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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報漸次披露，上市銀行董監高2019年的薪酬也浮出水面。
哪家銀行對管理層最大方？銀行掌舵人的薪酬有多高？銀行業「打工皇帝」在哪裡？誰在給董監高加薪水、降薪？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與你的印象並不相同。
券商中國記者梳理已發布年報的上市銀行發現，董監高薪酬可謂天差地別，有的銀行「三長」（即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全年稅前薪酬超過400萬，有的卻不到50萬。
此外，上市銀行中也有多位千萬年薪人士，秒殺「掌舵人」的薪酬，有的銀行「五位最高薪酬人士」則主要是董事、監事和高管。
當然，年報中披露的董監高薪酬，不一定是實際薪酬。不少銀行都在年報中單獨加一句「本行部分董監高2019年度最終考核薪酬仍在確認過程中」，如果加上各行此後陸續公告的「其他部分薪酬」，總的年度實際薪酬會更高。
Wind數據顯示，民生銀行管理層年度報酬總額已經延續多年位居上市銀行首位，並且與其他銀行拉開較大差距，無疑是對董監高最大方的銀行之一。
根據該行年報，2019年，民生銀行全體董監高（包括現任及離任）從該行獲得的稅前報酬合計6288.5萬元。
其中，合計11位董監高的年度薪酬超過300萬元，該行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監事領取的薪酬也顯著高於其他銀行。
但這並不是全部。按照慣例，民生銀行還將在6月份發布補充公告，披露部分董監高稅前薪酬的其餘部分，在年報披露數據基礎上，再加至少百萬。
以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行長鄭萬春為例，二人在該行2018年年報中的年度稅前報酬總額分別為447.1萬元、411萬元，加上此後補充公告的其他部分，總薪酬分別增至711.9萬元、671.8萬元。
據了解，上市銀行前述補充公告中提到的「其他部分薪酬」，屬於銀行董監高延期且尚未支付的績效薪酬，延期支付期限為三年，最終是否發放及如何發放由董事會根據該行未來實際經營和風險損失情況考核確認。
除民生銀行外，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也不吝嗇於給董監高發薪水，加上延期支付的薪酬，兩家銀行年度薪酬超過500萬元的管理層比比皆是。
Wind數據顯示，兩家銀行2018年的管理層薪酬總額均超過6000萬元，2019年「其他部分薪酬」未計入前的管理層薪酬總額也分別達4600萬元、3390萬元以上。
作為一家銀行的掌舵人，上市銀行董事長、行長是真正的話事人，似乎也應當是薪酬最高的員工，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部分掌舵人受國企高管限薪影響，領取薪酬較少。
從董事長薪酬來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以457.9萬元暫列上市銀行第一位，遠高於其他上市銀行董事長，這還不包括遞延未支付的部分薪酬。
而在2017年、2018年，包括遞延未支付部分薪酬在內，洪崎雖然延續兩年總薪酬超過700萬元，卻並非最高薪的銀行董事長，平安銀行董事長謝永林在這兩年的總薪酬分別達867.7萬元、932.4萬元。
為什麼謝永林在2019年退出高薪銀行董事長序列？該行年報對此有所解釋：董事謝永林在本行的控股股東中國平安任職並領取報酬。
除謝永林外，包括郵儲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都是如此，董事長在控股股東任職並領取報酬。
五大國有銀行董事長的年度薪酬則均在80萬以內，但較2018年有所上升。行長也是如此，工行披露的年報中，行長谷澍的年度薪酬略高於70萬元，同比有所上升。
而股份行的行長薪酬普遍較高，年報披露的數據普遍在200萬至500萬之間，這還不包括遞延未支付部分。
其中，平安銀行行長胡躍飛、招行行長田惠宇、民生銀行行長鄭萬春的稅前薪酬分別為466萬元、466萬元、429萬元。此前數年，他們也是年薪最高的行長。
上市城商行、農商行的董事長、行長薪酬兩極分化最為嚴重。其中，包括青島銀行、盛京銀行在內的多家城商行「三長」薪酬接近甚至超過200萬元，但也有蘇州銀行、徽商銀行等銀行「三長」薪酬不到70萬元。
上市農商行中，蘇南地區農商行「三長」薪酬都在百萬以上，而重慶農商行不到50萬元，較2018年減少了三四十萬。
如果掌舵人的薪酬不高，那麼銀行業的高薪人士又在哪裡？
根據港股披露規則，部分在港上市銀行也披露了全行年內五位最高薪酬人士的薪酬範圍。其中，部分銀行的高薪員工並非董監高，甚至遠遠高於董監高，是名副其實的「打工皇帝」。
截至目前，已有19家H股上市銀行在港股年度業績中披露高薪員工情況。其中，13家銀行的五位薪酬最高人士中，完全沒有董事或監事。
招行、青島銀行的五位薪酬最高人士當中則包括4位董事或監事，華夏銀行、鄭州銀行也分別有3位，盛京銀行則有兩位。
整體來看，銀行業薪酬上千萬的員工並不多見。從19家銀行披露情況來看，浙商銀行共有3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在1200萬元至1700萬元之間，中信銀行也有2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在1000萬元至1500萬元之間。
此外，浙商銀行還有1名高薪人士的薪酬在850萬元至1200萬元間，1名人士的薪酬在750萬元至80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工行尚未披露港股2019年完整年報，這很重要！為什麼？因為該行2017、2018年都分別有2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超過2300萬元。
建行披露的2017年、2018年H股年報中，也分別有3名、4名高薪人士的年度薪酬位於1000萬元至1200萬元之間。
當然，H股上市銀行也並未在年報中披露最高薪人士的具體身份，但根據工行此前年報，五位最高薪人士延續多年均為該行子公司的人員。
從年報披露的數據來看，不少上市銀行都在2019年給董監高加了薪水。
排除高管變動的影響，整體也可以發現，國有大行、股份行董監高年度總薪酬的低點均出現在2015年、2016年，此後普遍有所反彈。
主要原因在於，2015年初，《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實施。
這份被稱為「限薪令」的《薪改方案》最核心的內容是對行政任命的高管人員薪酬水平實行限高，以此來抑制高管獲得畸高薪酬，使得高管人員薪酬增幅低於企業職工平均薪水增幅。
以建行為例，在該行多年擔任副行長的章更生、黃毅2014年年報披露的薪酬都在百萬左右，次年則「腰斬」至56萬元，此後數年延續提升，但幅度較小，到2019年也不過68.6萬元。
去年包括「三長」、副行長在內的高管薪酬上升幅度最大的則是光大銀行，普遍從100~130萬元升至230萬元左右，升幅在80%以上。
數據顯示，該行營業收入延續兩年增幅超過20%，去年營收增幅為近六年最高，全年淨利潤同比增長11%至374.4億元，增幅為近五年最高。
與此同時，少數上市銀行董監高的2019年度稅前薪酬還同比有所縮水。
其中，江西銀行去年「三長」的年度薪酬均在80~90萬之間，比2018年跌去近七成。鄭州銀行董事長、監事長去年的薪酬也同比少了四成左右，包括行長、副行長在內的多名高管年度報酬則減少了10%。
2019年，浙商銀行多位副行長的薪酬也少了近40%，至320萬元左右，該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的年度薪酬分別為169萬元、390萬元和299萬元，分別同比增長47%、下降30%、下降40%。
此外，上市不久的重慶農商行董事長、行長去年薪酬都不過50萬元，分別同比減少38%、46%；郵儲銀行多名高管則降薪近10%，至60萬元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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