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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02篇原創首發文章
懷念真正做事的人,懷念正氣
最近根據阿耐小說《大江東去》改編的電視劇正在熱播。它講述的是,1978到1992年間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為代表的先行者們在變革浪潮中不斷探索和突圍的浮沉故事。
故事一開始,講的卻是宋家兩姐弟都在1978年同時考上了大學,弟弟宋運輝還靠自學考了全縣第一名,但因為家庭出身的問題,鎮里面不願意給他們去縣里送政審材料,為此,宋運輝不服氣,在鎮革委會背了兩百多遍《人民日報》社論。
他一直重復著兩段話: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各級主管幹部要支持青年人報考大學,在政治審查中,要重在本人表現,為建設四個現代化,選拔優秀人才,這是關係到大陸千秋萬代的大事。
「關於1978年高考,中央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兩條:一是重在本人表現;二是擇優錄取。不管家庭出身如何,只要愛黨愛國,本人遵紀守法就行。」
恢復高考的難度,真的不是一般的艱難。即便政策已經出台,主流輿論已經宣布,可大多數人的腦子可能還留在過去。歷史每進一小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以及忘卻密密麻麻的無奈。
其實,早在1972年,周恩來總理和一位美籍中國物理學家談話時,以極大的勇氣提出了要恢復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考大學生,但他的意見在當時不可能得到施行。
1977年5月,鄧小平復出前的兩個月,他說: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我們要做到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做到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第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召開,有一些結論和進展,確定了老基調上的修補方案,即建議招收總人數1%~5%的應屆高中畢業生。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協議,恢復鄧小平同志黨內外一切職務。鄧小平自告奮勇主管科教工作。1977年8月4日,在北京飯店舉辦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召開,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教育史的重大轉折。筆者去年曾在秦朔朋友圈寫過一篇《夏天的故事:鄧小平、查全性及恢復高考記》,里面談到了當年就決定恢復高考的細節——
鄧小平問劉西堯(時任教育部部長):「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來不及了吧?」査全性當下立即插話,「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要不然又會誤招20多萬不合格的學生,浪費可就大了。」於是鄧小平又問劉西堯,劉西堯說,「還來得及」。鄧小平沉吟一會兒,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復高考!」
除了查全性,這個在座談會上最敢直言的武漢大學教授外,還有一個人民日報的記者也格外值得懷念。他叫穆揚。雖然主管人和招生工作會議都已經定調,但還有很多問題橫亙在現實面前,還流傳了一首詩——「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育門緊閉吹不開」。造成這種僵局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是「七二一道路」和「兩個可能」,即「文革」前十七年科技教育戰線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出「兩個可能」的《紀要》是經過毛澤東同志圈閱、當時的黨中央批准的。
9月3日,穆揚邀請了六位曾經出席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目睹「兩個可能」出籠經過,並堅決擁護鄧小平講話的省部級科技負責人6人進行座談。會議結束,穆揚趁熱打鐵,連夜寫出內參,之後又征求《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由報社以《情況匯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
一個又一個有為的人在真真實實地推動社會進步,無論是教授、還是記者,這些都不是決策者,但他們影響決策。這才是真正做事的人,做事的信念。只有有心人才能改變人。
鄧小平同志看到了穆揚的報告,穆揚知道主管的壓力也很大,但9月19日鄧小平就發表了新的談話,他說,招生工作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10月21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明確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占招生總人數的20%~30%。
看到了嗎?每一個名額都來之不易啊!那個時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進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活著哪有容易的事啊!這就是宋運輝背的兩段話的背後,那麼深長、艱辛的努力過程。
改革開放的起點是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但不才的我認為,它的起點應該是恢復高考之時,恢復高考是中國將要走上正軌的信號,恢復高考讓社會充滿了正氣,並準備了大量的人才,只有普通人的思想解放了,普通人的執念開始放下了,這一切的進步才真的開始了。十年的教育斷檔,少培養了10萬名研究生,100萬名大學生。而恢復高考,把壓抑的一切都釋放出來,它是歷史的指揮棒,77、78、79新三級學人選拔了幾十萬,卻調動了幾千萬,更影響了整個社會,這是一種解放和一種挽救。
人在變好,人氣向上,朝著理想的方向走。依靠自己的奮鬥站起來,成了當時很流行的一種價值觀念。沒人走後門,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績,讓人沒話說。信仰公平競爭,追求憑本事吃飯。還蘊含了一種溫暖人心的希望——劉少奇的四個子女在同一年考上大學,其中一個女兒還考上北大生物系,當時劉少奇還沒有被平反。
這一代人,生命力特別旺盛,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覺得,活著是沒有退路、沒轍了就要背水一戰。在生活中搏一搏,機遇來了,像豹子一樣撲上去,抓住它。他們是悲劇造成的人才,他們更有意志力,毅力,更具韌性,更經得起困難的打擊,更有主見,社會生活能力更強。
1977年的中國沒有冬天,恢復高考的春風蕩滌了「不學無術靠關係」、「唯成分論」、「讀書無用論」的污泥濁水。「撥亂反正」在那一代人心中簡直是一個令人動情的字眼。中國人是複雜的,其實也是特別單純的,那時,北京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特別火爆,因為鄧小平是四川人,大家舉杯向四川人感謝。有人一遍遍刷著《甲午風雲》,因為里面有「鄧大人」。
1984年9月30日深夜,北京大學生物系幾名81級大學生以布頭代筆,寫下這句歷史性的問候——「小平您好!」10月1日,跟隨著國慶35周年科技遊行隊伍走到金水橋時,幾個年輕人打開預先藏在鮮花里的橫幅,向天安門展示了他們的心願——「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要向黨表達當代大學生對知識分子的讚美,向制定這些政策的黨中央主管表示我們的敬意,國慶遊行是一個高貴的機會。」習慣高呼「萬歲」的喉嚨第一次學會了問候「您好」。
懷念「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懷念理性與責任
清華大學化77-2,在1979年底喊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是清華百年歷史上的十件大事之一。2011年4月23日下午,清華百年校慶時,一座「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理念牆豎立在清華大學工物館4樓。
第一個提出這句話的人是化77-2的王文一。1979年年底,他們班里組織開展大討論,目的是暢所欲言,明辨是非。但是討論來討論去,許多問題討論不出結果,有一次點名到王文一,他說:「外面的事咱管不了,我們在大學里讀書,還是應該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後來團支部就把「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為做到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作為大討論的結論上報,全班同學都很認同。再後來,中國青年報先發表了報導,接著,人民日報、新華社也都報導了這句話。在整個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共鳴。
因為撥亂反正,結論就是「做」,不能總是抱怨、埋怨,「歷史的錯誤,我們也有一份責任,所以我們沒有資格清談和指責,僅僅充當一名評論家。」新三級是受過挫折的一代,所以能夠擺正國家和個人的關係,他們並沒有在絕對崇拜之後懷疑一切。求知、成才、睜眼看世界,才是他們迫切想做的事情,人生、社會、民族等思考題都擺在面前,實踐出真知,先得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記本子。《中國新三級學人》作者鐘巖說,他們經過較為透徹的自省,轉向了將理想與熱情深埋在厚實、冷峻里。
抱怨、指責、埋冤有用嗎?不如想想好怎麼做。人的自尊、正義、民族氣節,才是人類溝通的「世界語」。人在很多情況下對自己的命運看來是無能為力的,而且也很有理由沉淪,但人可以持續做努力去試圖改變一點事情,雖然可能身處十八層地獄,但也能看見微光,甚至應當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地獄。
其實,最終還是人自己才能改變環境,雖然太艱難了。「文革」中還是有人雖然是黑五類家庭,但並沒有因此受到批鬥,還能在班級里當班幹部的例子,那時候的人間並不全是地獄,或者說地獄里還是有殘存的溫暖人性;一個深受「文革」迫害的老幹部親筆批示錄取了一個曾經很左、經常批鬥別人但後來改過自新考上大學的上訪學生;也許有人認為過去失掉了太多,就容易很實際,對功利方面相當重視,但照樣有人選擇了吃苦和敬業,駛向尚布滿荊棘和疑問的改革開放試驗區,駛向一片不靠往日輝煌只看你有無真本事的未知價值領域,第二次和苦與寂寞共舞。
人跟人一樣,一樣平等;人跟人不一樣,不一樣地會去改變點什麼。
從我做起,醜陋的中國人也包括我一份,尖銳地批判現實,是站在一家人的前提之下的,要圖強,先從自己的腳下開始。人的現代化,還是應該從自己開始,這是一代知識分子刻意追求的理想人格。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還有這個勇氣、理性和責任感,認為醜陋的中國人也有我的一份嗎?而不僅僅當個鍵盤俠,只會謾罵和抱怨嗎?不公平的事情是還有,常常受委屈和冤枉的事情還有,但想想改革開放第一代的前輩們,特別是新三級學人們的經歷,覺得,生而為人,人人平等,憑什麼你不能接受不公平,你不能接受歷練、挫折和辛苦。特別值得這一代創業者、奮鬥者們深思。
懷念《傷痕》和反思精神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匯報》用一個整版刊載了小說《傷痕》。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盧新華。北方的清華大學喊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南方更早一些地開始了反思,迎著潮頭,向著自己的心靈舉起了解剖刀。這就是傷痕文學的意義。
其實,文學在七八十年代還是很有思想的,很能拯救人心的。「傷痕文學」開山之作包括:劉心武《班主任》、王蒙《最寶貴的》、關庚寅《「不稱心」的姐夫》、曹鴻騫《神聖的使命》、宗福先《於無聲處》等。一代思想家兼文學家,記錄了那個時代。
盧新華說,「總之,我要塑造王曉華這樣一個人物,決不僅僅是讓讀者同情她的遭遇,為她流淚,而是要讀者在同情中對她又含有指責和批評,同時在這種指責和批評中……洗刷自己心靈上的和思想上的傷痕。」
王曉華斷絕母女關係,表明自己忠誠信仰,卻傷害了母親;不斷絕母女關係,便意味著違背母親的教誨——忠誠於信仰,還是要傷害母親。無論選擇什麼,代價都是相等的,她是善惡難解難分的象徵。王曉華陷入了「愛皮梅尼特悖論」——愛皮梅尼特是克里特島人,他說,所有的克里特島人都撒謊。但他就是克里特島人,他也在撒謊嗎?那他說的話能信嗎?怎麼樣都無法自圓其說,怎麼都是怪圈、悖論和兩難。
陳凱歌,北京電影學院78級,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他曾說,在我看來,「文革」是中國人民的集體創作,但我們非要毛澤東一個署名,加上「四人幫」……盡管「文革」被說成「十年浩劫」而被否定,也有了許多批判的書籍,但只要人們仍然只會控訴他人時,這場革命實際上就沒有結束。我在《少年凱歌》那本書中試圖做的就是在審判台上空著的時候自己走上去,承擔我應承擔的那部分責任。
反省是一把透析歷史的鑰匙,一種文化品格。懺悔意識是許多偉大人物自覺追求的。鄧小平在1992年,88歲南巡的時候深深自責——「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
精華都是通達的。人性的頓悟之後匯集成的方向一定是真和善。只是,最終,人要戰勝自己,戰勝環境,懷念那種輝煌感,不如懷念那種意志力。終究都是人要改變自己,也要改變別人。苦難、挫折、冷漠,都別害怕,會過去,也會回來,只是你要知道它怎麼才能過去,怎麼可以至少回來的時間很短、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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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鐘巖《中國新三級學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建議讀讀這本老書,在挫折時閱讀,身心都會振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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