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罪案背後的世相、人心和廢死爭議

「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要靠殺人才可以撫慰人心，保障我們的安全，就算真正該死的人，他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人權，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均等的權利。而且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在殺人犯李曉明突然被執行槍決之後，李曉明的律師王赦借酒消愁，喝醉了的王赦面對妻子對自己工作的不理解情緒崩潰，發出了一連串詰問。

以往我們更多是在美劇中看到這樣的台詞，卻鮮有華語電視劇觸及罪犯的人權議題。僅此一點，就使得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具備了獨特的價值。

當然，這部豆瓣9.4分作品的價值不止於此。

《我們與惡的距離》講述了由一起隨機殺人案延伸出的幾個家庭間的故事，這當中包括，因孩子罹難瀕臨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因兒子殺人而消極避世的加害者家庭，幫死刑犯辯護而受到輿論譴責的律師，同時，作為對照，還刻畫了一個搖搖欲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

最先出場的是吳慷仁飾演的人權律師王赦。他不僅僅是「邪惡律師」、「人權悍將」，也是能讓人感到生存之重的現實中的人。剛一出場，王赦就被憤怒的民眾潑糞，而那套西裝是他唯一一套像樣的西裝。隨著劇情展開，我們了解到，出身底層的王赦一路半工半讀拿到了律師執照，娶了家境良好又美麗的太太，而他正在從事的是一份不被家人和大眾理解且薪資微薄的工作。多數時候，他都在為保障死刑犯的人權而奔走，頭腦冷靜，據理力爭，只有在喝醉時，他才會展現出脆弱、可愛的一面，比如，他會醉醺醺地勸朋友不要生小孩，吐槽「學費很貴」。

為了讓觀眾信服王赦的行為邏輯，編劇還給這個角色設置了行為動機——年少時的王赦差點成為犯罪群體中的一分子，只是因為拉肚子，遲到了兩分鐘，沒有趕上去火拼的那輛車。人生是一場蝴蝶效應，借由王赦的經歷，編劇試圖讓我們相信，那些體現在他人身上的「惡」，與我們的距離也許僅在一念之間。

賈靜雯飾演的是槍擊案遇難男孩的媽媽，同時也是電視台「品味新聞」的高管。在痛失愛子之後，她開始酗酒，經常做噩夢，夫妻關係瀕臨崩解，下屬眼中，她嚴厲到不近人情。「996」的話題還在發酵之中，賈靜雯在劇中則實力演繹了，一個「007」的媒體高管是如何用高壓工作麻痹自己，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團糟的。

故事的主角還有新進品味新聞台的助理編輯李大芝，她的真實身份是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而李大芝的房東則有一個剛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弟弟……

這部高度戲劇化的作品取材於真實的隨機殺人事件，所謂隨機殺人，指的是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間並沒有仇怨，加害人隨機選擇殺人對象實施犯罪。2018年台灣中央社的一篇報導顯示，五年來台灣發生了五起這樣的殺人事件，這部劇因此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我們與惡的距離》和其中兩起案件有比較直接的關係。2014年，大學生鄭捷在台北地鐵持刀砍殺乘客，造成4死24傷。就鄭捷是否應被執行死刑的問題，台灣關於廢除死刑問題的爭議再次爆發——欲廢除死刑的團體大造輿論，而普通台灣民眾卻因鄭捷的砍殺行為而感到恐懼。兩年之後，台灣再度發生女童「小燈泡」遭砍23刀斷頭殺害的悲劇。在小燈泡事件發生的一個半月之後，「鄭捷案」殺人犯鄭捷被執行槍決。

但槍決並沒有止住局中人的憤怒。小燈泡的媽媽發文質疑，「鄭捷很快的就執行死刑，意即就這樣失去了一個研究與了解的對象，他死掉了，然後呢?繼續讓這樣的事情發生?繼續速速執行?從過往的訊息來看，鄭捷是想死的人，所以藉由殺人來讓自己死，這樣的結束如他所求，那有什麼意義?鄭捷無精神異常，能清楚表達，也是生活相對比較不被社會邊緣化的，更應該要好好加以了解，到底他們是為什麼?他在想什麼?在生命發展的過程中，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他從小學就想殺人，為什麼家庭、學校、親人、朋友、社會，沒能接住他?…… 」

受害者家屬的這一連串尖銳提問也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試圖探討的核心，我們在劇中可以看到，輿論暴力、媒體片面的報導、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以及現代社會生活的疏離冷漠感是如何製造了「惡」。

這部劇的巧妙之處在於，所有涉事方通過編劇之手結成了一組錯綜複雜的關係，由此集中呈現了一種困境，並且展現了人們何以進入這樣的困境之中。

編劇設置了四組主要的家庭關係，不同立場的家庭間、家庭內部之間的衝突隨故事展開層層遞進。這種衝突累積在第五集之中得以爆發。法務部突然槍決李曉明成為矛盾升級的關鍵事件。宋喬安發現了李大芝的真實身份，在她示意之下，品味新聞曝光了李家父母居住場所，李大芝痛斥品位新聞為代表的嗜血媒體，稱「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律師王赦也在毫無預兆的槍決後情緒失控。

困境猶如陰霾籠罩在每個人之上。當宋喬安在電視台加班，女兒的生日被她拋在了腦後，在一次次衝突中，母女關係不斷惡化，女兒甚至問媽媽為什麼不和哥哥一起死掉。我們自然會想，當宋喬安指責殺人者的父母沒有盡到教養責任的時候，她是否考慮到，自己也在無意間製造了女兒心靈的裂痕?宋喬安的妹妹和妹夫是劇中的「神仙眷侶」，但即使是這樣恩愛的夫妻也難以避開社會環境的影響。

《我們與惡的距離》並沒有指明到底是什麼催生了犯罪，但它像一篇新聞特稿一樣，為觀眾呈現了理解人與事的語境。

這當中也包括構築了我們文化環境的媒體生態。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個人覺得，和美劇《新聞編輯室》里的精英話語相比，《我們與惡的距離》展現了更具普遍性的媒體生態。

宋喬安從不自詡做的是高端新聞，但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她仍然努力做到基本的新聞把關。事實上，根據該劇中的民意調查，宋喬安主管下的「品味新聞」在台灣七家新聞台中收獲了最高的信任度。她一面教記者起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強硬回懟「不要有了收視率再來批評媒體無腦」「沒有收視率怎麼有錢買外電新聞」，另一面，在發生了疑似挾持兒童事件之後，她也斬釘截鐵地表示，在小孩安全之前不會進行直播。

但媒體的商業屬性和公共屬性之間天然存在矛盾。這集中體現在，當其他新聞台尚未求證就報導普吉島爆炸事件，宋喬安一直壓著不報，要求記者多方聯繫求證，但在求快的新聞競爭環境之下，最終她還是迫於壓力而妥協。很快，這被證明是一條假新聞。單純的理想主義無法戰勝一切，每一天都在求快和求真之間博弈，這才是媒體行業真實的困境。最新的兩集里，宋喬安開始反思工作的意義，試圖推動新聞台改革，但這條路上阻力重重。

可貴的社會現實意義、有色彩和重量的人物、巧妙的故事設計、真實的職業場景再現，以上種種都是這部劇值得肯定之處。

值得商榷的地方在於，某些時刻，這部劇的編劇意志還是有些偏頗。比如，「民主法治」在這部劇中被熬成了一鍋雞湯，用來教化尚處於蒙昧之中的公眾，但相關的爭議卻遠不止劇中呈現的那麼簡單。

作為該劇背景的死刑存廢問題是法律界的經典辯題。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大概包括: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死刑不能有效遏止犯罪，死刑代表野蠻違反人權。但是，這個辯題從來都沒有定論。一點基本共識是，死刑的存廢不可以脫離社會認知狀況。欠債還錢，殺人償命，這是中國自古就有的樸素的正義觀。殺人者固然有人權，被殺者和家屬的人權又何在?

在理論層面，關於死刑存廢、如何最大程度做到公正的議題牽涉到法理學、倫理學、政治學等等領域的複雜探討，絕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在司法實踐中，目前經明確廢除死刑的國家大多集中在歐洲大陸，如法國、德國、荷蘭、盧森堡等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像愛爾蘭這樣雖未明確廢除死刑，但實際上已經停止執行死刑的國家。大陸法律部門的態度是，適用死刑，但貫徹少殺、慎殺的政策。

台灣在死刑存廢問題上則仍處於拉鋸戰之中。2009年，台灣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並不要求台灣立即廢除死刑，但明確要求以廢除死刑為終極目標。不過，台灣社會仍未達成廣泛共識，根據台灣中時電子報2018年的民調，高達八成民眾不讚成廢除死刑。台灣近年來發生的隨機殺人事件便成為廢除死刑支持者和反對者交鋒的戰場。

另一方面，犯罪的原因也不僅僅存在於外部社會。當宋喬安的老公希望她放下仇恨，探究李曉明殺人真相時，宋喬安的回應並非無理取鬧。作為媒體高管的她深諳犯罪類報導中常見的操作框架——指向社會體制問題。這正是律師王赦的基本立場，他動情地告訴妻子，不是每個人都像她那樣幸運，不是每個人生下來都能有選擇，殺人犯想要殺掉的不過是「那個小時候的自己」。但正如宋喬安指出的，事實的另一面是，「我們的社會安全網、教育體制永遠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治安再好的地方都會有命案發生，同一社會土壤之中的個體差異仍然是影響犯罪的重要因素。

死刑存廢、犯罪的本質和根源、精神疾病患者的處置……這些問題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爭議，很難說編劇的立場絕對正確，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能激發討論總比讓這些話題在大眾傳播中缺席要好。編劇借由律師王赦之口，將「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的問題拋給了大眾，這就是很大的價值。

不管是戲里還是戲外，很多事都需要慢慢來。我第一次知道吳慷仁還是在《下一站幸福》，那時他還在偶像劇里演男二號，經過十年的錘煉，他一步一個腳印走到了台劇一哥的位置。民主法治的進程是一個更為緩慢的過程，有賴於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而製作精良的影視作品將在文化傳播的維度上助推這一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像《我們與惡的距離》這樣的作品怎麼都不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