭深秋難得的好天，樓上有幾個男孩子，穿著統一的白襯衣和深藍色開衫，隔著窗玻璃向外張望，應該是他們的課間休息時間；紅磚外牆上爬著藤蔓植物的紅葉，陽光一照好像四處跳動著火苗。
按行程，作家博物館後是喬伊斯中心和健力士中心，我參觀得三心二意，一直在手機上刷新聞，愛爾蘭（貨車公司所在地）、北愛爾蘭（司機家鄉）、都柏林（司機幾天前乘坐渡輪從這裡前往英國）的名字不斷跳出來，我想起昨天在海邊懸崖上的徒步，我們邊走邊拍照，不時去灌木叢中摘幾顆還有一周才熟的黑莓嘗嘗。風大而不寒，吹得雲層千變萬化，青灰色的愛爾蘭海與白色的燈塔對我們來說只是冷峻的背景板，偶爾駛過滿載貨櫃的貨輪就更是如此了——還要被評頭論足一番：這艘灰色的不如剛才那艘白色的上相雲雲，沒人意識到那些貨櫃裡可能還裝著人。
這是我們抵達都柏林的第五天。除了海邊徒步的半日，我們都在各種博物館圖書館教堂城堡裡歌頌人類文明。文明是什麼樣子的？它是愛爾蘭國家畫廊里約翰·拉維（John Lavery）為妻子畫的特寫，據說展現了被殖民的愛爾蘭人隱忍的表情；它是街頭藝術家Joe Caslin在都柏林建築立面上繪制的，直面女權、同志婚姻等社會議題的巨型壁畫；它也是始建於1707年的愛爾蘭最古老的公共圖書館Marsh’s Library裡頭的氣味，混合了木香、黴味和塵土的腥。領著我們參觀的副館長說，他們猜測斯威夫特當年為了寫《格列佛遊記》，曾來此參考過一本旅行書，可惜他和喬伊斯的借書記錄已不可尋，但布萊姆·斯托克的借閱記錄很詳細，早在出版《德古拉》三十年前，他就造訪過這座圖書館，讀過的好幾本書裡都描繪了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後來這裡被文學化成了吸血鬼故鄉。館方貼心地為我們準備了一本1662年出版於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指南，裡頭居然有中國的分省地圖，並且相當準確，我沒費什麼力氣就在「湖廣」一章找到了自己的家鄉。副館長小心翼翼地幫我們翻頁，她說，這本指南當年隻印刷了500-1000份，主要用作外交禮物，平日很少見光——文明薄如蟬翼，但也重於泰山——這是我參觀聖三一學院圖書館的直觀感受。這裡光長廳（long room）就收藏了20萬本書，「如果你能懂二十種語言，一天讀一本，讀完要五百年。」導遊說，事實上，因為沒有考慮到文明的重量，這裡一度被書籍壓塌，而20萬本只是長廳的收藏數，整座圖書館的收藏總數超過了700萬本。作為一個寫書的人，到這種地方往往非常惶恐：你憑借什麼從這麼多書裡跳出來，到達讀者手上呢？
聖三一學院圖書館 圖/楊瀟
文明還是威克洛（Wicklow）郡史萊辛格（Slazenger）家族後代嫁接的那株雙生樹，夕陽西下時，樹的通體會變成粉紅色。我們在樹下聽他講述家族故事，無非是擴張、擴張、破產、買賣的循環，倒是他作為園丁，說起「樹用根來交流」時更吸引人。他不過三十多歲，但這份職業已經賦予了他無盡的耐心：園丁最困難的一點就是需要和漫長的時間打交道，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一揮而就。
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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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一個叫戴維·伯恩（Davy Byrnes）的年輕人從家鄉威克洛郡出發，前往都柏林闖蕩，他花了2300英鎊在杜克街（Duke Street）21號置下自己的第一處房產，並把它變成了愛爾蘭獨立運動的秘密集會地點和都柏林最有名的文學酒吧，喬伊斯和他虛構的小人物布魯姆都曾光顧，也是我們都柏林「文學之旅」的第一站。六個人拼了兩張小桌，點了成堆的沙拉、牡蠣、蟹肉和生魚片，配合菜單背面《尤利西斯》的段落食用：「布盧姆先生把他那一條條的三明治吃掉。是新鮮乾淨的麵包做的。嗆鼻子的芥末和發出腳丫子味兒的綠奶酪，吃來既惡心可又過癮。他嘬了幾口紅葡萄酒，覺得滿爽口。裡面並沒摻洋蘇木染料。喝起來味道更加醇厚，而且能壓壓寒氣。」
伯恩酒吧的天花板、吊燈和壁畫保持著二戰前的風格，唯有吧臺在木料上砌了白色臺面，稍稍削減了喬伊斯筆下的「曲線美」。店中就我們一撥遊客，本地人對到處亂拍的冒失鬼（他們往往還穿著沖鋒衣！）早已見怪不怪，我們舉起手機，他們舉起酒杯：「歡迎！」鄰桌一位穿著正裝、打紅色領帶的老爺子，頗有儀式感地往一杯鮮蝦裡擠檸檬水，我們在旁邊輪流用中文猜他的職業，從指揮家到教師到退休高管，有人冒出一句「都柏林人」，眾人笑曰最佳答案。
當然我們還是忍不住問了老爺子，正確答案為拉丁語教師兼作曲家。愛爾蘭曾經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國家，法律規定兒童必須學習要麼愛爾蘭語（民族主義），要麼拉丁語（天主教）。《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1936年出生於中國昆明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戰後回到愛爾蘭，母親為他做了選擇：學拉丁語。後來本尼迪克特意識到，他是在「粗糙的美式英語」崛起成為「唯一的‘世界語言’」前，接受傳統廣義古典學教育的最後一代，正如他也是電視作為序言崛起前的最後一代，在他的少年時期，人們更習慣收聽廣播，BBC每晚連播由優秀演員朗讀的小說佳作，「我們想像中盡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爺、尤賴亞·希普、德伯家的苔絲一樣的人物。」
我不揣冒昧用某種泛靈論來借題發揮：一座城市是否值得探索，要看它是否「人影幢幢」。這裡的「人影」包括所有曾經路過或者生活於此的祖先，以及在這裡被創造出來的文學形象。理論上說，所有城市都應「人影幢幢」，但許多城市拆除了接收祖先信號的裝置，結果街市擁塞卻空空如也，沒有記憶只有此刻的地方真是乏味透頂。
此刻的都柏林正經歷著強勁的經濟復蘇，導遊說，全球公司50強有49家的歐洲總部設在都柏林。經濟復蘇最顯眼的標誌是無處不在的吊車和起重機，英語裡「吊車」與「鶴」是同一單詞（crane），有人在街頭貼上「Lost crane」的海報，抗議前者搶了後者的風頭：「不同於金屬制造的前者，後者翱翔於天際時美極了，而且它不會隻在狗日的酒店上築巢。」
我不確定自由翱翔的鶴在這裡是否還有別的隱喻，但連鎖酒店和連鎖餐廳紛紛拔地而起，的確抬高了生活成本，並開始擠占城市文化空間，音樂家、作家、街頭藝人這樣的創意階層開始流失。我們從伯恩酒吧出來，門外一位銜著煙的女士盤腿而坐——這一次我們沒好意思問她（從前的）職業——地上用彩色粉筆寫著：「地球只有一個，生命只有一次。有些人對我不怎麼樣，但我會一直昂著頭，盡量不哭出來。因為我既然成了流浪者，就不能害羞，我能做的就是以心修面。到最後一切都會OK，如果不OK，那就是還沒到最後。」
都柏林處處都是crane 圖/楊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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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達前三天，都柏林的兩位市議員發起提議，在2022年《尤利西斯》出版100年紀念日時將喬伊斯夫妻的遺骨從蘇黎世迎回故鄉。保守的天主教神權政治、高漲的民族主義，加上折磨人的審查制度，讓喬伊斯1912年決定離開自己的國家，有生之年再沒回來。1941年，喬伊斯在瑞士蘇黎世去世，愛爾蘭政府沒有派官方代表參加他的葬禮，其外交部還要求搞清楚作家「死時是不是一名天主教徒」。
「在《尤利西斯》出版近一個世紀後，取代愛爾蘭天主教信仰的資本主義聲稱已經看到了喬伊斯和他作品的價值，就像釀酒商健力士（Arthur Guinness）一樣，搖身成為了愛爾蘭萬神殿的品牌……」愛爾蘭作家馬克·奧康奈爾（Mark OConnell）在報上發表文章，對迎回遺骨的提議不以為然，「喬伊斯的遺體……將成為都柏林展示自己文學聖地身份的另一種方式。然而，在現實中，這裡正在向文化荒原過渡，創意空間正在關閉，為更多的酒店讓路。喬伊斯的遺骨會給這座城市帶來更多的遊客，如果他今天還活著，他還得離開，因為他根本住不起這裡。」
馬克·奧康奈爾在愛爾蘭國家圖書館寫下了這篇文章，《尤利西斯》的其中一章就發生在那裡，雖然他幾乎每天都來這裡工作，但每次經過前門時還會經歷一次「靈魂的震顫」，因為就是在這裡，在1904年6月16日下午，喬伊斯筆下的迪達勒斯和布盧姆不聲不響地擦身而過。「即使喬伊斯不在這裡，我們也無法擺脫他。」他寫道，「整個都柏林城都被喬伊斯的作品繚繞。」
比如利菲河畔的「喬治之屋」。奧康奈爾送兒子上學時會經過這裡，如今這裡搖搖欲墜長出雜草，周圍街區夜間頗不安寧，卻是喬伊斯短篇小說《死者》發生之地。《死者》是《都柏林人》中最棒的一篇，可你需要真正閱讀作品，才會在意那棟老宅和那些人影，從凱特與裘莉亞阿姨，到加布裡埃爾和她的妻子，「一個接一個，他們全都將變成幽靈……他意識到，但卻不能理解他們變幻無常、時隱時現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個灰色的無法捉摸的世界裡去：這牢固的世界，這些死者一度在這兒養育、生活過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為烏有。」死者的世界一度也要為經濟讓路——開發商計劃將「喬治之屋」改造成一家有56個房間的主題青旅，直到2019年12月，計劃被都柏林議會暫時叫停。
比較起來，我們到達時開幕剛好一個月的愛爾蘭文學博物館（MoLI）倒是一個積極的證明——證明經濟復蘇下的文旅產業並不只會建高級酒店，在理想的情況下，它們也可以建起一套接受祖先信號的最新裝置。
MoLI選址於喬伊斯曾經就讀的都柏林大學Newman House校址，入口處布置成客廳模樣，采光極好，窗邊的朗讀者雕塑沐浴在暖陽裡——都柏林秋天的日頭黃澄澄得可愛，窗外就是喬伊斯畢業留影時倚靠的白蠟樹，樹下又一尊雕塑，名曰「鳥鳴之時」：是一位捧書靜思的長袍僧侶被鳥鳴打擾了思緒，扭頭張望。我立刻就喜歡上了這裡。問訊處頭戴深綠小帽的大叔也十分有架式兒，應他的要求我寫下了《尤利西斯》中文譯者蕭乾、文潔若的中英文名，後來我看他一直在google這對中國夫婦的資料。
1940年代蕭乾曾任《大公報》駐歐記者並在劍橋大學就讀，他後來回憶，當整個世界卷入戰火，他卻躲在劍橋一間14世紀的書房裡研讀《尤利西斯》的意識流。1944年6月，盟軍從諾曼底登陸，他丟下學位和啃到一半的《芬靈根的守靈夜》，當隨軍記者去了。1945年蕭乾回國，他在英國購買的喬伊斯隨他一道回到內戰前夕的上海，又流徙到香港，最後於1949年被帶到開國前的北京。喬伊斯先是寄存在趙蘿蕤處，後來通過嚴文井和何其芳轉到剛剛成立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也因此躲過了蕭家其餘藏書的劫難。四十多年後，蕭乾動手翻譯《尤利西斯》，又回到社科院資料室借出自己當初在劍橋買的這本1939年版，打開封皮，看到半個世紀之前自己的筆跡：「天書弟子蕭乾虔讀 一九四〇年初夏，劍橋」。
愛爾蘭文學博物館頗具流動的美感。入口處的「客廳」，每隔數月請一位作家當家，重新布置以表現自己的文學觀並回應社會議題。離開客廳是群星閃爍的愛爾蘭作家照片牆：喬伊斯、王爾德、貝克特、葉芝、蕭伯納、謝默斯·希尼、托賓……此時你可以聽到下一展廳傳來的有如清真寺阿訇的呼麥聲，走去才發現是不同語言的合唱，你走到空中懸掛的五大主題（身體、旅程、沖突、政治、愛與失去）之下，合唱就被調頻到了該主題的喃喃細語——是誰說的來著，小說是陪伴的藝術。
愛爾蘭1922年獨立，同年《尤利西斯》出版，次年葉芝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兩年後蕭伯納亦獲此獎，用MoLI的話：文學幫助這個經歷了血腥獨立戰爭的年輕國家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這裡館藏不少，大師們的手稿、書信，諾貝爾獎章等等，用疏落而有設計感的形式展出，避免了觀者的疲倦。還有《尤利西斯》全球譯本展櫃，蕭乾文潔若的中文譯本（譯林出版社）自然也在其中。鎮館之寶是全世界第一本《尤利西斯》，莎士比亞圖書公司出版，簡單的淡藍底白字封皮，躺在打光如神龕的玻璃展櫃之中，天花板上懸掛著一頁頁書稿，最終指向《尤利西斯》的最後一句話：yes, I will, yes（嗯，我願意，嗯）。
在我最喜歡的互動展廳——或者說是一架不斷接受來自往昔信號的射電望遠鏡，你可以坐在發著暗光的長桌旁，扯過來一隻倒掛的喇叭聽筒，聆聽作家的原聲，然後再取一張卡片紙，寫下自己下一本書的第一句話，貼到對面的牆上。我的心咚咚跳著，寫下一句「這個42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想像自己獲得了某種加持，又開始一張張偷看別人的開頭：「留住本真。」「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她想要得更多。」「你得非常自私地閱讀，每一句話都指向只有你了解的真相。這是你分享這個故事的方式。」「我是女孩，我想女孩總是對的。」真是一個令人心生幻想與溫柔的時刻。
全世界第一本《尤利西斯》 ，莎士比亞圖書公司192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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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柏林的前幾天，因為時差關係，我每天4點多起來，窗外還黑著，朦朧的街燈讓人心安，更讓人心安的是在團隊活動開始前，以這種方式獲得對自己時間的掌控權。伏案工作之際，天空變作墨藍，又一點點變青，東方天際線一條刺目的金色光帶，不斷給附近雲層輸送著粉色和玫色的巖漿，但是朝西的街市仍然一片黑暗，街燈還未熄滅，我趴在二樓窗口看人影幢幢，一時分不清這是清晨還是日暮。在喬伊斯短篇小說《伊芙琳》裡，這是個離別的時刻：她頭倚在窗簾上，聞著沾滿塵埃的窗簾布氣味，最後看一眼從小長大的街區。她聽見一個男子的腳步踏在混凝土人行道上，又踩在那些新造的紅房子前的煤屑路上，嘎吱嘎吱地響著。她累了。今晚，她就要和水手弗蘭克乘夜行船私奔，離開沉悶壓抑的都柏林，去布宜諾斯艾利斯了。在新世界裡她將得到自由和尊重，而不用重復母親悲劇的一生。
北牆碼頭，一片喧囂，她擠在摩肩接踵的人群裡。他握住她的手，她覺得他在跟自己說話，一遍遍講著漂洋過海的事兒。碼頭上擠滿了掮著棕色行李計程車兵。透過碼頭棚屋寬敞的大門，她瞥見那黑沉沉的龐然大物，停泊在碼頭牆邊，船舷兩側的艙口閃晃著。她不吭一聲，隻覺得臉上冰冷發白。她感到痛苦而迷惘，不由得禱告上帝，祈求他老人家指點。迷霧中悠然響起嗚咽似的汽笛聲，不絕如縷。
根據MoLI裡喬伊斯地圖的指示，我在某一個黃昏去了北牆碼頭，路過Facebook歐洲總部，刀劈般鋒利的玻璃幕牆下，新世界的神衹舉起大拇指給你點讚。沿著利菲河往下遊走，一切都是新的，豎琴的橋，啤酒桶的大樓，偶見一些不知年頭的紅磚老房，上面也都有crane等著將它們翻新。遠處是入海口了，那裡有更多的crane，只有煙囪比它們更高，風很大，吹得白煙競折腰。就是在那兒吧，弗蘭克抓住了伊芙琳的手，要帶她上船，她卻覺得自己被拉進了人間所有的驚濤駭浪，尖叫了一聲不，然後退卻了。人們催促著上船，他仍在喊她，「於是，她對他板起一張慘白的臉，無可奈何地，恰如一隻走投無路的動物。她茫然看著他，目光中既沒有戀情，也無惜別之意，仿佛望著一個陌路人。」
折返時正值日落，西邊城市上空盤旋著一個橙紅包圍鵝黃的巨大飛碟，倒影在利菲河裡就成了波光粼粼的玫瑰色。我在河邊不銹鋼電線桿上看到一張照片，被黃玫瑰和菊花簇擁著，還有一支敗掉的向日葵和一個藍色兒童背包，照片裡年輕男子在彈奏吉他，懷裡抱著隻小狗，下面兩行字，一行：Vincent McCormack（1978-2019）。手機google：這是一位音樂人，今年（2019）4月26日突然離世，第二行：「我將追隨我的陰影的腳步（I keep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my shadows）。」循著這句話，找到了他在YouTube的帳戶，只有17位關註者，一共發布了20條，大部分是他彈唱的錄音，也有幾個搖搖晃晃的視訊，其中一個，他舉著列印的演出廣告，一邊念一邊讓兩隻小狗把它咬得稀巴爛。另一個，他躺在床上，模仿德國人的口音（並不像）朗讀康德的《先驗感性論》。
這是我在都柏林另一個心生溫柔的時刻。回到城中已是華燈初上，我被街那頭EPIC四個銀色字母吸引，發現了愛爾蘭移民博物館，徑直走進去，裡頭一場冷餐會剛剛開始，人們舉著紅酒，三三兩兩站著聊天。我穿過人群，下樓進了博物館，迎面幾個大字：「我們都來自某處（we all come from somewhere）。」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上，是當年白星輪船公司的移民海報：「單身女性去新南威爾士吧！」「加拿大的農場多麼富饒！」再往裡走，一塊電子螢幕上，1926年開往中國的客輪已經出發，1949年開往蘇格蘭的客輪正在登船，1960年開往澳洲的客輪最後一次廣播……在那以後，我就被工作人員禮貌地請了出去：博物館已經下班，現在是私人聚會時間。
再一次回到移民博物館是那個得知偷渡客新聞的下午。愛爾蘭移民和他們的後代有7000萬人，分布於世界各個角落，「愛爾蘭故事的核心就是其人民的流動。」博物館告訴我們。人們選擇離開的原因很多：饑荒、貧困、惡法、歧視、冒險等等。當然，移民不只是傷感，也有適應與貢獻——這是博物館後四分之三的內容，可是因為眼前的新聞，我在前四分之一走得很慢，在那裡細細咀嚼各種離別的故事，就好像第二天我們橫跨愛爾蘭島前往斯萊戈，本是去感受葉芝詩歌中描繪的西部風光以及環繞其間的精靈傳說，但我的耳邊一直回響著車裡播放的那首《阿薩瑞原野（The Fields of Athenry）》，導遊說，離鄉背井是愛爾蘭音樂的一大主題。這首《阿薩瑞原野》以1845年愛爾蘭大饑荒為背景，講述一位叫Michael的男子，因為給饑餓的家人偷竊玉米，被流放到澳洲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愛爾蘭球迷唱著這首民謠，為首次殺入決賽圈的愛爾蘭隊加油，於是一個屬於他們的傳統被「發明」出來，民謠幾成國歌。2012年歐洲杯小組賽，愛爾蘭0：4慘敗於西班牙，愛爾蘭球迷也是唱著這首憂傷的歌曲謝幕的：「……也許年輕人還會看到破曉，但監獄船已停靠在海灣……我聽見一個小夥子在低語：瑪麗，只要你自由，我就沒事……你要好好活著，讓我們的孩子有尊嚴地長大……」
愛爾蘭西部，葉芝墓
一整天媒體上都是偷渡客的報導，從西部回來的路上，我看到消息，說死者可能來自越南。我們的司機也關註著新聞，「他們要躲進冷凍車廂，」他指著前面一輛運送冷凍肉類的大貨，說有可能就是這樣的車，「這樣不容易被掃描發現。但你躲進去後，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出錯，結果就是他們沒能及時離開。」這是我們到愛爾蘭的第六天，天氣開始變壞，偶爾一陣急雨砸得玻璃砰砰直響，高速公路兩旁原野已有枯黃的色彩，遠處的炊煙好像凍住了。「這些偷渡者被許諾這裡有這個有那個，其實沒有。」司機繼續說，「當然，最終的辦法是改善那些國家人民的處境。通常情況下，誰願意離開家呢？家畢竟是家啊。」
愛爾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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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我登上了從都柏林開往貝爾法斯特的列車，去參觀那裡的鐵達尼博物館。我對那裡第一印象算不上好，博物館商店裡，鐵達尼號被做成了T恤、襪子、內褲（畫滿了船錨和掌舵）、水杯、公仔、冰箱貼、早餐茶、軟糖、童書、明信片（誰會要一打失事電報的明信片呢）等等，好在博物館本身並未迪士尼化，你沿舷梯上到二樓，就到了20世紀初的貝爾法斯特，聲光電在這裡重建了街市喧囂與人影幢幢，歷史緩緩展開：城市的勃興與農村的凋敝、19世紀末以來持續的和平與繁榮在歐洲制造了一個「美好時代」（Belle Époque）、新的交通與通訊工具讓世界變小、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移動正在發生、1905年跨大西洋乘客第一次超過百萬（順便說一句，喬伊斯的《伊芙琳》就發表於之前一年），而沒有移民潮，沒有史上最大規模的背井離鄉就不可能建造鐵達尼號……
貝爾法斯特，遠眺鐵達尼號博物館 圖/楊瀟
然後你排隊乘坐纜車，到建造鐵達尼的船廠走一遭，工人的俚語飄蕩在滾燙的鐵水之上，如果有人「去了別的船廠」，那就代表又一個工人死去了。你眼看著這艘巨輪下水，前往南安普頓，在那裡開始它的處女航，你看著它短暫停靠法國瑟堡與愛爾蘭昆斯敦（今天的科克），看著它全速駛往新世界，又看著它撞上冰山沉沒，每個環節都交織著一二三等艙乘客的故事和他們最後的命運，當然還有種種被證實或者證偽的大眾傳說，比如白星輪船公司並沒有聲稱鐵達尼「永不沉沒」，船上也沒有詛咒的木乃伊，史密斯船長沒有說過「Be British」（拿出英國紳士的樣子來）這樣的話，但樂隊的確一直演奏到最後一刻，只是最後一曲眾說紛紜。博物館結束於1985年發現鐵達尼殘骸的水下搜尋，一個頗有意味的畫面是，一隻頭等艙的茶杯落在鍋爐上頭——在鍋爐工玩命添煤的時候，頭等艙客人們正悠閒地啜茶，但最後，就像旁白說的，「死亡這一刻，他們走到了一起。」
除了船，貝爾法斯特吸引我的還有它的牆。僅僅在不太久之前，這還是一座旅行者不宜踏足的城市——在貝爾法斯特市政廳，你可以了解到她是如何從三十年的暴力與傷痕中走出來的，教堂中有一全白色的「反思空間」，裡頭印著受害者的證詞：「如果門鈴響了，我們全家就會陷入混亂。我們接電話時總是膽戰心驚。我們的生活被恐懼所統治。」「我爬進衣櫃，把自己擠進最下面那一層，捂住耳朵，閉上眼睛。直到現在我還總是夢見那個場景。」「我吃晚飯時還和母親在一起，她出了門，再回來時已經躺在棺材裡……我希望我的孩子都明白，不管是天主教還是新教，我們都一樣，我們一樣會流血，我們一樣會哭泣，我們一樣能感同身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座城市的天主教與新教社區是用高牆隔離的。如今牆被稱為和平牆，已成景點，去之前我把它想像為紀念品商店的柏林牆碎片和鐵達尼冰箱貼，結果真到牆腳下才意識到它仍然活著，兩個好心的本地人提醒我，記著下午3點前回去牆的另一邊，不然大門就要關閉了。
貝爾法斯特和平牆 圖/楊瀟
我在牆下轉了半天，兩邊社區一片死寂，偶有黑色計程車（我還見到一輛紅色觀光大型巴士）卸下遊客，也是導遊帶著，講解一通牆上的壁畫塗鴉政治口號，就急匆匆地走了，仿佛此地不可久留。和平牆上有個「牆上的牆」的展覽，從美墨邊境到巴以邊境，牆無處不在，而且繼續拔地而起。後來我才意識到，船和牆正是貝爾法斯特最耐人尋味的兩個圖騰。
船是一樁悲劇，卻是那個樂觀繁榮時代的產物。牆是和平象徵，卻拖著仇殺與戰亂的長長陰影。船是活的，牆是死的。船是未來，牆是返祖。歷史的鐘擺總是在船與牆之間搖擺。船是移民，是流亡，是奧德賽。牆是原鄉，是終老，是美杜莎。船是自由的戰栗，牆是安全的風化。船是冒險的，也可能是瘋狂的，牆是穩重的，也可能是麻痹的——這是喬伊斯在《都柏林人》裡一再使用的詞語。船是全球化，牆是部落化。船是世界公民，牆是身份政治。船總是看著遠方，要尋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牆眼裡只有鄰裡，確信情感與道德會隨著距離拉大而不斷衰減。
到貝爾法斯特第二天早晨，我在鐵達尼博物館附近的碼頭跑步，水邊茅草多數已經變黃，沾著濃重的朝露，當年這裡曾是鐵達尼號下水的滑道（slipway）。那是1912年，歐洲尚處在「美好時代」的尾巴，「大災難」這樣的詞匯通常被用來形容1881年維也納卡爾劇院大火，或者1905年舊金山地震，在船的時代，沒人能想像足以毀滅文明的真正大災難是什麼樣子，直到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912年4月10日，鐵達尼號從英國南安普敦起航
跑完步回酒店吃早餐，餐廳布置得如同白星輪船公司時代的頭等艙，自助餐食也極為豐盛，我取了一份當日的《觀察家報》邊吃邊讀。鄰桌坐著一個中產階級四口之家，兩個孩子從昨天深夜到今天早晨一直在如船艙的客房走廊裡奔走呼號，家長從未阻止，那個男人吃完了，蹺著二郎腿喝著英式早餐茶，也在看《觀察家報》。頭版頭條仍然是39位遇難偷渡客的新聞。19歲的越南女孩Bui Thi Nhung，出事前不到一周還在Facebook發了布魯塞爾觀光的消息，那輛死亡貨車出發前兩天，還有朋友問她，旅行怎麼樣了，女孩回復：almost spring。這是一句越南俗語，表示快到目的地了。後來她再沒登錄過。
我想起前幾天在都柏林看的剛剛上映的《小丑》。我不喜歡這部電影，它的故事承載不起它的嚴肅，但那種流行病般的憤怒確實每時每刻都在與我們的現實共振。它是在預告船的時代的又一次結束嗎？對於「承認」的需求塑造了制度與文明，由船搭載著前往世界各地，卻也在暗湧裡醞釀著內爆。我不知道這一次爆炸如何，會摧毀多少我們珍視的東西——在都柏林體會到的那些溫柔的、耐心的、薄如蟬翼的東西。就像霍布斯鮑姆形容上一次繁榮與文明的終結：「一個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還沒活到有資格領取退休養老金的年紀，便已經親身經歷過這一切，或借由大眾媒體同步經歷了這一切。而且，動亂的歷史模式還會繼續下去。」
從跑步到早餐再到回屋，我滿腦子都是久違的旋律——滾石唱片頭天在微博上發布了1985年高清版《明天會更好》的視訊，那是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長大的信念，如今聽來卻讓人無限感傷：或許那將是我們到頭來失去了的表情。除了體育比賽，沒人真希望去「見證歷史」，但就在那個如朝露般短暫的早晨，我好像聽到了鐘擺開始轉向的聲音。
（本次行程由愛爾蘭旅遊局、北愛爾蘭旅遊局邀請，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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