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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私家書房視頻系列】
時值暑假，蟬鳴聲中，中央美術學院的校園里格外清淨。藝術史家、學者鄭巖的書房兼辦公室在人文學院14號樓內，不外出的日子，他依舊每天來此閱讀、思考、寫作。
他和女兒鄭琹語合作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最近由活字文化策劃，中信出版社出版，上市首月已銷售一萬餘冊。這部舉重若輕講文物的小書，由鄭巖撰文，鄭琹語繪圖，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彩陶盆、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何尊、西漢的長信宮燈、東漢的陶擊鼓說唱俑……原本陳列於博物館展櫃之中、年方五六千的國寶文物，在父女倆的述說中有了表情、溫度、性格和聲音。這也是大鄭小鄭首次「四手聯彈」，著名美術史家巫鴻讚道:「一寫一繪，交叉於這些器物上的目光也透露出父女間的眷眷之意。」
跨越考古和美術史兩個學科，從古代壁畫入手研究中國早期美術史，其治學的縱深、立體和開闊，使鄭巖在學界享有盛譽。他本人是謙謙君子，性格溫潤、談吐斯文。說到自己的藏書，笑言猶如「農民買農具，只是為了用而去買」，書架上一排排厚重的考古報告，是一切研究的起點和根基；他談到與巫鴻教授多年的深交，其編輯的巫鴻美術史文集正陸續出版；又取出1997年拜訪費慰梅時獲贈的Liang and Lin（梁思成與林徽因傳記），感慨九十多歲是費慰梅自己就是一部歷史。最有趣的是回憶參加考古發掘的經歷，那將「地書」一層層打開、歷史撲面而來的神奇經驗無可替代。
鄭巖戲稱自己為「椅子中的考古學家」。因為在博物館和學校工作，很少再有機會去做考古田野。採訪當中，他拿起桌上的一只刮地皮的小手鏟，說是上「考古學概論」時給學生展示用的。同一辦公室的耿朔老師冷不丁插話:「一看就沒有使用過，使用的話鏟子右邊要彎上去一點。」鄭巖笑道:「這個在我這兒只有一種象徵意義，我經常看著它，以示‘君子不忘本’。」
鄭巖
先後畢業於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現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漢唐美術史與考古學，著作主要有《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從考古學到美術史》《逝者的面具》等，合著有《中國美術考古學概論》《庵上坊》《年方六千》等。
【訪談】
買書像農民買農具一樣
南都:您的藏書大部分在這個辦公室嗎?主要有哪些類型?
鄭巖:大部分藏書在這兒。家里有，但不多了。我不是一個藏書家，我的書就跟農民的農具一樣，為了用而去買。所以我的書並不多。
我的書比較雜，但並非完全沒有邊界。我自己的專業是考古學和美術史。這些書里有一類是必須有的，那就是考古報告，它是整個考古專業的基礎。然後就是中國美術史和歷史學的書籍。它們是我必須系統持有的。另外是滿足興趣，隨便讀一讀的書，那些就不系統了。還有朋友們送的一些書。我過生日時，我女兒送我一套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我也讀一些電影呀、戲劇呀、民俗學、文學史之類的書。隨便翻一翻，不是刻意去讀，更不是為了收藏。當然還有一大部分是博物館的展覽圖錄，因為有比較好的圖片，方便教學使用。
我這個書架上主要放的是完整的考古報告，每一種都是專門、系統地公布發掘的所有資料。比如滿城漢墓、馬王堆漢墓考古報告，還有我今天正在看的北齊婁睿墓發掘報告。這本書包含了它的全部發掘資料，從墓葬形制，到壁畫，到隨葬品，都有完整的數據，這是我們做研究的基礎。
過去我也比較系統地搜集過在雜誌上發表的考古簡報，主要是《文物》《考古》《考古學報》《中原文物》《考古與文物》等等。我曾經訂過了一些，還淘了一些舊的。但實在是放不下，最後全都裝箱子了。
南都:您買書主要通過什麼途徑?
鄭巖:現在逛書店的時間越來越少，有時候就在網上買一點。空間有限，不得不收斂。我現在大部分的書是兩個來源，一個是出版社和朋友送的，這部分越來越多，我欠的人情沒有辦法還。另外就是我買的。我不願意把時間用在貼單據、報銷上，所以現在基本上不申請課題經費，我自己使用的書和喜歡的書，就拿自己的薪水買一點。
南都:書堆積太多以後，會不會有一些被清除出去?
鄭巖:會啊。因為有些書不知道怎麼來的。在美術這個圈子里，有很多你根本不認識的畫家，常常在我信箱里塞一些畫冊，或者直接寄給我。有一些水準並不太高，是自己花錢印的。人家好心好意送我，我總要翻一翻，但最後實在沒地兒放，有些我就悄悄地處理掉。放在走廊里，誰要就拿走。坦率地說，有些畫冊，是變相的廣告，沒有必要每一本都保存。
南都:哪位學者的著述對您有比較大的影響?
鄭巖:對我來說影響比較大的就是巫鴻教授。巫鴻是張光直先生在大陸收的第一個學生。從20多年前開始，我和一些朋友就組織翻譯他關於中國美術史研究的著作。現在我正在做的一套書，正在陸續出版，就是巫鴻的美術史文集。這些書，對國內的研究影響很大，當然毫無疑問，對我自己影響也很大。因為翻譯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細致的閱讀過程，無論他的材料，他的思維的邏輯關係，他的方法論，我都要進行比較詳細的研究，這個過程無形中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1996年就到巫鴻工作的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後來一直聯繫比較密切，跟他有很多學術上的合作。巫先生是我們的校友，他的本科和碩士都是在中央美院讀的。曾在故宮工作，後來去美國哈佛大學讀書。他在哈佛的時候，一方面讀文化人類學，一方面讀藝術史。他的知識結構帶有中國的基礎。他到美國以後，又接觸到文化人類學和西方的的美術史研究的方法，他把這些東西比較好地結合起來，又利用中國考古發現的新材料，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貢獻很大。
九旬的費慰梅自己就是一部歷史
南都:能否向我們介紹幾本對您個人來說有紀念意義的書籍?
鄭巖:對我來說有故事的就是這本費慰梅的書Liang and Lin。這是1997年2月10號我到她家去拜訪她，她送我的。我見她的時候她已經92歲了。那時候費正清先生去世已經5年了。我先在書店里買到費正清寫的一本《中國新史》，然後帶著去，我對費慰梅老人說，您也給我簽個名。她在費正清的書上簽了個名，並寫道:「為了了解美國，他先研究了中國。」她又把她新出版的這本Liang and Lin，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傳記送給我。我那時候很年輕，才30歲。我面對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感覺就是她就是一部歷史。
她跟我講起她當年的研究和經歷。1935年她到山東去看那些漢代的遺址、墓葬、石刻，那些地方我全都跑過。但是聽到她講當時的故事，真是覺得時空倒錯。她是一個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非常精細、認真。她去世以後，我寫過一篇文章紀念她。我是她去世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中國學者。
我當時最大的興趣是研究漢代。費慰梅有一個論文集Adventures in Retrieval，是1972年在哈佛大學出版的。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林徽因」。這句話我都不知道怎麼翻譯，她說林徽因是「one out of many， many in one」。她是一位藝術家，一位建築師，一位詩人。這是她對林徽因的評價。
費慰梅是受梁思成、林徽因影響後，開始注意研究漢代建築的。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較早地嘗試復原山東嘉祥東漢武氏祠。她那篇文章王世襄先生很早的時候就翻譯成了中文，影響到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我覺得她是學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特意去拜訪。
這本Adventures in Retrieval是我在美國的網站上淘到的。當時eBay和amazon都可以買到二手書。那幾年二手書非常便宜，幾美元一本。我其實原來還有一本，是巫鴻教授送我的，里面有幾張插圖裁掉了。後來才知道，巫鴻先生出自己的書時，把那個插圖裁去自己用了。90年代的時候只能翻拍，可能翻拍不清楚，他就直接把圖裁下來，給了我一個殘缺本。這是我後來自己買的一個完整的本子。
還有一本挺有意思，是巫鴻的《焦聚:攝影在中國》。他當時送給我一本英文版，我很快就讀完了。後來，他又送給我一個中文版。中文版扉頁上寫了個數字「3」。什麼意思呢?他剛拿到樣書，第一本他自己留著，第二本送給他夫人，第三本給我。所以這個也有版本價值。哈哈哈哈。
「椅子中的考古學家」
南都:您大學時上的是考古專業，考古學家需要經常風餐露宿，做田野工作，您參加過多少次實地考古發掘?
鄭巖:因為我主要的時間是在博物館和學校工作，我參加的發掘並不多。比較重要的比如1994年我參加了山東沂南北寨東漢墓的第二次發掘。那個墓是五十年代就挖開過，後來封起來了。到了1994年我們再度把它挖開。那個墓是國內外特別有名的大型漢代畫像石墓。後來我在讀博士的時候還要參加考古實習。我那時候的實習是地點是長安大明宮後面的太液池。發掘的時候，我先挖到了一排柱洞，第二次發掘的時候證明這是當時太液池北岸的遊廊。可能當年唐玄宗、楊貴妃就曾在這兒散步遊玩過。像這樣的一些經歷蠻有趣的。我大學的時候還參加了山東薛國故城的發掘。我們中學讀過古文《馮諼市義》「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那就是戰國四君子之一孟嘗君的封地，馮諼市義的地方。
南都:有了這些經歷，你以後做研究的時候視角會更加立體。
鄭巖:我自己算是跨著兩個學科。我也是中國考古學會的會員，同時也還做美術史的研究，在考古界有幫朋友，在美術史界也有朋友，還有些其他比較駁雜的興趣。年輕時還喜歡畫畫。這個可能比在一個領域里思考問題相對會開闊一些。
南都:現在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書房里完成嗎?跟過去經常去田野不一樣了。
鄭巖:我是一個考古界反對的那種人，就是「椅子中的考古學家」。但我當年對田野極有興趣，只是後來沒有機會。我經常做夢，夢到我在田野參加發掘，一下挖到很多東西。張光直先生晚年說到一段話我很能理解。張先生就是一個「椅子中的考古學家」，他在耶魯，在哈佛研究中國考古學，但他一輩子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參加中國的發掘。他說，我再也想像不出比做田野考古更迷人的事情了。辛苦是一方面，但發現的樂趣是無可比擬的。也不是說你挖到什麼寶貝，而是慢慢地把「地書」，地層中一層一層積累的這部大書一頁頁地打開，今天你挖的是唐代這一層，再過幾天你挖到漢代這一層了，然後去收集古人扔下的器物的碎片，你一鏟子下去，一條古代的道路出現了，就像我挖到一個遊廊，你想到楊貴妃、唐玄宗從這兒走過，你一下子覺得歷史變得很近。這是跟讀書不太一樣的。
現在有一些重要的發現也還是會到現場去看一看。我本人已經不發掘了。我曾經有國家文物局頒發的考古領隊資格證書，現在已經過期作廢了。
《年方六千》封面
五六千歲的文物依然年輕
南都:今年剛出版的新書《年方六千》也是在這個書房里寫作的?
鄭巖:對，就是在那張桌子上。寫了一個暑假。你看這是很多年前采集的一塊元代磁州窯的瓷片，用來做教學標本。《年方六千》里的「年」用的就是瓷片上墨書的這個字。「方六千」三個字是策劃這本書的王志鈞老師寫的。
《年方六千》這個名字是書差不多完成以後想到的，可以說代表了我們對歷史、對文物的不同理解。我的文字和我女兒的畫，想表達的就是，我們不把文物看成是冰冷的標本，不把它看成是死去的歷史遺骸的一部分。它仍然是活著的。我這本書的序言里有一句話，大意是，我們把這些東西從地下喚醒、發掘出來，它們就成了我們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就跟我們發生聯繫了，時間就變成折疊的了。這本書傾向於一種比較私人化的對文物的觀看。當然，這些文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在物質層面的體現。另一個方面，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民族的組成部分，都在這個文化當中，我們也可以跟它發生一種獨特的、個別的聯繫。你可以通過文字、繪畫來表達你對文物的體驗。在這樣一個聯繫當中，我們能感到文物又具有了生命，它還活著。它在文字和繪畫當中還可以繼續生長的。我把歷史和文物看成一個進行時，而不是完成時。
南都:在合作當中你對女兒的畫會有點評和指導嗎?
鄭巖:她每天畫完了以後，會拿給我看。我肯定是第一個觀者、批評者和勉勵者。甚至有些還給她改過。她有她的角度和她的理解。小姑娘嘛，比如長信宮燈那個宮女，她一開始畫得比較瘦。我說這個不像。那是她的審美，她覺得下巴尖尖的好看。但實際上你看原物不是這樣的。後來慢慢再改，就改得比較接近原物了。
南都記者黃茜 攝影 莫倩如 報導
>鄭巖的私家書房:《長安十二時辰》里那個長安，他發掘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