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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福卡智庫首席經濟學家）
5月19日深夜，一則短消息震動了朋友圈：劉士餘主動投案了！瞬間，朋友圈炸鍋了：打「妖精」的咋成「妖精」了？
劉士餘事件背後是中國金融反腐的持續推進。
今年一開年，1月11日舉行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就劍指金融腐敗，在工作部署中專門強調要「加大金融領域反腐力度」。
之後，《人民日報》從2月開始刊發一系列評論員文章解讀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精神。在2月12日刊發的第四篇評論員文章《堅決懲腐，鞏固發展壓倒性勝利》中，透露了中央紀委反腐敗工作的不少新進展、新動向，並預告了今年反腐敗工作的重大工程、重點領域、關鍵崗位，金融領域同樣被著重點出。
早在2014年，金融領域的反腐就拉開序幕，並在2017年演變成金融領域的風暴。
據媒體統計，從2013年5月到2017年5月，四年間，僅中央紀委網站通報的落馬金融監管官員和國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就有至少35人。十九大以後，金融領域反腐風暴繼續加碼。
而2013年至今，包括保監會原主席項俊波、證監會原副主席姚剛、證監會原主席助理張育軍、銀監會原主席助理楊家才在內，金融領域至少已有十名左右中管幹部落馬。
國家對金融亂象出重拳
近年來，反腐利劍瞄向金融界，固然與此前的金融亂象脫不了幹系，從本質上卻反映出金融的重心「由抓經濟切換到抓政治」的趨勢。
由於金融的一般等價物是故事，只要有故事，金融交易就有戲；概念越多，戲份就越足。於是，編故事、造概念就成了金融發展的「首要任務」，專業術語是「金融創新」。
而創新的本意是「規則的破壞者」，規避法律法規的監管，成了金融創新的原動力。
金融創新因此變成了一個筐，打擦邊球、製造模糊地帶、換小馬甲、放大尋租空間等，什麼都可以往里裝；而且，水越混魚越多。
加上，金融行業有著很高的專業壁壘，外面的小夥伴搞不懂里面的「套路」，助長金融腐敗滋生蔓延。
既有銀行高管偽造銀行公章、給票據造假、再炒賣貼現的詐騙行為，又有債券高管涉嫌債市丙類帳戶、在發行環節拿券、在交易環節倒券的不當獲利行為，還有保險監管部門與保險公司勾結、籌資炒股炒房的投機行為，更有證券發審監管官員突擊入股、親友代持、操縱過會、暗中套利的「老鼠倉」行為。
「百億元級」的非法集資、銀行集體騙貸案、盲投的保險資金、詭異的IPO等，擾亂金融秩序，威脅金融安全。
鑒於其危害深、影響廣，國家層面開始對劍走偏鋒的金融亂象出重拳進行干預。
金融強監管仍將繼續
當然，金融業自身也有其運行規律，如同周期論，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包括繁榮、衰退、蕭條、復蘇。金融業自身發展的鐵律也包含四大階段：自由—創新—危機—管制，縱觀海內外，基本如此。
美國金融監管自1933年以來便呈總體放鬆態勢，美國經濟自由化思想根深蒂固並貫穿金融業始終，自上至下堅信自由市場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可進行自我調節，相反政府監管作用不大，格林斯潘在其《動蕩年代》一書中專門闡述道，「政府干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他認為，監管往往可能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以格氏為代表的金融精英，把金融自由化推向極致，各種衍生品創新令人眼花繚亂。
據國際清算銀行保守可能，2006年底美國金融衍生品市值約400萬億美元，為當年美國GDP的36倍，泡沫如此膨脹，華爾街如此囂張，最終把天捅破了，市場崩潰，危機席卷全球。
危機給了美國最深刻的教訓，2010年歐巴馬正式簽署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拉開了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監管改革序幕。這部堪比《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盡管遭遇頑固挑戰，前路坎坷，但美國畢竟開啟了政府糾偏的金融管制之路。
2012年是中國經濟和金融的「分水嶺」。接下來的四年中，金融牌照價值邊際下滑的速度非常快。2016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比例已經超過10%，即便在美國那麼發達的金融系統，這一比例也沒有超過6.5%，中國在2012年以前金融業增加值占經濟總量的比例僅為6%，4年後上升到10%，原因就是過度自由化。
最終，以2016年7月26日政治局會議為開端，以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為拐點，一場金融大整肅全面登場。
綜上，金融業發展，某種意義上呈現出上述內在鐵律，就此也可大致預測未來的基本趨勢。短期而言，強監管還將是主題詞。
金融三大變局
隨著金融反腐推進及金融換頻道，前些年一度囂張的金融擴張及各種名目、旗號的金融創新已經消停下來。
在此過程中，金融變局也悄悄拉開序幕，金融業正迎來深刻的結構性調整。
1. 由金融業的自娛自樂向為社會實體經濟服務調擺。
前些年，在金融政策放鬆的背景下，金融業自成體系，沉浸在自己「錢生錢」的小世界中不管不顧，愈走愈遠。隨著國家對金融進行全面調整，大資管框架下，「脫虛入實」已然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基調。
自2017年開始，相關數據顯示，銀行超70%的理財產品資金投向了實體經濟；央行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人民幣貸款增加16.17萬億元。其中，以實體經濟貸款為主的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8.31萬億元。同時，社會新的經濟發展，如「一帶一路」等都需要錢，都注定了金融回歸實體的必然性。
2. 金融資本化、資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權化。
金融的結構性失衡實際上已經造成了經濟結構的扭曲和系統性風險的累積。從2017年金融工作會議開始，著力將金融業導向「正道」，充分利用資本的力量做到「脫虛入實」。
而實體經濟也正在向新經濟、新科技等形態轉型，未來金融不僅將對接娛樂、旅遊等新經濟產業，還將大舉投資顛覆性科技產業。
當新興產業崛起，基金的玩法正悄然改變，建立產業引導基金。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權化則主要是像公司以及各類平台意義上的基金，其投資方向更多的是參與實體經濟，尤其是參與科技創新。此種投入，不是在一個標準的證券市場去交易，而是彼此搭建股權化意義上的架構進行資本投入，借勢高度的資本集中，進而推動中國在工業4.0、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超前突破。
3. 科技捆綁金融將是大勢所趨。
銀監會《網路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的落地，實質上已經意味著金融科技正加速版本升級。尤其是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生物識別等前沿科技，使金融「基因突變」。
如果說傳統的金融理論還是「物理化金融業態」的外形，那麼與科技捆綁的金融則是「虛擬化金融業態」的升級，科技金融對銀行的轉型衝擊超乎想像。
縱觀，四大行裁撤網點、縮減櫃員，互聯網將支付寶和財付通統統收編，科技與金融在纏鬥中，其實都在進行結構性調整。
金融監管創新的未來趨勢
除了金融業自身在監管壓力下進行調整變化，金融監管未來也面臨轉變的要求。
畢竟，在金融監管力度加大下，中國仍需要新金融創新，但全世界的經驗表明，絕大部分金融監管僅能做到事後監督，畢竟創新本身就意味著打破現有框架的羈絆與約束。
實際上，未來新金融的趨勢至少要體現兩個「要」，既要大發展，也要有規矩，放得出去、收得回來。
不過，對創新的約束顯然不可能來自頂層設計，而只能出自於創新者的自我約束。
各類創新，在創業之初就需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經營范疇，自我舉證合法性與規範性，自我建章立制，提交有關部門備案。
如共享類項目自我舉證、建章立制，是為創新保駕護航的最佳路徑。以此類推，金融創新，亦可在商業模式設計之初，將自我舉證、自我建章立製作為出發點，而全世界創新之源美國的諸多做法，皆可為「他山之石」。
如美國2012年便頒布了JOBS法案（喬布斯法案）並於2016年進行了最新修訂，嚴格最高發行額、發行人與投資人的資質認定、信息披露等，如規定個體投資人年收入低於10萬美元，每年投資額度不得高於2000美元或收入的5%（取兩者中大的）等；中小企業年融資額不得超過100萬美元，且不同額度對應不同的審計要求……既確保雙方權益，又為非資本市場融資開辟了創新之路，值得中國金融創新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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