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有人發現，日劇的制勝法寶之一，就是“聚焦現實、直面焦慮”。今年4月份開始播出的兩部日劇正是如此。在中國國內網絡上亦引發共鳴的《我準時下班》針對的是日本行之有年的“加班文化”下的深重積弊；另一部4月27日開播的新番《阪道上的家》（阪の途中の家）則直面當代日本家庭，更準確地說，是當代主婦們的育兒之痛。
絕望的主婦
之所以要強調“主婦”二字，自然與日本家庭的傳統形象有關。“你回來啦，可以吃飯了”；“洗澡水己經放好了”；“真是的，剛收拾好的屋子又弄臟了”這些台詞是日本家庭電視劇的觀眾再耳熟能詳不過的。
為“加班文化”桎梏的丈夫牢實地與工作崗位“綁在了一起”，在外忙碌終日之後回到家時，妻子往往已經煮好了飯菜等候。沒等用餐結束，妻子可能已在浴缸中放好了洗澡水給丈夫備用。周末時，難得休假的丈夫還在酣睡，早早起床的妻子卻在廚房和洗衣機前忙碌……
這大概就是日本知名演歌歌手阪本冬美在《男人的火祭》（男の火祭り）所總結的，“日本的男人竭盡全力地拼命工作……女子嫁做人婦，依仗丈夫生存，過著辛勤家務、守護家園的日子”。
這樣充斥“性別差異”的歌詞放到歐美樂壇的話，絕對是被女權主義者炮轟“政治不正確”。而在日本，《男人的火祭》迄今已經三次登上NHK“紅白歌合戰”的舞台。這就意味著，在日本的主流社會認知中，“主婦”就是日本家庭中“妻子”模式的主流形式：男人往往是公民、是生產者，然後才是丈夫，而女人，首先而且往往也只是妻子。
阪本冬美演唱《男人的火祭》
這樣一來，婚姻就變成了傳統上日本女子幸福的終點與終生的職業。所以，日劇《不結婚》（2012年）的開場獨白，就是“結婚，大多數人都會步入的人生舞台，誰都能成為主角的夢想舞台”。
《問題餐廳》（2015年）裏也塑造了這樣一位家庭主婦：森村鏡子婚後一直在家庭中全力承擔家務、育兒、看護老人。與舊時大學同窗相見時，她已經從原先自信向上的活力少女，變成了唯唯諾諾的家庭主婦。
另一方面，盡管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在《沙揚娜拉》中曾經這樣讚美日本女性：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但日本的丈夫們似乎並不知足。
《晝顏》（2014年）裏的瀧川利佳子就說：“過了三年 ， 老公只會把老婆作為冰箱相同對待，覺得只需打開門，就隨時有食物能夠吃，就算壞了會很不便利，卻又懶得拿去修理和保養……”
《晝顏》
令這些主婦絕望的事情不止於此。
日本傳統的婚姻觀還認為，一旦結婚就會生兒育女，因此就必須考慮培育孩子的長期計劃。《東京女子圖鑒》（2017年）算是一部描寫新時代女性的日劇，卻還是繞不開婚姻的話題，女性即使在這個標榜男女平權的社會，仍然一直遭受著巨大社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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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結婚的年齡，安定下來找個男人結婚，再生個孩子，仿佛孩子也是女人的一枚勳章。當然，三個世紀前的盧梭的確說過，“對女性來說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當一個母親，母愛是任何事物都無法超越的崇高感情”……
這實際上就是為母親這一家庭角色設置了一個極高的道德標準，與父親角色所承擔的義務不同，母親角色要求其為子女付出全部，幾乎承擔全部的育兒責任，這就是人們熟知的“喪偶式育兒”。
《阪道上的家》正是這樣一部以“絕望的主婦”生活為主題的電視劇。與現時許多日劇的流行做法一樣，《阪道上的家》也是改編自同名小說。原著作者角田光代本人身為女性，先與作家伊藤高見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後來又嫁給了搖滾樂團成員河野丈洋。這兩次婚姻的實際經歷，自然足夠使其對於“主婦”的生活感同身受，並訴諸文字了。
原著小說
家家有本難念經
《阪道上的家》裏的主角，名曰山咲裏沙子，她是位有個三歲寶寶的家庭主婦。有意思的是，扮演這一角色的柴咲幸（柴咲コウ）盡管曾與男演員妻夫木聰傳出緋聞，至今仍舊孑然一身；“山咲裏沙子”也是她自從2016年大河劇《女城主直虎》之後首次主演電視劇。
她能不能勝任陌生的主婦角色呢？柴咲幸本人對此倒是信心滿滿，希望能夠“演繹出那種認真對待家人和育兒的姿態”。從已經播出的劇集來看，她的演技應當說是相當到位。
山咲裏沙子既要照顧有些刁蠻任性的女兒，又要伺候每天上班回家飯來張口的丈夫山咲陽一郎，著實心力交瘁。這位由田邊誠一扮演的丈夫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妻子索要啤酒。即便離冰箱只有幾步之遙，他也不願意自己去取……
索要啤酒的丈夫
如同劇集宣傳所說的那樣，6集電視劇《阪道上的家》向育兒的母親與生活在她們周圍的人們拋出了一個普遍而又令人心碎的主題：“什麽是家庭之愛？”“什麽是母親的生活？”“生活是什麽？”在劇中出現的“絕望的主婦”並不只有山咲裏沙子一人而已。
本劇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兩條主線。其中之一，是一場法律的庭審。同樣是一位專業主婦，安藤水穂（水野美紀 飾）將自己年僅八月的幼孩溺死在了家中的浴缸裏，她因此被送上法庭。
日本的法律制度要求從普通民眾中抽選出陪審員參與審判，山咲裏沙子“不幸”入選“補充裁判員”，因此必須天天前往法院報到以履行國民義務，而孩子在白天只能寄養在婆婆家裏。起初，山咲裏沙子確信，安藤水穂是個不負責任的母親。隨著庭審的深入，安藤水穂家庭的往事浮現在了陪審員面前。
山咲裏沙子這才發現，有很多的苦楚以及言不由衷並非旁觀者可以隨意斷定。這個悲劇的本質並不是純粹的虐童，而是一個產後抑郁的母親需要幫助：產後全心全意照顧孩子，體力上是否能夠負荷？是否有母乳？母乳是否足夠？寶寶成長的進度是否跟上其他一般的孩子？孩子半夜哭鬧造成睡眠不足，母親自己產後身體恢覆的狀況是否良好……身邊大大小小的惡意致使她失去自信，甚至失去照顧寶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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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庭審進行，山咲裏沙子改變了 對被告人的看法
更可怕的是，被告和女主的境遇竟然慢慢重疊在了一起。在女兒的又一次任性發作時，山咲裏沙子假裝將其棄於馬路而不顧，偏偏此時丈夫趕到，斥責此舉是“虐待兒童”。
這樣的劇情設計，確實會令人聯想起《問題餐廳》中的場面，鏡子在孤立無援地養育孩子、竭盡全力來完成此目標時，卻因一次疏忽造成兒子受傷，便被丈夫貶損為一無是處。
第二條主線，則是被這場庭審牽扯進來的各色人等的家庭生活。除了山咲裏沙子之外，擔任法官的松下朝子也是一個年幼孩子的母親。作為職業女性，家庭與事業兩不誤稱得上是新時代女性追求的目標，但她的丈夫既不願分擔育兒的家務，又催著妻子準備生二胎；松下朝子的生活因此也變得焦頭爛額。
而陪審員山田和貴的家裏則是另一種苦惱，出身富裕之家的妻子在成為家庭主婦之後感受到了現實生活的落差。夫妻關系因此瀕臨破裂，山田和貴不得不每天在公司有事無事捱到晚上十點才能回家，與年輕女同事的關系因此也變得曖昧起來。
至於另一位陪審員芳賀六實倒是有位“開明”的丈夫，絲毫不介意一生“丁克”，但芳賀六實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並在為此而努力……這正是應了托爾斯泰的那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只不過，在《阪道上的家》裏，觀眾似乎看不到幸福在哪裏。
渴望孩子的芳賀六實
“必要之惡”
即便只是作為異國觀眾，人們仍舊不禁要問，將家庭的重負全數壓在“主婦”一人肩上是否合乎情理？
實際上，倒也不能說當代的日本人忽視了這個問題。2016年紅極一時的《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就探討了長期被忽視的女性家庭勞動價值。
正如劇中所說，家庭主婦勞動時間是一年2199小時，這份工作價值每年304.1萬日元（約合19萬人民幣），看似無所作為的家庭主婦，在經過嚴密計算之後的工資，可以相當於一個公司職員。如此說來，將結婚卻不支付給家庭主婦相應報酬的這種想法，則被稱為“愛的榨取”。
只不過，盡管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進入職場，其作為家庭內部勞動主要承擔者的角色依然沒有根本性改變。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角色分工出現了松動，取而代之的卻是“男主外，女主內外”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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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兼顧工作和家庭的松下朝子
然而，這種情況在日本出現卻顯得順利成章。“幹凈整潔的街道，精致可口的美食，秀美如畫的風景，古老悠久的文化，體貼周到的服務，先進發達的科技……這個國家現在唯一需要努力的就是對女性更好些……”這是聯合國婦女署主任、南非前副總統恩格庫卡女士在2014年訪日時的一句恭維，借此表達對安倍晉三當時推行“女性活躍閃耀社會”新政的期待。但頗為滑稽的是，一晃4年過去了，根據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性別差距報告》，日本卻由原先的第104位跌落到114位（列在中國之後），成為其發達國家冠冕上的一抹瑕疵。
在《阪道上的家》之中，甚至通過同為女性的長輩的表現，顯示出了社會對於這種不公平狀態的維護。在案件被告人的婆婆安藤邦枝（倍賞美津子 飾）眼裏，媳婦的表現完全就是懶惰，不是什麽“產後抑郁”。她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宣稱，“撫養孩子當然是辛苦的，但只要熬過這陣就會感到快樂”。但同樣是這位婆婆，為了不讓家務與孩子的吵鬧影響到寶貝兒子（安騰秀士）的休息，居然想出了讓他下班後直接去住賓館而不回家的主意，理由依然是理直氣壯的：“安騰秀士是家裏的頂梁柱，當然應該保證休息”……
至於山咲裏沙子的婆婆，不但同樣也是以兒子的要求馬首之瞻，而在她的家裏，照看孫女與操持家務也理所當然地與丈夫無緣，退休在家的後者只顧自己研究下棋的著法，以及到點時候叫喊一聲，“開飯了”。
關心兒子休息的婆婆
以此觀之，《阪道上的家》中的主婦們面臨的似乎是一種“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雖然人們希望對於女性的不公正待遇早日消失，但由於社會傳統的需要，卻只能不得已而為之。只不過，這樣看來，主婦們的境遇就顯得更加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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