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周易》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周易古經》,分上下篇;一部分是《周易大傳》,計十篇,別名十翼。

《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愛情運勢 第1張《周易》的成書過程及思想體系 愛情運勢 第2張

  《周易古經》簡稱《易經》,自戰國時代起,就被儒家奉為經典,近三千年來對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了重大影響。《易經》究竟何時成書,大致以本地面貌留傳,至今尚無定論。對於《易經》的成書時間,目前學術界主要有三種意見:西周初年說,西周末年說,戰國初年說。本書採用第二種說法。

  

  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易經》並非一人之創作,它的形成和編定過程,一定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眾所周知,《易經》與占筮有密切關係。新近的考古資料和研究證明,占筮在殷代確已流行。《世本·作篇》和《呂氏春秋·勿躬篇》關於「巫鹹作筮」的說法,看來可信。

  

  據《尚書·君奭》巫鹹乃商代太戊時人。八卦和六十四卦正是在占筮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且,考古學者在現今保存的文物中發現,殷代已有契數的卦象,六十四卦的卦名也已存在。《禮記·禮運篇》載:「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微也,吾得《坤》《乾》焉。這些材料說明,商殷之時有與《周易》類似的文獻。盡管它們的表現形式與《周易》有區別,如《周易》中《乾》在《坤》之前,而孔子去宋國考究殷文化所得之「殷卦書」,《乾》在《坤》之後,但是《周易》與「殷卦書」在觀念和思維方式上畢竟是一脈相承的。「殷卦書」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前身

  

  筮法和卦學經過周人的改造,演變成現在所見《易經》的模樣,其間,周文王和周公或許對《易經》的編輯做出過貢獻。司馬遷說:「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記·日者傳記》)又說:「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史記·太史公自序》)許多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斷《易經》為文王所作,其實不符合《史記》原意。司馬遷兩處提及此事,都使用「演」字加以說明。據《釋名·釋言語》:「演,延也,言蔓延而廣也。」可見司馬遷是說,周文王對三百八十四爻的推衍引伸做過一定工作,並未肯定整個《易經》為文主所作。這一點應當澄清

  

  從今本《易經》所涉及的史料看,它記錄了自周興至西周晚期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和變故。如:泰卦六五爻和歸妹卦六五爻有「帝乙歸妹」的話,是指殷王帝乙將女兒嫁給周文王姬昌一事。隨卦上六爻。「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這裡說的是周文王被殷紂囚於羑裡,釋放回國後,在歧山行祭。升卦卦辭:「南征北戰。」可能是指周穆王大舉征伐南楚。這是西周中期的事,履卦六三爻辭:兇。武人為於大君。」王弼註:「志在剛健,不修所履,欲以陵武於人,為於大君。」孔穎達疏:武人「欲自為於大君。」可見履卦六三爻辭是批評某些權臣或諸侯憑借手中的軍事力量,控制西周王朝的大權。以此反映統治階級內部尖銳傾軋、生死爭奪的卦爻辭還有不少,這種政權不穩、激烈動蕩的情況,應當出現在西周晚期。

  

  《易經》的確有許多地方,表現出作者為西周王朝的衰敗而憂慮沖沖的心情。《易傳》雖然並不認為《易經》成於西周晚期,但是對於《易經》作者的不安心理深有所察。《系辭下》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易傳》看來,《易經》作者的意圖在於,通過危辭提醒當時的統治者,使其驚覺和猛醒,希望他們能夠轉危為安。

  

  《易經》涉及的方面是相當廣泛的,包括生產經驗;社會改革、自然科學、倫理、軍事、刑訟、商旅、婚俗、祭祀,等等,對了解西周和周以前的社會生活、思想觀念、文化習俗有重要價值。《易經》的卦爻辭,主要是散文,也有韻文,文辭形式和寫作方法借鏡了民歌。其中有些爻辭與作於西周晚期的《小雅》接近,如明夷卦上九爻辭:「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中孚卦九二爻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就很像是西周晚期的詩歌。

  

  這些情況不僅表明《易經》可能成書於西周末年,而且告訴我們,《易經》的思想和構成資料,融匯了西周及西周以前大量的文化精萃和中國民族的傳統精神。《易經》無疑是西周文化的結晶。

  

  《易經》到底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目前多數學者肯定它是一部用來占筮的筮書,同時也有少數學者著文列舉理由,力主《易經》非卜筮之書。這種爭論說明了《易經》的龐雜性。依拙見,《易經》從其淵源和形式上看,的確是一部筮書,它保留著筮書的主要特征和功能,如全書按卦爻劃分為六十四個部分,內容以卦爻辭的方式出現,與象數並存,而且吉兇悔吝之類的占筮術語比比皆是。所以,春秋時《易經》主要當作筮書而流行。但是由於經過長期的編輯加工,《易經》涵納的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筮書的範圍和要求。因此,從其涉及的方面如此廣泛來說,它可以看作是一部西周時代的小百科全書;從其觀點前後一貫,著重在總結社會治理方法和宇宙變化規律,又可以將其當作一部古樸但有完整思想系統的政治哲學著作。

  

  這種情況,早在春秋戰國時已被一些有學識的人注意到。據統計,在《左傳》《國語》中,利用《易經》和相類筮書進行占筮活動的記述,有十六項。另外,還有六處援引《易經》以論說人事,實際是把它當作百科理論著作來使用了。如晉國知莊子引證師卦初六爻辭「師出以律,否臧兇」,批評彘子出師救鄭,不服從命令,「必有大咎」。(《左傳》宣公十二年)又如秦國著名醫生醫和利用蠱卦之卦象分析蠱疾,說:「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左傳》昭西元年)卦象在醫和手中成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

  因此,反對鬼神迷信的荀子指出:善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他更多地強調了《易》的知識性、學術性這個方面。《系辭上》說得更具體:「《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傳》作者也認為《易經》具有多功能、多品格的特征,而占筮隻居其末。

  

  總之,《易傳》是一部以筮書形式出現而內容廣泛的政治哲學論著。這種龐雜情況是歷史形成的,然而卻增加了《易經》的「神秘」性和考究的困難,更加使它顯得涵蘊深邃,耐人尋味。

  

  兼科學與迷信於一身,這種矛盾現象並不奇怪。在原始社會最古老的巫術中,其實就包含著科學和理性的萌芽。因為巫術卜筮本身已標示著人類與動物的分野。動物只能依靠信號資訊,對某些即將發生的情況提前做出反應,其超前反映能力是極有限的;而人卻可能借助符號資訊,通過思考和一定工具無限地預測未來。人的大腦這個具有超級加工和創造資訊能力的器官,在和外物接觸過程中,絕不會滿足於「上帝啟示」這種簡單且不靈驗的觀念,預測和期求成功的願望推進人們進行卜筮的同時,也推進人們去總結客觀世界的規律。這就是為什麼在遠古時代,科學與迷信孿生又並肩發展的原因。

  

  《易經》起源於遠古時代的占筮,然而占筮的意義卻幾乎僅僅以外在形式保存於《易經》之中。這一科學排擠迷信的變化過程,除了《易經》的編定者起了重要作用之外,還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根據現有的史料,殷人篤信上帝主宰自然和一切人事,但是自周滅殷之後,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實踐的成功使人的主觀精神空前高揚。西周統治者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尚書·泰誓》)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大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泰誓》)宣稱民眾的耳目亦即上天的耳目。在繼承殷人上帝觀念的同時,周公制禮作樂,倡導「敬德」「保民」,大大抬高了人的價值和作用,西周的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由此有了巨大進步,正是因此,才有可能在西周晚期產生出《周易》這樣一部偉大的古代經典。

  

  眾所周知,自春秋以降,幾乎歷代思想家都註疏或研討《周易》,迄今有史料可查的解《易》大家不下數百。借註解《易經》而闡發自己的哲學主張,竟成為中國思想史演進的一種方式。

  

  《易經》為什麼能夠有如此留大的魔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集中了中國思維的主要特征——質樸的系統性原則。這也正是關註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特別矚目《易經》的重要緣由之一。

  

  《易傳》十篇,應為戰國後期之作,與《易經》相差五、六百年,是大體按儒家精神對《易經》的解釋和發揮。過去,由於缺乏歷史主義的精神和足資證明的史料,一些學者將《易經》與《易傳》混為一談,甚至錯誤地把《傳》的深刻思想一古腦戴到《經》的身上。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史學界在《周易》研究上的貢獻之一,就是嚴格地將《經》與《傳》分開,證明它們產生的時代不同,思想水平和許多見解亦不一樣。

  

  劃清這個界限,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近年來又有一種傾向,即把《經》與《傳》完全割開,似乎《易傳》的思想全然是《傳》作者的發明,與《經》毫無關係,《易傳》所涉及的一切,《易經》一概沒有。甚至有些著作認為《易經》不過是一種並無豐富義蘊的宗教巫術,不包含任何哲學思想。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誠然,《傳》與《經》在思想內容上有不同,思維水平有差異,但應當看到《易傳》的許多哲學思想直接導源於《易經》,在基本觀點和認識方向上《易傳》是對《易經》的繼承和擴充。

  

  《易經》也決不單純是巫術,它藏蘊著相當豐富的哲學思想,特別是系統觀念,幾乎對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並終致匯成一派莽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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