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評《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上】

《水滸》是大陸第一部專門描寫歷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的古典小說。

《水滸》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水滸》的作者寫得非常好，寫得完全符合事實。《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水滸》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水滸》裡梁山泊內部政治工作相當好。《水滸》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江青在學大寨會上的講話是放屁，完全文不對題。

《水滸》是大陸流傳最廣的古典文學名著之一。它也是毛澤東很愛讀的一部中國古典小說。

《水滸》對少年毛澤東影響最大

早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就一遍又一遍地讀過《水滸》。「那時，鄉間能夠借到的書，多半是些民間流傳的舊小說。當他閱讀《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說唐》、《說嶽》這些小說的時候，常常被一些生動的鬥爭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讀，一直要達到熟悉這些故事情節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周世釗：《少年毛澤東的故事》，少年兒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頁)說到毛澤東青少年時代愛讀《水滸》等古典小說的事，毛澤東本人在1936年，同來到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樣說道：「我讀過經書，可是並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於造反的故事。我讀過《嶽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等。那是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瞞著老師讀的。老師憎恨這些禁書，並把他們說成是邪書。我經常在學校裡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它們蓋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可以背出來，而且反復討論過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裡的老人們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而且經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頁)

毛澤東自己曾回憶說過，在他的少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讀物，就是《水滸》。對這部生動地描寫農民起義造反的英雄群像的古典小說，他不僅自己愛讀，在他主持新民學會期間，還建議過同學會友讀一讀《水滸》。

警衛員把《水滸》誤會成「水壺」

毛澤東對《水滸》這部小說的興趣，可以說貫串了他的一生。在大革命時期從事農民運動的歲月裡，毛澤東常常津津樂道地談論《水滸》和宋江造反的故事。在江西蘇區的時候，盡管生活環境非常艱苦，甚至餓著肚皮，《水滸》依然是他愛讀的書籍之一。在長征途中，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毛澤東急於要找《水滸》一讀。對此，當時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黃友鳳後來有過這樣的一段回憶：

毛主席喜好讀書是眾所周知的。即使是在日行百裡、饑困勞苦、戰事頻繁的長征途中也不例外。

一次，部隊打下了一座縣城。我們住進了一個地主的莊院。戰士們高興地聚在一起用歌聲驅散著整日行軍的疲勞。這時，主席走了過來，只見他環顧一下院子四周，把警衛員叫到跟前說：「小鬼，這家人看來蠻富有。你四處走走，看能不能找本《水滸》來，我想用用。」小戰士高興地接受了任務，四處尋找起來……

我們仍在院子裡唱歌。突然，從主席房間裡傳出一陣爽朗的笑聲。大家驚詫地循聲望去，只見那位找《水滸》的小戰士，提著個大水壺窘迫地站在主席面前，抓耳撓腮。主席單手叉腰，用愛撫的目光望著他，「我讓你找本《水滸》，你給我找了把水壺，這不是牛頭不對馬尾嘛！」

說完，主席自己又笑了……

事後，主席專門把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叫在一起，就錯水壺當《水滸》這件事，讓大家展開討論，認識讀書學習的重要性。(《毛澤東機要秘書的回憶》，《黨史文匯》1986 年第3期)

這聽起來好像是個笑話，然而它是毛澤東長征途中要讀《水滸》的真實的歷史記錄。

用《水滸》故事說明深刻道理

延安時期，毛澤東讀過不少的書，特別是哲學方面的書讀得尤多，也讀過一些小說。例如：《南北宋》(上海大新圖書社印行)、《昭君和番》(上海新文化書社版)、《康聖人演義》(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明末痛史演義》(趙煥亭著，上海鴻文書局1936年印行)、《崇禎慘史》(上海新文化書社刊行)、《施公清烈傳》(周夢蝶校閱，大達書局1935年再版)等。

延安時期毛澤東閱讀過的圖書，經過戰爭歲月的輾轉，大部分都丟失了。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在管理圖書工作中，對保存下來的延安時期毛澤東閱讀過的圖書，是分外珍惜的。但從中筆者沒有看到《水滸》這部小說。到目前為止，筆者也沒有看到談及延安時期毛澤東讀《水滸》的材料，僅此，也不能斷定：延安時期，毛澤東沒有重讀過《水滸》。

延安時期，毛澤東談到《水滸》、談論《水滸》的材料是不少的。他在講話、報告和著作中，也經常引用《水滸》故事來說明深刻的道理，或者來印證闡發他的認識。例如，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篇著作中，曾以林沖打翻洪教頭為例，來說明戰略退卻的必要性。他是這樣寫的：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辟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03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在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八周年的時候，毛澤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著名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曾借用武松在景陽岡上打虎的故事，來說明我們應當如何對付反動派。他把反動派比做吃人的野獸，他認為在野獸面前，我們「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他號召人們說：

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3頁)

類似這樣的例子，在毛澤東的講話和著作中是屢見不鮮的。

建國以後，毛澤東在豐澤園的書房裡、臥室的書櫃裡，一直放有幾種不同版本的《水滸》。據逄先知同志當時的記載，1964年8月3日，主席在北戴河的時候，還要過《金聖嘆批改水滸傳》。他送給毛主席的是影印貫華堂原本。到了70年代，我們先後給主席送過12種不同版本的《水滸》。按照當時登記的順序，這12種不同版本的《水滸傳》是：

《金聖嘆批改水滸傳》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影印1—24冊

《水滸傳》順治丁酉冬刻本1—20冊

《全像繪圖評註水滸全傳》上海掃葉山房1924年版1—12冊

《五才子水滸傳》上海同文書局版1—16冊

《水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冊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冊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上海中華書局1966年版1—20冊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華書局1975年影印1—8冊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冊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中華書局1975年影印1—32冊

《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冊

《水滸全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冊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滸》，後來一直放在他的書房裡。中華書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與堂刻水滸傳》(線裝大字本1—20冊)，他一直把它放在臥室裡。

毛澤東最愛看《金聖嘆批改水滸傳》

1964年8月3日，逄先知送給毛澤東的那部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影印貫華堂原本《金聖嘆批改水滸傳》，是毛澤東最喜愛看的版本之一。70年代，他還先後兩次看過這部《水滸傳》。一次是1971年8月3日，這天上午大約10點多鐘，高碧岑告訴筆者，說首長要看《水滸》，要筆者趕快找出一部送去。高碧岑是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的一般幹部。徐業夫生病後，組織上調他來接替徐秘書的工作。因為高秘書來到主席身邊工作時間也不長，對主席讀書的具體情況知道得也不細。所以這次主席要看《水滸》，他也不太清楚主席要看什麼版本的《水滸》。

我們給主席管理圖書的時間也不太長。對主席讀書的習慣和要求等我們更是知之甚少。不過《水滸》這部書筆者還是知道的，在學校裡也讀過。接了高秘書的電話後，我們很快在主席圖書中找出一部平裝本《水滸》。當時筆者頭腦裡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滸》，趕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們就毫不猶豫地很快送到了遊泳池毛澤東住地，交給了高秘書。從遊泳池回到筆者的辦公室後，屁股在椅子上還沒有坐穩，電話鈴聲又急促地響起來了。筆者一拿起電話，高秘書倉促的聲音就傳進了耳朵：「首長說他不是要這種版本的《水滸》。他要的是他幾年前看過的線裝本金聖嘆批改的《水滸》。」當時，筆者只知道有《水滸》這部小說，不知道還有金聖嘆批改的《水滸》。既然幾年前看過，說明這部書可能還在他的書房裡。放下電話，急忙到主席書庫。

因為主席要的是線裝本的《水滸》，所以，筆者就徑直來到放線裝書的屋內。當時，主席的圖書平裝和線裝是分開存放的。線裝部分是按照經、史、子、集四大部分類，一類的圖書大多放在一起。管理圖書的同志都知道這一點。這主要是為查找使用方便。《水滸》和《紅樓夢》等這些歷史小說，我們記得當時一共放了滿滿的兩個書櫃。為了查找方便，書櫃外面我們分別都貼有標籤，一看標鑒就知道櫃內放的是什麼書。來到放線裝書的屋內，我們很快找到了放小說的書櫃，打開書櫃，從上往下一層一層查看。不一會就在這個書櫃的底下兩層，看到了好幾種版本的《水滸》。仔細一翻，還真有一種叫《金聖嘆批改水滸傳》。找到了主席要看的書，心中是很高興的。在「毛主席用書登記本」上登記後，我們將它急忙送交高秘書。心想：「這下不會錯了！」高秘書說：「你們送來正好。首長在等著看呢。」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主席又要看《金聖嘆批改水滸傳》。因為有了上一次的實踐，所以這一次就比較熟悉了。但是這一次又不同於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這部書，看後也沒再要看別的版本的《水滸》。這一次，筆者把這部書送給他之後，第二天晚上，徐秘書就告訴我們：「首長還要看別的版本的《水滸》，要找線裝本，字大一些的。」毛澤東自己的存書中，還有幾種版本的《水滸》，是線裝本，但字都比較小。此情況向主席匯報之後，主席讓我們再到北京圖書館或者其他的圖書館去找一找。第二天，即2月3日，我們到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找了一部線裝本《第五才子書水滸傳》(70回本，上海同文書局版，16冊)，字也比較大。巧得很，這部《水滸》也是金聖嘆評點過的。

我們又到首都圖書館借來一部《全像繪圖評註水滸全傳》(上海掃葉山房1924年版，12冊)。後一種，主席翻看後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來了。前一種《第五才子書水滸傳》，主席一直留在身邊，默默伴隨著他度過終身。我們知道，毛澤東晚年看過不少版本的《水滸傳》。但是，他最愛看的版本，就要數金聖嘆批改的《水滸》了。不過，主席對金聖嘆「腰斬」《水滸》是不滿意的。他說，金聖嘆砍掉《水滸傳》的後半部分「不真實」。對於這一點，後面還將較詳細地介紹。

1972年1月6日，陳毅元帥因病逝世。1月8日，毛澤東親筆簽發了陳毅的悼詞。1月10日下午，大病初愈身體還很虛弱的毛澤東，穿著睡衣突然來到八寶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從參加陳毅追悼會回來後，毛澤東又大病了一場。

2月初，他身體還未康復，就要看《水滸》。看了《金聖嘆批改水滸傳》，還要看《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是受「武松打虎」、「柴進門招天下客，林沖棒打洪教頭」、「三打祝家莊」和「魯智深大鬧野豬林」等許多英雄的故事的吸引呢？還是對這位英勇善戰、功績卓著、大度豁達、爽直忠誠的詩友，遭林彪一夥的迫害之死而心中不平、不安、不忍，同時又對陳毅深情地思念呢？是要看小說、讀故事，重溫歷史呢？還是要借此消除心中的不安，調節一下大腦呢？這裡筆者也是難於說清的。反正，毛澤東當時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矛盾的，也是非常寂寞、孤獨的。

毛澤東讚賞《水滸》英雄的反抗精神

毛澤東自少年時代起，就喜愛讀《水滸》。到了晚年，還興味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水滸》。毛澤東在耄耋之年，多次頗有興致地談論《水滸》。直到1975年，因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睛不能看書了，在與身邊同志談到《水滸》的時候，他還侃侃而談一番。毛澤東對《水滸》為什麼這樣有興趣呢？這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水滸》是一部與農材和農民的革命鬥爭有緊密關係的古典小說。毛澤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青少年時代差不多都是在農村度過的。走上革命道路以後，也是從解決農民問題開始的。1926年5月至9日，他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講課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他關注和著重研究的問題也是農民問題。為了動員農民，組織農民，1927年1月，毛澤東在大革命高潮中用了33天的時間考察湖南的農民運動，在考察的基礎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考察中，他看到不願做奴隸的農民們紛紛起來造反、抗爭的情景：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用繩子把劣紳們捆綁起來，牽著遊鄉；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他們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他們打翻了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只腳；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對一切代表農民利益的「反常」現象，毛澤東非常高興地稱之為：「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毛澤東生在農村，長時期地和農民們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很熟悉農村和農民的疾苦。他很憎惡當時那些草菅人命、欺壓百姓等極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他理解農民，同情農民，對農民和農民運動一直有著特殊的感情。《水滸》是大陸第一部專門描寫反映歷史上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的古典小說。書中描寫並且頌揚的一個個英雄人物，有打漁的，有種菜的，有打鐵的，有賣膏藥的，還有許多形態各異的被壓迫的普通貧民百姓。書中的人物面貌，毛澤東好像都似曾相識；他們反抗官府、劫富濟貧的種種行為，毛澤東似乎也有所聞、也有同感、也曾有所實踐；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言談話語，他們的要求，他們的願望，毛澤東好像也都是眼見過、耳聽過、心想過。對於這樣一部與農村和農民有密切聯繫的古典小說，引起毛澤東的興趣和關注，這是非常自然的。毛澤東自己生前在談到早年讀《水滸》、《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對他產生的影響時說過：「我認為，這些書對我的影響大概很大。因為這些書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齡裡讀的。」在他的少年時代，對他影響最大的讀物，就算是《水滸》了。「不過，《水滸》對毛澤東，從少年時起最重要的影響，主要還是在思想方面。書中‘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現存秩序的精神。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從中國舊文化(區別於官修典籍的民間傳統文化)繼承來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第19頁)

第二、造反思想和反抗精神的共鳴。毛澤東青少年時代就具有造反思想和強烈的反抗精神。1936 年，在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有這樣一段自我介紹：

有一件事，我記得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我們兩人當著他們的面爭論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罵了他，接著就離家出走。我母親追著我想勸我回去。父親也追了上來，邊罵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邊，並且威脅說，如果他再走進一步，我就要跳進水裡。在這種情況下，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來了。我父親堅持要我道歉並磕頭認錯。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腳磕頭認錯。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當我用公開反抗的辦法來保衛自己的權利的時候，我父親就軟下來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溫順的態度，他只會更多地打罵我。(《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第7—8頁)

這段自我介紹，造反的矛頭固然是對著他的父親，但字裡行間都顯示出少年毛澤東的反抗精神。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無論是在家庭裡，還是在學校裡，表現他勇於造反，敢於反抗，善於鬥爭的例子是很多的。走上革命道路之後，從秋收起義到井岡鬥爭的歲月；從震撼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延安，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新中國的誕生，直到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還不失時機地用其智慧，奮力叩開關閉已久的中日、中美關係的大門，譜寫出中日、中美關係歷史上的新篇章。

毛澤東把《水滸》作為反面教材來讀

《水滸》描寫的是農民造反的傳奇故事，書中塑造了李逵、魯智深、武松、林沖等敢於反抗官府的諸多的英雄群像，並通過他們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現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如何由分散的單個的復仇火星，發展到熊熊燃燒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後完全被熄滅的農民反抗鬥爭的完整過程。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農民的起義，農民的反抗，都是由於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的必然結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水滸》中眾多的農民造反，眾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鋌而走險參加起義。這是「官逼民反」的歷史必然。這是《水滸》這部小說最有價值的思想內容。毛澤東所以愛看這部小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說揭示的「官逼民反」的這一主題思想，與毛澤東本人具有的強烈的反抗精神產生了共鳴。對書中許多的英雄好漢的義氣、俠行、膽識、才幹等等，毛澤東是很敬佩和向往的。

1944年1月9日，毛澤東看了延安平劇院編演的歷史劇《逼上梁山》以後，當即高興地給編導們寫了這樣熱情讚譽的信：「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並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這出戲，是《水滸》的精髓，體現了作品強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澤東的讚譽，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澤東說農民的「造反有理」，因為這是「逼出來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亂子鬧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毛澤東還常常把自己帶隊伍上井岡山，說成是「沒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陜北公學做題為《三個法寶》的演講)。在延安給史達林祝壽的時候，毛澤東還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概括為一句極簡單的話。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建國以後，毛澤東在談自己的革命生涯，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時還頗有感觸地說：革命家是怎樣造就出來的呢？他們不是開始就成為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個小學教員，我是被逼迫這樣的。反動派殺死了很多人民。最後他借用《水滸》的故事歸納成一句話：「每個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轉引自《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頁)

第三，把《水滸》作反面教材。毛澤東晚年在夜以繼日地工作之餘，在病魔纏身的最後幾年的歲月中，還一遍又一遍地閱讀《水滸》。他不是為了尋求藝術的審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時代那樣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滸》作反面教材，通過閱讀這部反面教材，使人們知道如何發展和保持我們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1975年8月13日，毛澤東與蘆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給毛澤東讀書)談《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等幾部古典小說的時候，曾說過：「《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們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漢讀《水滸》時，毛澤東對張玉鳳也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毛澤東評〈水滸〉真相》，《中國青年報》1988年9月24日)《水滸》中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宋江招安投降，這是歷史的必然。封建社會的歷次農民起義總是以失敗而告終。對於這一點，早在1939年12月，毛澤東就說過：「只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主管，這樣，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頁)

那麼，中國共產黨主管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奪取的政權，取得的勝利，能不能不斷地鞏固和發展。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共產黨還能不能主管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沿著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不斷前進。人民已經奪取的政權還會不會喪失，中國還會不會重蹈「農民革命總是陷於失敗」的歷史覆轍。這是晚年的毛澤東極為關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實踐和探索的一個問題。

在進城前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飽含深情地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8—1439頁)這段話，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一直鼓舞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斷地前進。

那麼，到了70年代，已確定為我們黨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國出逃，劉少奇早已含冤離世，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住進醫院。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緊鑼密鼓，他們迫不急待地搶班奪權。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大力提倡「繼續革命」，並要人們注意《水滸》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導致梁山農民起義的徹底失敗的這一反面教材，這是完全符合毛澤東當時的思想邏輯的。筆者認為，毛澤東在這裡把《水滸》作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還是要人們從宋江招安投降，導致革命失敗的這一特定的歷史事實中吸取教訓，從而能夠「繼續革命」，沿著社會主義方向不斷前進。

毛澤東把《水滸》作為反面教材來讀，可能還有這樣一個心理背景。我們知道，宋江主管的農民起義隊伍接受招安，不是在當時客觀形勢對他們極為不利毫無其他辦法的情況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的大好形勢下自願主動接受招安的。小說的這種描寫，與毛澤東在60年代以後一直思考和憂慮的課題，是很為一致的。毛澤東認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於取消壓迫，改變產生壓迫和官僚主義的社會結構。而這一切，在當時不僅沒有達到，反而在社會主義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壓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嚴重地損害了黨群關係和幹群關係。毛澤東還聯繫到大陸農民革命的歷史。他注意到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在獲得勝利以後，原來的革命者的革命熱情往往就逐漸逍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漸喪失，圖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後完全違背原來革命的真正的目標，以失敗而告終。這樣的歷代革命的悲劇，會不會在我們共產黨人主管的經過無數的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為有這樣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澤東把《水滸》後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寫，作為反面教材來讀。這大概也是毛澤東晚年愛讀《水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