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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一支趕著馴鹿的鄂溫克人告別西伯利亞，遷徙到大興安嶺的西北麓。如今，使鹿文化在中國已經瀕臨絕跡。
記者_胡雯雯 實習記者 陳夢帆 攝影_顧桃
獵人在帳篷里吹口琴，身穿迷彩服的獵人走入山林，用溪水洗臉和痛飲，松針高聳入雲，枯松林里點綴著白棕色的馴鹿，獵人清亮的召喚聲酷似鹿鳴，趕著鹿排著松散的隊形往山下走。小鹿用舌頭舔舔顧桃的鏡頭，舔出一鏡水霧……
三百多年前，一支趕著馴鹿的鄂溫克人告別西伯利亞，遷徙到大興安嶺的西北麓，在原始森林中靠狩獵和飼養馴鹿生活。他們信奉薩滿，崇拜大自然，敬火如神，嚴格遵守著大自然休養生息的規律，馴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人稱「使鹿民族」。2003年，由於生態遷徙和禁獵，大部分使鹿族人告別了森林和大山，搬進了政府新建的定居點。而部分族人則牽著馴鹿，回到森林，艱難地維系著原始的生活方式。
這一年，導演顧桃第一次走入使鹿族部落，也從這里走上了紀錄片之路。在隨後的六年中，他幾十次出入大興安嶺的原始部落，積累了500多小時的素材，將這個瀕臨消失的族群記錄了下來，剪出了一系列影片。其中，《犴達罕》為他獲得了「2013年鳳凰紀錄片大獎紀錄長片獎」。
第一次接觸使鹿族人，是在酋長的客廳。當時，他略微局促地坐在一角，被滿屋獵民挨個盤問:「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啊?」「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啊?」
他是顧德清的兒子。
父親顧德清是漢族人，取了滿族女子。大學畢業後支援邊疆，到鄂倫春旗的文化館工作，卻不甘於平淡。在顧桃的記憶中，父親總是時不時就「失蹤」幾個月，再次看到他時，就像是「野人歸來」，蓬頭垢面，一腦袋傷，眼里卻有一閃一閃的光。
最讓小顧桃記憶深刻的，是父親晚上點著燈，用各種液體沖洗黑白膠卷。那些在藥水里慢慢顯現的，是另一個世界:厚厚的積雪，密密的松樹林，背著長桿槍、穿著鹿皮夾克的獵人，雄赳赳的獵狗，長著大角的鹿，還有撮羅子（外圍包著樺樹皮的圓錐體帳篷）……後來他才知道，父親在那時，已經開始用影像和文字記錄下鄂溫克獵民的生活。
那時鄂倫春人養馬，鄂溫克人養鹿，一南一北，同在大興安嶺。鄂溫克的鹿族，也被稱作使鹿部落，是中國最後的狩獵民族。新中國建國以來，鹿族歷經了三次被安排的遷徙定居，但由於馴鹿不能適應山下的圈養生活，一批批地死亡，一部分養鹿者總是回到大山，延續古老的生活方式，繼續與現代文明博弈。隨著人數日益減少，使鹿文化已經瀕臨絕跡。
對鏡頭好奇的馴鹿。
但顧桃一開始並沒有「子承父業」。1995年從內蒙古藝術學院畢業後，學油畫的顧桃一直在外漂泊。同學招呼一聲「走，咱們搞裝修！」他就跟著搞裝修去了。同學又一聲「走，咱們得做壁畫！」他又做壁畫去了。
2002年，離家四年的顧桃回了老家。一進門，發現父母頭髮白了，腿腳也不利索了，心里特別難受。「以前他們總跟你說，哎，你不用回來了，我們也不想你，你就好好在外面學習，工作。其實都是反話，是怕打擾你往回跑，太遠了。」
翻著家里的書櫃，他突然發現，小時候每次父親回家後，他幫著謄寫到稿紙上的獵民生活日記，已經由山東畫報社出版成書。父親翻著書里的照片，一邊跟他念叨，「這都是我的老朋友啊……」
那時侯老人沒有手機，獵民們也不會寫信，已經十幾年沒聯繫了。顧桃突然心里一動:那我去敖魯古雅拍點兒照片吧，回來給你看看。
父親很認真地給他寫了介紹信，列了五六個要找的人名，什麼馬克西姆、果士克，都是俄文名。第二天，顧桃就出發去滿歸了。
父親和他自己都不曾料到，這次旅程就像個奇怪的催化劑，讓顧桃過去耗的所有時間都有了意義，仿佛是金屬鈉與水混合，加入空氣後燃燒，爆炸。
滿歸是獵民們的定居點之一。早上七點半的街道空空蕩蕩，郵局和商店都沒開門。路旁排列著許多俄羅斯風情的金字塔狀木頭房子，叫木刻楞。
滿族青年張丹是顧桃在滿歸碰到的第一個人。他一看那封介紹信就說，這個死啦，早就喝死啦，這個凍死啦，這個淹死啦……這個啊，他兒子還在的，我帶你去他家。
他找到的這個叫何協，是鄂溫克女酋長瑪利亞·索的兒子。「一進門，何協胖乎乎的媳婦坐在炕上，像口大鐘。後來才知道，她腦子里有顆子彈沒取出來，是何協他們擦槍時走火，穿過一層纖維板給打中的，取出來有危險，就一直留在里面。她胳膊大腿都動不了，就越坐越胖了。」
越來越多獵民出現在何協家，都是拿著茶缸子來喝酒的。他們一個個盤問顧桃:「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啊?」「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啊?」，還讓他把身份證拿出來。「完了大家就繼續喝酒，聊生態移民的事。有的說，我要自殺，他媽的都不讓打獵了，槍都沒收了，怎麼找馴鹿啊?」
那時，恰逢2003年鄂溫克族獵民生態移民。政府投資了1200萬元，免費提供根河郊區31棟北歐風格的建築群給獵民居住，新居中還分布著博物館、賓館、鹿茸加工廠和政府大樓。同時，根河市也實行了禁獵政策，獵人們的半自動大槍都交了出去，換成沒什麼殺傷力的BB槍。
獵民代表谷革軍是第一個交槍的，在採訪的新聞鏡頭面前雄赳赳氣昂昂。當時，採訪的中央和地方電視台來了一堆，主持人在鏡頭前說:「鄂溫克人歡天喜地喬遷新居。」交完槍的獵人背過身卻開始抹眼淚，都明白，「以後不可能摸著我們心愛的獵槍了。父輩傳授的手藝，到我們這一代給丟了。」
還有獵人問，以後沒有槍，馴鹿碰到熊、狼什麼的怎麼辦?政府的人說，別慌，打110，報警。
馴鹿的反抗則更加悲壯。鹿群原本春天吃樹枝、夏天吃蘑菇，冬天雪再厚，也能找到恩考（苔蘚）。但是定居點離最近的放牧點足足有80公里，它們只能吃山上運下來的草。許多馴鹿適應不了圈養方式，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亡了。
顧桃當時不明白獵民們的苦惱，只是跟著喝酒，然後拿著相機到處「咔嚓咔嚓」。「當時客廳里有兩個大獵狗，正在交配，我就覺得特震撼。你看城市里的客廳，只是人坐沙發上看電視、喝茶，中規中矩的，這是所謂的正常。但我在那個氣氛里，覺得最自然的就是人和獵狗的關係，自然和獵狗的天性，那太有意思了！」
第一次從獵民定居點回來後，顧桃隱約有一個感覺，父親當年使用的文字和照片已經來不及了，要用影像方式來記錄鹿族快速的變化。他想，即便保護不了這種原始的文明，能記錄下來也是有價值的。
他先在雜誌社做了兩年攝影記者，攢錢買了設備。2004年夏天，帶著錄影機的顧桃再次來到酋長瑪利亞·索在定居點的家，想跟著他們走進大山里的部落，記錄下他們最原始的生活。那時候，一部分獵民已經帶著鹿重新回到了山里，住回了撮羅子或帳篷。
有兒子何協在，瑪利亞·索就很安心，退役的獵犬喜力各趴在他們面前。
但是，面對顧桃的請求，年過八旬的老酋長面無表情，每一條皺紋都不為所動。人稱「最後的酋長」的瑪利亞·索，在森林里已經生活了八十多年，森林和馴鹿是她全部的寄托。她不會說漢語，但早已不是第一次面對鏡頭。採訪的、獵奇的、旅行的……人們來了又走，跟她合過無數的影，卻無法改變使鹿族的命運。「她知道她的槍收不回來，她知道生態移民是錯誤的，但感覺也沒有力量去改變。」顧桃忖度。
但他不死心，轉而跟在酋長兒子何協後面轉悠，酋長家有什麼事兒就幫忙。幾天以後，顧桃得以跟著裝馴鹿的車上了山，深入鹿族最大的獵民點，成了第一個長時間跟蹤拍攝他們的紀錄片導演。
「夏天山上亮得早，三點太陽就會出來，整個森林就會是一片暖洋洋的綠。」
顧桃在日記集子《憂傷的馴鹿國》里對敖魯古雅的夏天如此描述。敖魯古雅是使鹿鄂溫克民族的故鄉。在山上，顧桃跟所有的獵民一樣，每天找鹿、挑水、砍冰、背地衣、做飯、喝酒……上山的前幾個月，他基本沒拍什麼東西，就和所有人一樣生活，然後每晚寫日記。
因為父親的「失蹤」，顧桃從小就得幹農活兒，秋天砍白菜、冬天扒樹皮、醃酸菜……這倒給他的山上生活打下了基礎。然而，山林並沒有鏡頭中那麼童話。尤其是冬夜，最低溫度能達到零下四十攝氏度:前半夜不斷地往火爐里添絆子，能把鐵皮爐燒紅了，帳篷就像桑拿房一樣難捱；而後半夜，感覺皮膚上都是冰霜。
「紀錄片最殘酷的就是你陪別人生活」，有拍過紀錄片的人這麼說，但顧桃不同意。他覺得，只有心甘情願地融入別人的生活里，才可能拍好紀錄片。「他們乾的活我都能幹。你沒有那個精力，你沒有那個空氣，那個呼吸，那種氣息，那種土壤，你怎麼能夠體驗到那種生活呢?」
「我要連續在北京待一個月我得瘋。」有時，城里的逼仄生活讓這個北方漢子受不了時，他就帶著機器回大興安嶺，直到把所有電池用完。只要拎著錄影機一走，他就會汗毛豎起，激動得全身都起雞皮疙瘩。
在山上，他可以與獵人們一起靜靜地看月亮消失在大興安嶺，可以聽他們講故事，聊藝術和政治。他學會了不看表和日曆。瑪麗亞·索告訴他，日月星辰的變化就是她的節氣表。月亮要是帶頭巾（周圍有光暈），就是告訴人們最冷的時候到了，要備柴火。「雖然在山上寂寞了點兒，冷點兒，或者熱點兒，但是很自由。」
每一頭馴鹿，對柳霞來說都像是親人。
山上最重要一個活是找鹿。獵民千百年來與鹿相依為命，每只鹿都有自己的名字:「牛仔褲」「武則天」「葡萄糖」「白巖松」……在獵民信奉的薩滿教中，馴鹿被視為人和神之間的使者。
馴鹿一直是獵民們的交通工具，如今，鹿茸也是獵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每年5月下旬至7月末是鋸鹿茸的日子，獵民會將鋸下的茸煮開、曬幹儲藏，之後再給茸根撒上消炎粉。
被放出去覓食一段時間後，獵民就要把馴鹿找回來，喂鹽和豆餅，讓它們知道營地的概念。瑪利亞·索在馴鹿脖子上系了名為「巧爾然」的銅鈴，便於沿著鈴聲尋找。只是，每次找鹿的行程都越來越長，收獲卻越來越少。
一次跟著找鹿時，顧桃撞見一頭被油絲繩倒掛在樹上的鹿。「脖子歪擰著，眼睛已被烏鴉啄成了洞，蒼蠅爭搶，臭味熏天」。這是偷獵者陷阱的犧牲品。小孩們必須將鹿的頭部和五臟六腑燒掉，以防引來其他野獸。
在顧桃的鏡頭中，充滿著原始而粗糙的畫面，卻又帶著一種迷離的烏托邦氣息。金馬獎評委沈可尚曾跟《南都周刊》記者說，「我非常喜歡顧桃的片子，但真想幫他把畫面好好掌控一下。」
《敖魯古雅》系列獲獎後的一次放映會上，有觀眾質疑他「碎片式」的紀錄手法缺乏技術，故事性不強，顧桃完全讚同，卻沒有一點兒窘迫感:「這十年我都沒技術，真的。我沒學過拍攝，是永遠用自動光圈，自動對焦。剛開始拍攝的時候，經常是以為開機了但其實是沒開機。拍過的又重新拍了一遍。」
他很怕被提問，覺得底下那些觀眾、學生問得都很專業，比他更懂表達:「經常是:顧導，您這個片子表達了一個什麼割裂啊，民族啊什麼，講了一通。」他只好連連點頭，對，對！
他覺得，拍紀錄片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態度和本能。這從他欣賞的紀錄片里也能看出來:徐童的《老唐頭》，趙亮的《罪與罰》，朱傳明的《北京彈匠》。正如紀錄片導演魏曉波寫的:顧桃的三部紀錄片沒有獵奇，沒有高屋建瓴的觀點，也沒有看似深刻、一廂情願的解釋，他以異樣的視角呈獻給我們的使鹿鄂溫克人的生活碎片。「我喜歡那種特真誠地展現生活原貌的片子。」顧桃覺得，這或許也是自己得獎的原因。
頒獎典禮上，《南都周刊》記者曾問顧桃:壓力大不?「沒有壓力，只要酒沒醒就沒有壓力。」喝酒在顧桃的生活里就如空氣一般重要，在他的紀錄片里，喝酒也是最常出現的鏡頭。獵民們沒事時就喝酒，喝大了輕則耽誤找鹿幹活，重則互相揍得你死我活，但醒過來之後又繼續唱歌生活。紀錄片中有幾位，如今已經因為喝酒而去世了。
每次上山前，顧桃都會帶上不少酒，跟愛喝酒的維佳、柳霞和他們的母親老芭姨同睡一個撮羅子，一起喝。在片子里，老芭姨總埋怨他，「你就帶，看把他們喝的！」可又一邊嫌棄，「哎呀，怎麼不帶點啤的呢?」帶了啤酒又說:「哎呀這啤的也不夠勁兒，怎麼沒帶點白的?」
「藏酒」是他們的一種特殊活動，因為大家都愛喝，有時酒沒喝完，就得找地方藏起來，免得被別人喝掉。酒癮來了沒酒喝時，大家就找，樹後或草叢是經常能尋到寶的。有一次，一個來采風的大學生想了個絕招，把酒掛在高高的樹頂上。後來他發現，樹沒了，原來柳霞為了喝那瓶酒，直接把樹放倒了。
頻頻帶酒的情節引來了不少質疑，有人覺得顧桃是有意靠酒來方便拍攝的。但導演本人滿不在乎:「少數民族的性情里，這就是自然的。兩撥喝酒的人湊在一塊兒，你說是誰鼓勵誰喝酒?」
有時候，獵民們也不願意自己的醉態被拍進去，覺得傷自尊。老芭姨在網上看了顧桃的片子，不高興，「你看你拍的，多難看啊。」但維佳醉醺醺地看一眼，覺得「他拍得挺真實，挺真實的」。
顧桃理解他們。酗酒當然是個人行為，應該自己承擔責任，但是，「當這些獵民看著自己的世界一點點被毀滅，卻無能為力時，酒精就成了最有力量的東西。」有些專家認為，顧桃的電影沒有展現出「新生活帶來的希望」，他卻認為，這就是一種沒有希望的生活，「他們等著自生自滅」。
逆光下的皮子給營地增添了一份古老的氣息。
其實，獵民們也曾試圖尋找新生活。維佳是族里的藝術家，也是使鹿鄂溫克最後一位薩滿的外孫。他曾在北京民院學畫，會寫詩，清醒時常聊德國表現主義、義大利畫家莫迪里阿尼。席慕蓉作為蒙古人去拜訪狩獵民族時，見過維佳的畫，給他留下了字條:藝術的生命需要自己小心保護和維持。珍惜上天賦予你的才情，堅持下去，好嗎?
但是，維佳嗜酒如命。老芭姨在網上為他登了征婚廣告。結果，海南的夏老師看到了以後，跟老芭姨聊了兩個月電話，上山來了。維佳從北緯52度的原始森林，一下子到了熱帶海島。
在三亞生活時，維佳曾在兩個月內畫了五幅油畫、一張素描和一幅燙畫。里面有高聳入雲的松林，有撮羅子，前面是棕白的馴鹿，鹿角托起，就像在北極村莊。跟顧桃聊起以前的打獵生活，他神采飛揚、手舞足蹈，仿佛那頭被他一槍打中動脈的熊就在眼前。
但是，維佳仍惦記著喝酒。在紀錄片中，他經常為了喝一瓶啤酒而跟夏老師討價還價，軟纏硬磨。「那我回山上了啊」，維佳討酒失敗後這樣威脅，語氣溫柔。有時他偷偷弄了白酒，喝得一塌糊塗後，夏老師氣得直接以耳光伺候。沮喪時，維佳說:「我真他媽不想呆了，沒XX意思了，回獵民點！」半晌又說了一句，「我還真有點捨不得她。」
後來，夏老師把維佳送到戒酒中心，他開始喝中藥戒酒。
從三亞回去的車上，顧桃在日記里寫了這麼一句:森林里最後一頭犴困惑在熱帶雨林，無力咆哮，只有哀嚎……我看到維加穿著印有椰子樹的海島服，在沙灘上嗮太陽，總感覺這不屬於他，但我無權干擾他的幸福或不幸，只有等待他自己選擇未來的生活。
最後，維佳戒酒無望，最終一個人回了森林。挑著樹幹在溪邊走的他，腳步輕快，似乎重新擁有了生命。
「我感覺維佳的身上就具有犴達罕（駝鹿，大興安嶺森林中身形最大的動物）的氣質，孤獨、敏感、無處安身。」顧桃曾這麼寫。其實，有朋友覺得，顧桃也和維佳一樣，是城市里另一頭犴達罕，盡管現代文明不時地召喚他們，卻只能在原始森林中得以暢快地呼吸。
在顧桃看來，一種文化總有消失的時候，有時，這甚至是這個族群自己的選擇。「要讓咱們回去打獵，100個里面有99個願意，唯一不願意的會是一個小娃。向往大城市的生活。這也是他們所害怕的，」獵民古革軍承認。
在使鹿族的孩子看來，山下的KTV和電腦遊戲顯然比山上生活更有吸引力，也能讓他們更快融入現代社會。他們想學習鄂溫克語，卻沒有一個好的途徑，會講傳統語言的老人越來越少了。
瑪利亞·索的女兒德克莎也很矛盾，她在與白巖松的採訪中曾說:山下，是有醫療體系保障的丈夫，需要上學的孩子。山上，是需要照顧的老人。而自己的孩子，只會在放假時會到山上象徵性地待兩天。
顧桃有時幻想，政府應該「讓願意待在森林里待的人重新過上獵人的生活，讓他們作為護林員，再發上薪水。因為他們對每一條河，每一座山都非常熟悉。山川河流都是他們命名的，這是最理想的了。」
在山上待的幾年中，老酋長瑪利亞·索始終拒絕面對顧桃的鏡頭，也不講漢語。這位使鹿族的核心人物，對森林、對世界有著堅定的看法。出現在鏡頭里的經常是她的側臉，金黃的夕陽光斜斜射進帳篷，灑在她花白的頭髮和安靜的臉龐上，老人吹著口琴，曲調悠長、迷離，顫動著林中的鄉愁。
第六年的一個陰冷天，老人終於對錄影機開口了，用鄂溫克語緩慢地講:
「我們就這樣狩獵，放馴鹿，過了一年又一年。過去地方挺大的，方圓上千里，到處都有鹿、灰鼠子。現在不同了，到處都是人，偷獵的人。到底是誰把林子里的樹都放倒了，砍光了?是誰跑了火，把林子一燒就是十天、二十天?是誰用毒藥毒死野鹿還有犴?是誰用套子把林子都圈起來?一點點地把野獸弄死?我們連自己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了，放馴鹿的地方也沒有了。現在還把我們的槍收了，就像把我們的飯碗打碎了……一想到這個，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
空氣像凝固著，唯有攝影機器的電流聲，和顧桃不忍看她的眼神。
也許，在強勢文化面前，弱勢文化只有兩種命運，一種是被同化，另一種是成為歷史。
本文選自南都周刊第842期，閱讀全部內容請購買紙刊，或點擊文末「閱讀原文」下載電子版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