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距離 | 王大根專欄

《我們與惡的距離》好評如潮，據說已是豆瓣的華語劇集評分之冠了。

連一貫刻薄的劇評人王大根女士，都難得地給出了正面評價。

我們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距離

文|王大根

作者簡介:作家，著有《我必須戀愛的理由》。你不難在豆瓣看到她的評論，並想「難道除了看電影、追劇她就無事可做了嗎?」是的，沒有了。

我一直把2012年稱為台灣偶像劇的死亡年，因為在2011年的《我可能不會愛你》之後，台灣就再也沒有出過一部真正有影響力的偶像劇作品了。

也是2012年，韓國tvN電視台憑借《仁顯王后的男人》與《請回答1997》崛起，看著台灣偶像劇長大的女孩們，此後大多都投入了韓劇的懷抱。台灣偶像劇就這樣逐漸消失在了大眾的視野里，如今提起「台劇」二字，一般人大概都只能想到《流星花園》、《王子變青蛙》這種時代的眼淚了。

偶像劇是台劇在很長時間內的定位和標籤

所以，我很可以想見那些八百年沒看過台劇的人見到《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樣的劇時會有多驚訝。

《我們與惡的距離》幾乎可以算是近七年來最火的一部台劇，目前豆瓣評分高達9.4分，已經被一萬個公眾號譽為神作了。這部由HBO和公視共同推出的電視劇，既有近於美劇的利落節奏，又有催人淚下的東亞式細膩，確實是華語劇集中難得的佳作。

當然，能夠引起如此廣泛的討論度，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它的主題:「殺人犯和他的家人，難道就沒有人權嗎?」——一名年輕男子持槍在電影院里隨機殺害了八個無辜的路人，最後在輿論的壓力下被提前執行了死刑。以這起無差別殺人事件為圓心，幾個家庭都在分崩離析:受害者的母親深陷於未能保護好孩子的自責中，始終無法放下和向前；犯罪者的家人已被全社會視為殺人犯的製造者，無論如何改名換姓、四處搬家都再也不能擁有正常的生活；為殺人犯辯護的律師不僅要被自詡正義的民眾潑糞，就連他的家人也常常無法理解他的工作……

台劇現任一哥吳慷仁此次展現了精湛的演技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男主角是我一直非常喜歡的演員吳慷仁，他就是可惜在出道太晚，2009年才靠《下一站，幸福》里的男二號花拓也打開知名度，剛好站在了台灣偶像劇黃金時代的尾巴上。而且他的長相也不是一目了然的帥氣，是靠魅力取勝的類型，所以一直沒有大紅大紫。

但最近十年，那些大紅了的台灣偶像劇男主角紛紛來了大陸發展，出演了各種千奇百怪的電視劇，就是全加在一起可能也沒有十部體面的作品；而堅守在台灣本土螢幕里的吳慷仁，憑借著什麼類型的角色都能駕馭的演技和平易近人的英俊，現在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台劇第一男主角了。回頭看看就會發現，這兩年每一部小有聲音的台劇里幾乎都有他出鏡:《滾石愛情故事》、《一把青》、《戀愛沙塵暴》……不紅說起來還是好事，到底給台灣留了顆明珠，《我們與惡的距離》第5集里他酒醉後控訴體制的一段，演得真的非常出色。

近幾年，台劇正在做著向社會現實靠近的嘗試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一部優秀的作品，但單就劇作水平來說還稱不上是什麼神劇。台劇也並不是被變異蜘蛛咬過後一夜之間爆發的超能力，事實上，在偶像劇式微的這幾年里，聚焦於社會熱門議題的嚴肅正劇已經開始成為台劇的新頭牌:以殯儀館為背景、探討死亡話題的《出境事務所》，直擊醫療體制的《麻醉風暴》，講述中國式親子關係的暗黑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等。

其實韓劇也是一樣，最近幾年，韓國的都市偶像劇也越來越沒什麼可看的，最受好評的都是《天空之城》、《我的大叔》、《機智牢房生活》這種社會題材。

以教育為核心反映現實的《天空之城》風靡全韓

說實話，台劇和韓劇里我看得最多且最喜歡的還是偶像劇，因為要看社會劇、懸疑劇的話，歐美劇集里實在是有太多更好的了，而台劇和韓劇動輒70-90分鐘一集，還時有節奏太慢、煽情太過的問題。偶像劇就不一樣，美國人不行，上來就搞，很少拍得出小鹿亂撞的感覺，我們東亞劇在這里還是所向披靡。

但是，即使是我這樣一個熱衷於偶像劇的腦殘老少女，也必須承認，從偶像劇向多元題材的轉變，這毫無疑問是電視劇發展的一條最健康合理的道路。但到咱們這兒就剛好反過來了，以前能拍什麼樣的劇就不說了，反正近來最流行的都是「甜劇」，管它是古裝現代，管它是要修真還是要創業，總之甜就對了。滿螢幕都是黏黏糊糊的戀愛戲碼，但又僅限於拉拉小手紅個臉，最近似乎連接吻都有悖於某種主義的價值觀了。社會是某種遙遠而模糊的背景，家庭沿用的是童話式的設定，人物都像被裝在粉紅色的氣泡中，這樣的劇大有一統天下之勢。

反觀我們，各種形式的翻拍和粉飾太平的夢幻依然是主旋律

這兩年台劇就算拍愛情戲，也不會全落在「甜」上了，咱們這兒在鬥娘炮的時候，《戀愛沙塵暴》里就在塑造「外表雖然娘，但內里卻比誰都有擔當」的嶄新男性形象；更不用說《荼靡》那種著重描繪女性人生選擇的故事了。近幾年的台劇是越來越寫實，咱們的電視劇那可是越來越電視劇了。

所以我在看《我們與惡的距離》時總是很想哭，倒不是因為其中的各種煽情戲碼，而是因為看的時候無法不去想:有生之年，我還能看到大陸拍出這樣的電視劇嗎?怎麼想都覺得不能，實在是不能。《我們與惡的距離》呈現了為收視率吃人血饅頭的新聞媒體、在民意裹挾下扭曲的法制、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隨機殺人事件背後家庭教育的缺失等種種問題；台灣可以拍這樣的電視劇，而我就只是打出這一整段話，都他媽要擔心某幾個詞會不會太敏感會不會發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