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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兩年中央「配齊」「金融副省長」的路徑來看,先是江浙和四個直轄市等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然後逐步向中西、東北、西南地區拓展,覆蓋四川、遼寧、貴州等省,開始嘗試啃「硬骨頭」。
「金融副省長」的密集布局,與其說是中央對地方金融發展的加碼,毋寧說其角色堪比「救火隊長」。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周刊」(ID:chinanewsweekly),原文首發於2019年10月25日,標題為《16省空降「金融副省長」:轉型中的政壇生力軍》,不代表了望智庫觀點。
蔡東是2019年任命的第六位「金融副省長」。圖/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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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長」:轉型中的政壇生力軍
最近,又一名「金融副省長」亮相。
10月17日,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這是今年任命的第六位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
今年上半年,蔡東剛剛從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任上轉任農行副行長。此前,他在中國工商銀行工作了20年。此次中央將他「空降」吉林,提振東北金融的意味非常明顯。
多位受訪專家告訴記者,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或掛職,並不罕見。這有利於地方政府拓寬融資管道、解決融資難題、制定更加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政策。
但是,在2018年之前,金融系統官員到地方任職,大多在地市級政府,鮮有省級政府。此前,省級層面最有名的「金融省長」當屬郭樹清。2013年3月,他從中國證監會主席轉任山東省委副書記、代理省長,三個月後升為省長,開始操刀「山東金改」。
自2018年起,中央開始頻繁從金融系統抽調高級幹部「空降」省級政府,短短兩年內,13位「金融副省長」亮相。目前,全國共有16個省級政府配備了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不含港澳台)中,已經超過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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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履歷完備
細數16位「金融副省長」的履歷,他們大多來自國有五大銀行或「一行兩會」等金融監管機構。
16人中有3人來自中國證監會。2018年1月被聘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吳清,曾任證監會機構監管部主任、證券公司風險處置辦公室主任和基金監管部主任,後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理事長。
已任浙江省副省長多年的朱從玖也來自中國證監會,歷任證監會辦公室副主任、證監會深圳證券監管專員辦專員等職,後轉任上交所,並於2008年重回證監會,任中國證監會主席助理。2012年5月,調任浙江省副省長。
2016年11月任雲南省副省長的陳舜履歷比較特殊。從1998年起,他歷任中國證監會信息中心副主任、市場監管部副主任、稽查二局局長、稽查一局局長和首席稽查。2011年5月,陳舜轉任教育部辦公廳主任,此後升任部長助理,並於2016年11月「空降」雲南,成為雲南省副省長。
在16位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中,除了還未公布分管領域的4位新任副省長外,陳舜是目前唯一不分管金融的副省長。雲南省政府的官網顯示,他分管精準扶貧、教育、農業農村、文化和旅遊等。
另外13位則大多來自央行或國有五大銀行。
其中,北京市副市長殷勇、重慶市副市長李波和廣東省副省長歐陽衛民來自央行;天津市副市長康義、福建省副省長郭寧寧和吉林省副省長蔡東來自中國農業銀行;江蘇省副省長王江和山西省副省長吳偉來自交通銀行;四川省副省長李雲澤和貴州省副省長譚炯則來自中國工商銀行。
剩下的3位,山東省副省長劉強來自中國銀行;遼寧省副省長張立林來自中國建設銀行;河北省副省長葛海蛟來自中國光大銀行,他也是16人中,唯一一位行長轉任副省長,其轉任前是中國光大銀行行長。
這些來自金融系統的副省長不少有跨行任職的經歷,或擔任過多地分行行長。
比如,蔡東在工行20年後,又先後出任國開行副行長和農行副行長。葛海蛟是個「老農行」,在農行系統工作了23年,曾任遼陽市分行行長、大連市分行副行長、黑龍江省分行行長等職。在中國銀行工作28年的貴州省副省長譚炯更是先後在武漢、西藏、雲南、上海、廣東等多地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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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歷豐富
這些「金融副省長」以「65後」居多,其中還有6名「70後」,在同級別幹部中,年輕化的趨勢非常明顯。
目前,全國一共只有11位「70後」副省長,金融系統出身的就占了6席。1972年出生的重慶市副市長李波是年齡最小者,今年只有47歲。
從履歷看,這些「金融副省長」普遍擁有高學歷,其中9人是經濟學博士。唯一的女性郭寧寧是來自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學霸」,李波擁有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哈佛大學法學院職業法律專業博士學位。來自交通銀行的江蘇省副省長王江曾是山東經濟學院財金系副教授,並在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
他們中大多具有豐富的國際經歷。比如,葛海蛟曾任農行新加坡分行總經理,後任農行雪梨分行海外高管;李波曾負責央行上海總部跨境人民幣的業務;郭寧寧曾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和新加坡分行行長等職;殷勇更是曾任中國投資公司(新加坡)總經理,並在國家外匯管理局供職多年。
分析人士指出,隨著中國在金融國際化領域的不斷突圍,擁有海外經驗的金融系統人士任職地方,更利於地方政府擴大金融開放,開拓國際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金融高管、幹部去地方任職,除了可以給當地發展帶來好處,對其個人履歷和生涯也是一筆財富。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經驗,再回到金融系統,往往視野更寬,思考問題更全面。這也是國家大力推行政府和金融系統人才交流的原因之一。
從已有的個案看,有過地方從政經驗的金融系統幹部回歸後,都任至高位,獲得重用。例如,2014年底由銀監會副主席轉任天津市副市長的閻慶民,在2017年底回歸後,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至今;2016年6月從中國銀行副行長轉任四川省副省長的朱鶴新,於2018年7月轉任央行副行長至今;來自農行的劉桂平曾任重慶市副市長,於2019年3月轉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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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下的「救火隊長」
從這些「金融副省長」的履歷和任職的省份來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在金融領域的宏觀戰略部署,主要圍繞三條線: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視、不斷趨緊的金融風險防控和以互聯網金融為抓手的金融數字化、智慧化,大背景則是中國在轉型過程中,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中國銀行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2017年曾指出,中國金融體系的功能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經濟轉型要求。具體表現為整個經濟體系里有大量得不到金融服務的薄弱環節,一些輕資產的服務業、農業、科技行業、小微企業需求難以得到滿足,而這些企業恰恰是新一輪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
其次,現有金融體系不足以支持經濟的轉型和產業升級,也不足以支持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大規模的融資。
巴曙松還表示,金融市場的結構也存在很大調整空間。具體來說,以間接融資為主導的低風險偏好的融資難以支持轉型升級。這種融資結構的優點是動員能力強,缺點是幾乎所有風險都集中在銀行體系,缺少風險分散的機制。
從近年來頻發的「暴雷」、民企股權質押危機,以及各地不斷加碼的紓困基金來看,巴曙松在兩年前的判斷,仍不過時。輿論認為,「金融副省長」的密集布局,與其說是中央對地方金融發展的加碼,毋寧說其角色堪比「救火隊長」。
近年來,東北經濟出現嚴重下滑,多項研究表明,融資難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在東三省,金融一直處於失血狀態。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主管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張國寶指出,所謂「失血」是指東北銀行存款是淨流出。因為銀行「嫌貧愛富」,東北壞帳多,信用不好,所以越需要錢的地方越沒錢。
以吉林銀行為例,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末,吉林銀行資產減值損失34.14億元,比上年增長238.81%。其中,貸款減值損失40.21億元,比上年增長274.48%。從年初公布的各省銀行不良貸款率看,北京最低,只有0.34%,其次是上海0.78%,而吉林省不良率在全國最高,高達4.28%。
在此背景下,蔡東「空降」吉林,「救火」的任務已經迫在眉睫。這個大力推動農行數字化轉型的前農行副行長曾說,經濟是機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任何時候、任何形式的金融活動都不能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存在。發展智慧金融同樣也要不忘初心,要把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上去。
作為山東目前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劉強在轉任中國銀行副行長不足三年後,調任山東省副省長。甫一上任,山東省就與工行在濟南簽署「支持山東省新舊動能轉換戰略」合作協議。
在重慶,李波不僅接管了「金融老面孔」劉桂平的副市長職位,而且接替了他在中新重慶項目中的角色。今年47歲的李波是重慶人,也是16位「金融副省長」中唯一「回鄉任職」的幹部。
眾所周知,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背後的深意遠不止一條貿易通道。在物流背後,是製造業和金融業的互聯互通,是資源、人口和資金的大量湧入。
因此,美國歸僑出身,法學和經濟學雙料博士,深諳國際法和國際合作規則,先後歷任央行條法司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曾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等工作的李波,此次被調回自己的家鄉,可見中央對其寄予的厚望。
而在債務率高企的貴州,曾在中國銀行工作28年的譚炯在到任後不久,就親自帶隊,在上海、北京等地面向投資者開展一系列懇談會和路演。
貴州省債務負擔較重的問題由來已久。截至2017年末,貴州省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8607.15億元,債務率為161.7%,地方債務占GDP比重為63.56%,在全國都非常突出。
10月18日上午,貴州省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舉行債券市場投資者懇談會。會上,譚炯坦率地說:「希望懇談會能夠客觀看待貴州省債務率的問題,我們會積極穩妥處理好債務問題。」
分析人士指出,譚炯帶隊赴上交所,是向市場的一個表態,為貴州省後續整體融資環境和經濟金融穩定爭取時間和空間。
從近兩年中央「配齊」「金融副省長」的路徑來看,先是江浙和四個直轄市等金融發展較好的地區,然後逐步向中西、東北、西南地區拓展,覆蓋四川、遼寧、貴州等省,開始嘗試啃「硬骨頭」。
多位受訪專家推測,預計在未來,「金融副省長」會越來越成為各省的標配,成為一支年輕、高學歷且具有豐富國際合作經驗的政壇生力軍。
對突然「空降」地方的金融幹部而言,除了大施拳腳,也面臨很多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指出,在金融條線,專業性和系統性較強,但是地方的問題錯綜複雜,不單單是金融層面的工作,涉及經濟、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即使是分管金融,金融也是要為其他工作服務,而且各地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結構均不相同,需要他們迅速摸清規律。
「過去需要專注於金融層面的問題,現在需要全盤考慮,協調好金融和其他行業發展的關係。」何海峰說。
延伸閱讀:
密集任命金融副省長釋放重要信號
不久前,前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蔡東被任命為吉林省副省長,引發市場關注。
他是今年被任命的第6位金融副省長,其中,僅9月最後一個星期,就任命了4位,而2012年至2017年,5年的時間才任命3位。如此密集的任命,讓人們對金融副省長的一切充滿了好奇。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範圍內有16位金融副省長,他們是誰?又將在各省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文 | 何治民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南風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發於2019年10月22日,標題為《密集任命金融副省長釋放重要信號》,不代表了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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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行又有資源
他們都擁有豐富的金融系統工作經驗,大多分管金融等領域。
仔細瀏覽他們的簡歷信息發現,這群人有著鮮明的群體畫像:高學歷專業人才、10餘年大型金融機構經驗、年輕有為。
名校經濟學博士幾乎是他們共同的身份,也讓他們成為懂行的專業型官員。他們中有14位博士,其中經濟學博士有10位,且不少人畢業於復旦、清華、北大、史丹佛大學等世界級名校,專業涵養高。
他們大多擁有10餘年的金融機構工作經驗,這也被外界看作是一群有資源的副省長。具體來說,他們之前工作過的金融機構涵蓋中國證監會、央行、國家外匯局、上交所、中行、農行、交行、光大銀行、工行、國開行等,並且大部分人都有多段金融機構的工作經歷。
其中有13人是從這些金融機構、監管部門直接轉任,陳舜、歐陽衛民、李波雖然不是直接轉任,但陳舜曾長期任職證監會,歐陽衛民、李波曾長期任職中國人民銀行。
值得一提的是,6人來自金融監管部門,10人來自大型國有銀行,其中3人有相當長時間的中國建設銀行工作經歷,有6人在農行任職過。其中,葛海蛟、劉強、張立林是從農業銀行成長起來的,康義、王江、李雲澤則是從建設銀行成長起來的。
在已經披露分工的11位副省長,有10人在省政府主管層中分管金融工作,唯一的例外是雲南省副省長陳舜,該省金融領域工作由雲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宗國英分管。
和以往省級副職官員相比,這群人相對比較年輕,平均年齡在50歲左右,其中70後就有6人,這在全國省級副職里並不多見,分別是劉強、李雲澤、郭寧寧、張立林、李波、葛海蛟。其中,最年輕的是1972年的重慶市副市長李波,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系國際經濟專業畢業後,赴美留學,最終獲得史丹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哈佛職業法律博士,被認為是學霸。
和今年9月全國密集任命4名副省長一樣,2018年1月,京津滬三個直轄市金融副市長到任。縱觀金融副省長任命的節奏,2018年7人,2019年6人,遠遠超過2012年至2017年的3人,這背後有既有地方金融發展的需要,更多的是在全國金融一盤棋下,防范地方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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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掛職」不一樣
時勢造英雄。中國經濟經過數十年的高速發展後,靠投資驅動、土地財政金融化的模式給地方發展積累了風險,如何在全國金融一盤棋舞台下,防范、處置好地方金融風險,是當下地方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這也是時代為金融副省長準備的「舞台」。
防范金融風險的任務要追溯到2017年。2017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首次以「金融安全」為主題進行集體學習,提出中央、地方各司其職,形成「全國一盤棋的金融風險防控格局」。
這是一次對金融風險防范的定調,2017年10月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界定了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事權範圍,要求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並將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的監管範圍調整為「7+4」,具體為:
負責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擔保公司、區域性股權市場、典當行、融資租賃公司、商業保理公司、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實施監管,強化對投資公司、農民專業合作社、社會眾籌機構、地方各類交易所等的監管。
進入2018年,全國各地金融監管局密集掛牌,同時,7位金融副省長到任,規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預算管理、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工作的文件也密集下達。
直到今年,防范金融風險數次被提起,2019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培養、選拔、打造一支政治過硬、作風優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幹部隊伍。
目標和責任主體越來越明確,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各地金融監管部門掛牌,地方金融監管被賦予了更高的監管權限和監管職能,地方需要懂金融的官員。」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尹振濤分析,這波副省長的密集任命是順勢而為。
毫無疑問,這群金融副省長將成為壓實地方責任、防范金融風險的操刀者。事實上,金融系統幹部「下派」地方任職,多年前就有先例。
遼寧、山東、浙江、江蘇四省都曾出現有過金融幹部到地級市「掛職」的舉措。2013年3月,時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履新山東省長時,就曾從中央金融系統選派幹部到山東掛職,向山東省各地市空降「金融副市長」。
官方數據顯示,山東省金融業增加值從2012年1936.11億元,提高到2015年3130.6億元,增長61.7%,改革成效可見一斑。
此外,江蘇在2015和2017年,實行了兩波金融系統和地方幹部雙向掛職活動,用金融智慧助推地方經濟發展,成績斐然。
事實上,這些都只是政策性銀行、五大行等機構與地方政府進行幹部交流的縮影,一般採取金融系統幹部到地方「掛職」的形式,而「掛職」的地方政府副職一般都在市縣一級。
這16位副省長的任命與之前的「掛職」平級調動不同,他們大部分是升職。據21世紀經濟報導,按中編辦「三定」方案,「一行兩會」均為正部級。
據公開信息,金融類央企並無行政級別,但五大國有銀行、政策性銀行的董事長和行長,通常被視為副部級或享受副部級待遇。這些金融副省長大部分從國有行副行級幹部履新副省級幹部,算是提拔使用。
以往「掛職」考量更多的是發揮金融幹部的金融才能,助力地方招商引資,助推經濟發展,而這波金融副省長,在全國金融一盤棋舞台下,防范、處置好地方金融風險的大環境下,提拔到省級任副職,分管金融,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承擔的責任更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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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金融風險
防范、處置地方金融風險,是這些金融副省長的第一要務。
毫無疑問,地方政府債務是地方金融風險最大的灰犀牛,像是一顆不定時炸彈,如何安全拆彈,考驗的是副省長們的金融智慧。
地方債務的源頭要追溯到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中央財權集中後,地方財政面臨「錢少事多」的尷尬,1995年實施的《預算法》又不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長期的收不抵支讓地方政府另辟蹊徑融資,各地融資平台出現,地方政府也就踏上了用金融手段解決了自身財政收支不平衡之路。
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4萬億元經濟刺激,加上融資平台的地位被肯定,融資平台數量劇增,地方政府債務也隨之攀升。
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開始逐漸被監管,地方政府性債務舉債主體逐漸從融資平台轉向國有企業,PPP、信托等更加隱蔽的融資方式出現,「隱性債務」快速上升。
截至目前,共有117個省市的存量債券餘額超過其財政收入,14個地區的存量債券餘額超過其財政收入的10倍以上。
圖:新華社/商海春
最大的風險莫過於,地方政府違規舉債一直屢禁不止。如何防范?
對於隱性債務的監控一直是難題,鄭春榮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擁有大量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信托投資的股權,地方政府要注意,不能利用股東身份或職務任命權力,給這些地方金融機構施加壓力。「一旦地方融資需求和地方金融機構‘結盟’,監管難度就增加了。」
而在尹振濤看來,副省長們還有一項任務是,「讓地方金融監管職責的落地,與一行二會配合,穩定區域金融風險管理好‘7+4+n’」,n是指地方金融監管局7+4監管範圍不包含的P2P等不明確的機構,目前,P2P主要是風險治理和清理工作,涉及眾多個人投資者,做好這部分工作關係到社會穩定。
此外,發展地方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也是重要工作,如打造區域金融中心、建立有特殊的金融市場體系、引入大型金融機構落戶等等也是副省長們的分內事,目前,各大中心城市都在爭相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競爭較激烈,而競爭背後,在某種程度上說,拼的是金融副省長們金融智慧和資源。
留給金融副省長們的任務不輕,懂行又有資源的他們能否頂住,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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