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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過去這一周，我給自己放了五天假，和夫人一起去內蒙古遊歷。內蒙古的面積僅次於新疆和西藏，有118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土地面積的12.3%，相當於186個上海。人口為2530萬，僅比上海多100萬。以人地關係論，如果說上海擁擁擠擠，纏纏綿綿，內蒙古則蒼蒼茫茫，浩浩蕩蕩。
我們從上海飛呼和浩特，先去了輝騰錫勒草原。此地是高山草甸草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草原西端有一道蜿蜒的山谷，是第四紀冰川的地質遺存，叫黃花溝，層巒疊嶂，氣象萬千。步行去往黃花溝的路上，大片白樺林隨處可見。
再去鄂爾多斯的響沙灣景區。這里位於庫布其沙漠最東端，是一個綜合性的沙漠類度假風景區，國家5A景區。我們住在蓮花度假酒店，據說它是地球上唯一的不用磚、瓦、沙、石、水泥、鋼筋建造的綠色建築，設計師是日本人。響沙灣最早是當地旅遊局開發的一個接待站，一直慘淡經營，1999年重組轉制為民營企業，漸漸找到了出路，創出了新路。
然後去了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新區，當年曾因基礎設施建設超前而人氣不足被叫作「鬼城」，現在已是鄂爾多斯的新中心。康巴什新區由多個主題廣場和公園、博物館、古遺址、景觀湖、文化建築、旅遊功能區組成，2012年成為中國第一個以城市景觀為載體獲批的國家4A級旅遊區。也就是說，景區就是城市，城市就是景區。
成吉思汗陵離鄂爾多斯不遠，位於伊金霍洛草原上，占地10平方公里，是世界唯一的以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古族文化為主題的旅遊景區。
回到呼和浩特，我們參觀了大召無量寺和綏遠將軍府，看了「千古馬頌」的表演。大召寺是藏傳佛教的一座寺院，明萬歷八年（公元1580年）建成，銀佛、龍雕、壁畫是其「三絕」。綏遠城將軍府是清代綏遠將軍的辦公衙門，按一品封疆大吏衙署的格式營造，磚木構制，占地2.6萬平方米，其廂房廊柱上有兩副著名對聯，一是「事業為黎民福，議論作社稷謀」，二是「有為有猷有守，曰清曰慎曰勤」。
內蒙的朋友說，我的五日行只是蜻蜓點水，很多精華尚未深入，但我已覺得非常滿足。祖國之大，有著足夠的反差，而反差往往造就驚異和美感。
這一兩年，國際國內，線上線下，經濟社會，問題矛盾頗多，人心難得平靜。如果能遠離塵囂數日，融入草原幾分，看遍野的芳草和羊馬牛駝，在星空下，琴聲中，透透氣，放放鬆，或許會有些新感受，看問題的角度會有些新變化。
草原之行，深化了我對文化和文明的認識，使我更深切地意識到，文化繁榮建基於文明進步。
文化和文明，有人認為是可以通用的同義詞；有人認為文化更加內隱，文明更加外顯；有人認為文明有先進與落後之分，所對應的是蒙昧和野蠻，而文化更注重個性化、多元化，難分高下；有人認為文明更重視進步，文化更重視傳承，等等。
我的觀點是，文明和文化有聯繫也有區別。文明強調的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東西，不管應用到哪里都能促進人的福祉提升。如醫學使人的預期壽命大為提高，抽水馬桶和排污系統讓城市里的霍亂逐步絕跡，《物權法》通過保障財產權激發創業者的積極性，交通與通信讓天涯若比鄰。文明的發展，使各民族間生活方式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文明」或「不文明」有一定的通約標準，在英文中，「文明」（Civilization）源於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之意，意味著一種更為進步的社會發展狀態。美國歷史學家拉爾夫、伯恩斯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提出，「文明即一種先進的文化」。
而文化強調的是民族差異和群體特性，是特定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比如蒙古民族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經常要移動，所以居住在蒙古包里，它構造簡單，易於折疊，便於拆遷和運輸。
此次在內蒙古的每個景區，我都感到，文明程度比想像中要高。主要表現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各種硬件，清晰的指示系統，衛生、住宿、飲食等條件。公路休息區廁所的清潔程度不亞於上海周邊。服務生的態度也很好。內蒙古提出發展全域旅遊，近年來遊客增速很快，我覺得首先是因為整體文明程度提高了，在這樣的文明界面上，各地來的遊客覺得很適應，和自己居住地沒有什麼不同，就能安心體驗獨具特色的內蒙古風情和文化。
所以說，文明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基礎，一個地方的文明水平上去了，對這里的特色文化的發揚光大具有「放大器效應」。而文明的提高，離不開經濟發展，基礎建設，社會建設，環境營造，服務改善，也離不開像伊利乳業、西貝莜面村、億利集團（聯合國認定的全球治沙主管者）這樣的龍頭企業的帶動。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增強了很多。從80年代中期的《河殤》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國》《中華詩詞大會》《國寶檔案》等等，對自己文化的態度也在發生深刻改變。一樣的文化，因為品鑒文化的文明基礎的變化，文化的價值似乎也變了。究其本，是中國發展了，趕上來了，文明水位提高了，因此文化自信隨之而升。倘若沒有這樣的基礎，空喊文化自信，其實是沒有底氣的。
由此，我的第一個判斷是，隨著整個國家的「文明底盤」越來越高，越有文化特色的地方，未來的發展空間會更大。中國的邊疆地區有可能成為服務經濟、體驗經濟的新高地。
我的第二個判斷是，在中國的文明水平不斷提高之後，那些帶著有色眼鏡，在文化上看不起中國、貶損中國的聲音，會逐步減少。當然這也有一個過程。過去，世界不少地方的文明水位高於中國，他們因此有一種文化優越感，但現在，中國很多方面的文明程度已經上去了，有些硬件和物質方面已經超越了，社會治理、公民素質等軟實力也在提高，如果還是以老眼光看中國文化，這反而是刻舟求劍，坐井觀天。
以此推論，在中國之內，需要對原來比較邊緣的、非中心化的地方有新認識，而不是只盯著北上廣深；同理，香港的年輕人看中國內地，美國人看中國，只要多來多看，就會有新認識。我們也要創造更好的條件，讓世界進一步走進中國，了解中國。
上面談了文化和文明。下面談談不同文化間的關係。文化的生命力在於融合與包容。融化勝於征服。這是在成吉思汗陵參觀時的感觸。
成吉思汗，1162年生於漠北斡難河上遊地區（今蒙古國肯特省），1227年在六盤山下的清水縣病逝，而後秘葬。今天的成吉思汗陵並無其靈柩，而是一種靈魂載體和聖地，是「全體蒙古的總神祗」。
成吉思汗陵非常浩大，正殿正中是一座漢白玉塑像，他盔甲戰袍，腰佩寶劍，渾身雄武之氣。塑像背後，是一幅描繪當年橫跨亞歐的蒙古「四大汗國」的疆域圖（欽察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利汗國，察合台汗國），版圖的領土面積超過3200萬平方公里，接近整個歐亞大陸的60%，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西伯利亞到波斯灣，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國家。這張疆域圖一直是遮蔽的，上世紀90年代才打開，當時有主管人說，這是過去的歷史，無需回避。
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國人？蒙元文化和華夏文化是何關係？成吉思汗的歷史功過如何評說？這些問題有很多答案，甚至是相反的答案。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他統一蒙古族各部，建立了蒙古族的民族自信心，推行了法律，採用了統一的文字。他發動的戰爭在客觀上也推動了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交融，打通了唐末之後東西方300多年沒有溝通的屏障。但對漢族來說，元朝人分四等，漢人最末，和牲口差不多，可以隨意買賣，蒙古人殺漢人只要賠一頭驢，漢人殺蒙古人要滅全家。漢人不能持有武器，不能擁有馬匹，不能學打獵、學武功和參加集會。如不是耶律楚材說漢人可以交稅，漢人說不定會被殺光。
如果有仇必報，漢人和蒙古族人有血海深仇。但事實上，仇恨很難延伸多少代。有些是代際更替的原因，有些是此一時為敵、彼一時為盟的原因，有些是某一方發生了巨大變化、形不成敵對狀態的原因，也有些是意識到「仇必和而解」、不願承受戰爭消耗的原因。所以，打打殺殺的仇恨，換一種時空條件，就有可能走向融合。
在成吉思汗陵，遙想那塊相當於3又1/3個今天中國領土面積的版圖，我突然失去了羨慕。那種簡單粗暴的鐵血征服，看起來是一部宏大敘事，足以把驕傲傳給後人，其實不過是一時的壓服，蒙古帝國幾十年後就開始一塊塊瓦解，最後，連同為一系的汗國之間也發生了衝突和征戰。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千百年來維系各民族關係的最重要力量，還是文化。中國文化是多源的，而在「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詩書禮樂之所用」這些方面，又有很強的同化效果，即不是靠權力或法令的強制，而是靠柔性、包容、內化、昌明的文化來聯繫。
在今天的世界，平等相處的文化多元主義仍然很重要。但文化專權、文化霸凌、全能主義、單一標準的情況，也很突出。這又牽涉到人的認知問題。
人們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固化某種認知模式，並深陷其中。
美國學者麥克·莫布森在《反直覺思考》一書中說，我們的所有思考都基於大腦的「默認設置」，使用的是百萬年進化形成的「自帶軟件」，這種思維模式就是直覺思維。例如，一個醫生對某種疾病的治愈率只有50%，但每個來看病的病人總是選擇他來治療，因為他總是對病人說：「我上一個病人恢復得很好。」病急亂投醫就是一種直覺式思維：不在乎真實的概率，只考慮對自己有用的信息。
直覺思維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情緒」，如「無名火」、「頭腦發昏」等等。情緒在多數時候是不被我們的意識所控制的直覺反應，典型的例子是買彩票。任何人理性思考的話，都明白中大獎的概率極低，低到接近於零，但大獎那一連串零所引發的情緒高漲、興奮卻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以至於人們可以忽略科學計算，一往無前地往里砸錢。
美國氣象學家J·馬歇爾·謝博德在TED演講中說，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正在被三種思維錯誤毀掉。
一是確認偏誤，就是人們總傾向於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已經相信的事情，選擇性忽視那些就發生在眼前但是對自己想法不利的事情；
二是「達克效應」，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慮的決定的基礎上得出錯誤結論，「總有一些人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或者低估自己不懂的事情」；
三是認知失調，即新信息與已有的信念相矛盾，無法理解現有經驗外的事物的時候，會讓人產生失調的感覺，驅使人去尋找合理化的解釋，讓自己的認知達到一致。
一個人的行為問題，往往是行為背後的認知與思考模式出了問題。合理的態度是勇敢地去承認——我們常常是處在偏見之中的，處在信息不完備之中的；在需要理智、謙卑、客觀、基於真實的事實進行全面分析的時候，我們往往選擇了直覺、專橫、主觀、基於片段事實和局部信息進行剪裁，以「符合」自己的思維習慣或主觀預期。
如果是一個普通人，直覺思維和認知障礙盡管有害，還可以控制在一定範圍，且通過與別人的社會交往，也容易糾錯。如果是掌權者，特別是偏執的掌權者，危害就大了，而且很難抑制。
特朗普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推文為美國也為世界提供了一個「確認偏誤」，「達克效應」、「認知失調」的活生生樣本，這大概是他對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的一個「特殊貢獻」吧。
當我走出草原的時候，我的內心似乎安定了一些。
從文明和文化關係的角度看，中國應該有更大的信心。只要堅持以人為本，堅持開放，堅持創新，堅持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道路，時間會站在中國一邊。
從不同文化的關係角度看，中國應該有更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哪怕有人向我們發難，甚至是無端發難，我們都應該更加氣定神閒地回應，不受其擾，不被情緒左右。這種態度更能促進問題的解決。矛盾總是要爭取越化越小。
從認知的角度看，我們應該深刻體認到自身的局限性，檢討大腦的「默認設置」和「自帶軟件」，它們真的有效嗎？我們一定是對的嗎？應該努力做到信息對稱，在此基礎上再做決定。
在百年未遇之挑戰中，我們注定會遇到更多的壓力和突發事件。不少朋友對中美摩擦繼續升級感到憂心忡忡。擔心如果特朗普的思維和情緒進一步激化、極化，中美關係將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甚至走向「新冷戰」和「脫鉤」。
如果有些事情一定要來，那也沒有什麼好怕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不過，在一事一議之外，我們更需檢視的是一些更為根本的東西，比如我們對世界的判斷和理解，我們的思維框架，我們和人類文明的關係。
我們可以表現出更為充足的戰略定力，用更加策略的方式，在一定意義上「管控」特朗普的情緒。「一報還一報」，對中方未必是最優選擇。
我們需要穿越迷霧和迷茫，看到一些更大的、更長的圖景。
我看到的「終局」是——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創 新髮展、提高勞力生產率方面，在激發和保護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方面，在促進社會公正和機會公平方面，在真正凝聚民心、建立信心方面，總之，在那些與中國的長遠可持續發展高度相關的核心因素中，我們的進步是不是很快？我們能不能表現出比美國更好的勢頭？
如果我們比特朗普更能認清自己的問題，更能看到開放、進取、包容、普惠的世界經濟潮流之所向，如果我們有更健康的理智，同時也不乏勇敢的心和持久的韌性，那麼越是在困難的時候，我們可能越有機會做到超越。
在特朗普誇誇其談自身優勢，卻毫無定力和邏輯一致性的發推中，人們看到的是一種經常性的焦慮。
心定則目明。穿越迷霧，路在腳下，一步一步，正確的方向指引我們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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