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原部長談全球化:要做好迎接幾年低潮的充分準備

2019年11月30日，由中國經濟時報社和國研經濟研究院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十四五展望與高質量發展」在北京舉行。商務部原部長陳德銘以「經濟全球化的預期與應對」為題發表演講。

陳德銘表示，人類社會進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經濟的交往盤根錯節，誰也離不開誰，合作共贏已是趨勢和潮流，順者昌、逆者衰。

談及經濟全球化的得益和收效，陳德銘認為，企業之間、國別之間存在著不均衡性，這既有內因也不乏外因。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得益要大於發展中國家，開放度高的國家得益要大於開放度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面臨的競爭壓力更大。

陳德銘指出，也許我們今天遇到的處境正是全球化跌宕起伏中的低潮，世界經濟因此走在衰退的邊緣，不要輕信有幾個協議就可以根本改變現狀，要做好迎度幾年低潮的充分準備。

他還提醒道，當前美國反全球化、扼制中國發展，是其國運所致，長期所為，不因人而異。全球化將進入一段低潮，中國的十四五規劃要充分評估未來世界大勢，規避風險，洞察機遇，深化自身的改革開放，堅定維護國際多邊秩序，引領新技術催生的新全球化時代。

【演講全文】

預期未來是不容易的，尤其在當前中美經貿摩擦進入十字路口，國際多邊規則遭受破壞的關鍵時期，全球化前途未卜，還能持續發展嗎？中國的發展要適應世界大勢，十四五期間世界經濟形勢又會如何呢？探討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先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一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軌跡。

人類的經濟活動，自從有了剩餘產品，產生了交換，有了比較利益優勢，催生了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於是等價交換的貿易興旺起來，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早在幾千年前的區域性帝國時期，經濟全球化的萌芽已經出現，絲綢之路就是當時貿易繁榮發達的縮影。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開辟了道路，隨後的殖民經濟、工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力得以充分發展。

到十九世紀末乃至一戰前，跨國貿易已經占到了全球GDP的約16％左右。一戰、大蕭條和二戰是一個去全球化的過程，二戰結束時這個比例降到了不足5％。

二戰結束後的七十多年，是全球化高速發展時期，主要表現在：一是有了多邊的治理機構和規則，如WTO、IMF和WBG；二是跨國公司全球逐利投資，形成了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目前全球貿易占到了全球GDP的三成左右，其中約三分之二是跨國公司內部的中間品貿易；三是新興國家開放崛起，話語權增加，南北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四是全球化為信息革命的到來創造了市場需求，隨著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的發展應用，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已初見端倪。總之，人類社會進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經濟的交往盤根錯節，誰也離不開誰，合作共贏已是趨勢和潮流，順者昌、逆者衰。

綜上所述，真正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二戰後的高度全球化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歷史演進。它既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又未能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固有弊病，如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民生缺乏保障等等。當然，資本主義掠奪的本性也在地緣政治中暴露無疑。當前西方國家的民粹泛濫，中東地區的硝煙四起，就是這方面的真實寫照。

經濟全球化的得益和收效，在企業之間、國別之間存在著不均衡性，這既有內因也不乏外因。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得益要大於發展中國家，開放度高的國家得益要大於開放度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尤其LDC國家面臨的競爭壓力更大。所以WTO要在多邊規則中給發展中國家特殊和差別待遇。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的關稅平均稅率以及工業、農業優惠政策，就是作為發展中國家所授予的應有待遇。

當然，全球化也充滿著競爭，發展中國家存在彎道超車的機會，即便是最發達的守成大國也同樣面臨競爭和挑戰，沒有誰能夠坐享既有優勢而永保第一。

美國近十幾年國內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社會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緩解，而維系其全球霸權的軍事力量和美元地位透支嚴重，岌岌可危。與此同時，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中高歌猛進，雖然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由於人口基數大，經濟總量已達了美國的60％強，貨物貿易額已居世界第一，跨國投資年資本流入流出均超過1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

新興大國的崛起引起了美國極右力量的高度警覺，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 」，2019年3月美國成立了「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雖名義上僅是一個右翼民間組織，但其成員包括班農等幾十個前政府高官甚至議長，具有左右政策走向的舉足輕重地位。更不要說美國無端地向中國發動貿易戰、金融戰和技術戰，甚至揚言要脫鉤。至此，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把對抗中國已經擺上桌面，誤判已經難以避免。盡管中方希望雙方能就經貿問題達成一個平等的協議，但是成功的概率並不很大。即便達成一個協議，實際上又是否能夠得到遵守呢?！

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摩擦，歷史上曾有過雷同。十九世紀末的全球化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時，國別之間輸贏問題或贏多贏少的爭執十分尖銳，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進入低潮。不少史學家認為十九世紀末的保護主義泛濫與隨後的一戰及大蕭條有著明顯的關聯性。

全球化總是在經歷一段大發展後製造出自身的對立面，從而衝突、趨緩、調整，在經歷了一個痛定思痛的低潮後，再次揚帆起航。也許我們今天遇到的處境正是全球化跌宕起伏中的低潮，世界經濟因此走在衰退的邊緣，不要輕信有幾個協議就可以根本改變現狀，要做好迎度幾年低潮的充分準備。這也許應該包括對未來五年國際供求關係的研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以及如何通過開放、創新、多元經貿來阻止脫鉤。

本國發展的三架馬車要做出實事求是的預設，防止速度過快而出現系統性危機。企業仍然危中有機，要處理好做大做強與做精做細的辯證關係，調整產品結構和行銷模式，輕資產度過低潮迎接新全球化高潮的到來。強化科學研究和技術進步是低潮時期我們補短板的契機，關鍵在人才，要害是機制，須釋放更大的自主權和調動更高的積極性。

總之，全球化是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可阻擋。全球化又是在矛盾中曲折發展，周期性波動。當前美國反全球化、扼制中國發展，是其國運所致，長期所為，不因人而異。全球化將進入一段低潮，中國的十四五規劃要充分評估未來世界大勢，規避風險，洞察機遇，深化自身的改革開放，堅定維護國際多邊秩序，引領新技術催生的新全球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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