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姚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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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至11月23日，由法國高級時裝屋——Dior主辦的展覽《Dior與藝術》（ART’N DIOR）在上海西岸藝術中心舉辦。除了作為展覽的主辦方，此次Dior亦有著作為第八屆西岸藝術與設計博覽會首席合作夥伴的另一重身份。
而在登陸上海西岸藝術中心之前，《Dior與藝術》展覽就已經於9月26日至10月26日率先在深圳市當代藝術與城市規劃館落地。其中的《LADY DIOR 我之所見》(LADY DIOR AS SEEN BY)展覽是Dior最為成功的巡展之一，自2011年揭幕以來，已經走過了東京、首爾、聖保羅、米蘭和柏林等城市。
誕生於1995年的LADY DIOR是時尚行業最早的「It Bag」之一，雖然該表達在當時並未像如今日這般被頻繁使用。這款包袋擁有能夠稱為「It Bag」的一切特質：簡介利落的建築感廓形，使其能夠迅速被大眾接受，但又不會在短時間內退出潮流；表面的藤格紋細節足夠吸引眼球，是點綴整體穿搭的重點所在；手柄和搭扣處的金屬細節則於制作包袋的皮革面料形成了反差感。
更重要的是，盡管LADY DIOR手袋因黛安娜王妃而得名的故事已經為人所知，但其中借助名人進行傳播的策略，其實亦對當代奢侈品牌的手袋推廣和營銷策略給予啟發。
可以這樣說，LADY DIOR目睹和參與了整個在新世紀前後奢侈品行業的快速變革。因此當一場以當代藝術審美視角貫穿的展覽拉開序幕時，在過去二十年裡已貫穿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兩端的LADY DIOR能成為主角其實稱得上是眾望所歸。
在《LADY DIOR 我之所見》展覽中，來自不同領域和國家的藝術家會以LADY DIOR手袋的廓形為基礎，從個人的藝術視角來對其進行再創作，Daniel Arsham和Olympia Scarry等名家都曾作為合尷尬刁難象參與過其中。
而作為一場落地大陸的展覽，Dior延續了將大陸元素加入講述議題的做法。只不過這次無關雪紡花卉和金石刺繡，大陸當代藝術創作的表達張力被推至聚光燈下。
蔡雅玲、梁曼琪、劉月、鄔建安和張鼎五位藝術家對LADY DIOR手袋的創作此前已經在深圳的展覽中展出，王鬱洋的作品則在此次的上海展覽中首次現身。每一件以LADY DIOR手袋為靈感打造的藝術作品都以雕塑或裝置藝術的形式呈現。
蔡雅玲的《乘風破浪》和張鼎的《無題》是其中東方色彩體現得最為明顯的兩件。《乘風破浪 》使用象牙雕球來構建出LADY DIOR手袋的廓形，女性身體形態和孕育胎兒造型的片狀裝飾點綴在兩邊，流淌而下的鮮紅水晶珠簾則條條血脈將二者相連。
《無題》的外觀則將LADY DIOR手袋藤格紋細節的壓縮至平面，磨光黑色底面映襯下，既是圍棋棋盤，也是交織相連的網路。壓於表面的金色「棋子」是秩序的彰顯，而背景相連的線條則有著動感，要沖破束縛。二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互相牽制的平衡感，是古典東方精神的外化表達。
在上海展覽中才能欣賞到的王鬱洋新作則講述了矛盾的世界觀：手袋的外表明亮光滑，但磨損痕跡明顯；透明的靜態包裹體內部，是漂浮扭動的多色拼色金屬，極具張力。
類似的表達也在劉月的《時間的典禮》中可以看到，他用化石、水晶石、青金石、玉石甚至隕石等多種材料，讓LADY DIOR手袋變成了一盤石料佳肴。這些石料堅硬鋒利，但實際上在地殼和風雨中已經經歷過了打磨，不規則的造型是被自然力量逐漸侵蝕而成的結果。
除了六位藝術家在《LADY DIOR 我之所見》呈現的新作，Dior還在此次上海《Dior與藝術》中帶來全新的DIOR LADY ART #6系列。和《LADY DIOR 我之所見》巡展一樣，DIOR LADY ART系列也是Dior將時裝文化和藝術進行結合呈現的另一標桿性項目。
12位藝術家參與到了本次DIOR LADY ART #6系列的創作中，他們分別為Manal Al Dowayan、 Gisela Colón、Johan Creten、Genieve Figgis、Gigisue、Antonin Hako、Leonhard Hurzlmeier、Yukimasa Ida、Daisuke Ohba、Lina Iris Viktor以及來自大陸的李松松和張洹。
這不是大陸藝術家的身影第一次在DIOR LADY ART系列中出現，此前概念畫先驅王光樂和行為藝術家宋冬就曾分別參與到DIOR LADY ART #4和DIOR LADY ART #5兩個系列的設計中。藝術作為一種用抽象概念在現實物體中反映生活和社會的工具，人們能夠從每年DIOR LADY ART的大陸藝術家創作上，捕捉到大陸藝術以及當代社會的變化軌跡。
在此次DIOR LADY ART #6系列中，李松松和張洹均在創作中表露對現實世界的關註以及由此衍生而來的精神意識動態的思考。李松松的創作靈感來自公共圖像，將作品《劍法(三)》圖像中的舞劍女子繪制在不同色調的顏料基底上，但卻通過放大的形式來使整個包袋表面隻顯示出原作的一隅，而渾厚色調背景更顯線條的靈動。
通過這一系列調色板色彩和肌理處理，藝術家跳脫了圖像的原本脈絡，並以獨特的厚畫表面，對大陸現代和當代歷史兩個不同時期的思想文化特征進行連接。
值得注意的是，李松松早在2008年就已經在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以一座巨大的霓虹雕塑來呈現LADY DIOR手袋在現代藝術脈絡下的內涵，而如今又一次對LADY DIOR手袋進行創作，可以看成是他對過往作品精神內核的一次延續，相應的思考也隨著時間的變遷而更新。
不同於李松松對現實物質和精神世界同構性的關註，張洹的創作無疑更聚焦於人類的想像以及延伸而來的處世之道。可以這樣說，人們可以在張洹的創作中看到感性力量的驅動力，而這並非是只有單純的熱情，混合和龐雜性才是常態。
這也解釋了張洹為何會在「櫻花地」（SAKURA FIELD ）LADY DIOR迷你手袋上使用大面積的迷幻色彩進行裝飾。
對梵學的熱衷讓張洹將生死、身心關係和記憶角色等主題融入到了此次的「櫻花地」（SAKURA FIELD ）手袋中，繁復的串珠和亮片刺繡裝飾展現以象徵連結生死的佛教面具所交織成的一片櫻花花海，結合過去與未來的一千零一道色光勾勒出炫目的迷幻浮世景象。在佛教世界裡，人們在這個世界中獲得肉體的重生；而在現實世界裡，人們通過對精神世界的感知，將自我推至新的極限，進而得到內心上的涅槃。
而張洹另一款基於LADY DIOR手袋的創作則從《我的冬宮》系列中獲取靈感，該作品中出現的女性臉龐取自於倫勃朗1634年的畫作，展現的是女性的神性形象。結合大陸古老的制櫃技藝，該款手袋巧妙地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作為一場內容極為豐富的展覽，Dior除了呈現《LADY DIOR 我之所見》以及DIOR LADY ART #6系列的兩個實物展區，還在西岸藝術中心的展廳中專門開辟一處用於展示歷年來DIOR, THE ART OF COLOR「Dior攝影和視覺藝術新秀獎」大獎得主的佳作。 該獎項在阿爾勒國際攝影節（RENCONTRES DE LA PHOTOGRAPHIE D’ARLES ）期間頒發。
大陸青年藝術家郎港澳便曾是2019年大獎的獲得者，她的作品《第二次自我介紹》隨著展覽來到了上海。郎港澳重新審視了圖像作為信心傳播載體的作用，並以此為手段來對女性身份的氣質的定義提出了新的見解和看法。
最新的2021年大獎得主Cédrine Scheidig的作品《成為地球的顏色是一種福氣》（It is a Blessing To Be The Color of Earth）也在展覽中亮相。攝影社將視角放眼全球，但又從小處入手，選取能夠代表不同地區自然和文化環境的人物和物件進行拍攝，呈現全球化時代下人類在歷史和空間上的多重聯絡。
為了讓參觀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到品牌對於藝術的關註和支持，Dior專門在展覽中開設了Dior精品書店，囊括Dior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以考究姿態用清晰的脈絡梳理時裝與藝術和社會生活之間互相映射、互為表裡的共生關係。
奢侈品牌向來與文藝界關係緊密，其成衣和配飾的制衣手法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社會文化變遷印記，也常被文藝評論家進行研究的資料，而藝術家則熱衷於對經典款和熱門款進行再創作。將奢侈品牌包裹其中的格調性，和它們自誕生以來對技藝的追求和用文化浸潤自身的要求，決定了這一切。
Dior是對該議題進行討論時，無法繞過去的奢侈品牌，其在時裝、彩妝和珠寶等領建立起的聲譽以及由此形成的影響力，實際上引導了消費者將關註焦點向時裝文化轉移。
但文化藝術的特征決定了任何奢侈品牌若要在該領域的發力，都無法獲得快速爆發的結果。這是一個經年累月不斷疊加進化的過程，必須付出恒久的努力。奢侈品牌在對藝術和社會議題進行關註的同時，也要保持穩健的發展步伐，後者是前者得以實現的基礎。
此前界面時尚曾寫過，雖然時裝屋的生意和精神面貌多取決於創意總監的能力，但選擇正確的設計師、制定正確的發展策略依然是商業決策中最重要的部分，這集中體現在一個企業到底尊崇何種價值嚮導。
從Christian Dior本人再到Maria Grazia Chiuri，審美取向和風格迥異設計師主導了Dior在不同時間段內的創意表達，並將個人的世界觀從成衣和配飾的設計延展到諸如門店裝潢、廣告視覺和藝術展覽的策劃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設計師卻也都能在任期內將自己的個性融入到Dior的精神內核中，使其不至於偏離優雅、造夢和多元的主題，而這也正是支撐Dior能夠不斷在藝術領域輸出見解並將概念延展拓寬的基石。
具體來看，Christian Dior本人在成為設計師之前，就曾在巴黎第八區開設畫廊，為阿爾貝托 · 賈科梅蒂和薩爾瓦多 · 達利等名家舉辦展覽。而在他的創作中，人們亦能看到諸多在19世紀和20世紀名聲大噪的藝術家作品的反映：首個系列中的兩條連衣裙被命名為 「馬蒂斯」和「布拉克」，而「讓 · 考克多」白色蟬翼紗晚禮服和「音樂室」晚宴披肩則已經成為時裝史上的經典之作。
現任設計師Maria Grazia Chiuri也延續了Christian Dior本人對藝術的關註，我們可以在2020秋冬高級定制系列中看到，來自多蘿西婭·坦寧和利奧諾拉·卡林頓的畫作中的經典元素被巧妙運用，用躍動的色彩凸顯女性力量。最新的2022春夏成衣系列發布秀則邀請Anna Paparatti進行秀場裝置創作，並在服飾上用豐富多樣的色彩搭配幾何色塊，創作出帶有怪誕和遊樂主義意味的華麗景觀。
而結合整個行業發展的角度來看，Dior實際上展現了其中最為明顯的變化趨勢：奢侈品牌走到臺前，對自身的文化屬性及脈絡進行梳理，通過辦秀、辦展或成立藝術基金會的形式，擔任策展人或組織者的角色，將對藝術的關註以一種更為顯性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作為行業主導的家族精品坊運營模式讓奢侈品牌對藝術文化的關註和表露局限在狹小的精英圈層中。
但伴隨二十一世紀而來的全球化時代改變了遊戲規則，過去十年間蓬勃發展的社交媒體更讓行業震動。部分前瞻者開始意識到奢侈品牌、藝術和大眾三者之間界限趨於模糊已然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品牌本身亦能在變局中扮演更為積極主動和更具建設性的角色。
僅僅在過去一年裡，Dior用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的時裝秀展現了未來科幻和復古波普兩種文化特征能夠如何通過時裝來表達，而獲得頗多讚譽的《克裡斯汀·Dior，夢之設計師》則被帶到上海和成都，呈現了完整的品牌發展史和歷代設計師的豐富作品。
事實上，在社交媒體已經成為資訊主流傳輸渠道的當下，奢侈品牌的內核已經變得十分多元，本身就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發展的見證者。而通過辦秀、辦展以及舉辦競賽等種種環環相扣的活動，Dior和藝術則徹底融合，而非二者之間簡單地借用表層概念來進行形象塑造。
畢竟就如前文所述的LADY DIOR手袋所享有的文化地位一樣，若從當代藝術的視角來看，Dior其實已經早早地被納入到了藝術的領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