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長安十二時辰》原著作者馬伯庸：唐代的長安城是創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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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根據馬伯庸同名小說改編的《長安十二時辰》播出即廣受好評，主角「張小敬」的飾演者雷佳音再次收割了一大批粉絲。雷佳音除了沒有原著中張小敬的那種瘦的感覺，哪里都很好。易烊千璽飾演的李必跟原著角色中少年老成的氣質還是顯得差了些火候。但是這些都不妨礙這是一部值得把時間浪費在上面的劇。

　　小說《長安十二時辰》講述了唐代天寶三載長安城在上元節（元宵節）24小時里發生的一個暗流湧動的故事，亦正亦邪的主角張小敬從一個死囚搖身一變成為長安城的拯救者，他熟知這座城市的黑白兩道和三教九流並從中周旋。

　　馬伯庸把這一年民間關於長安有神火降臨的傳說，與突厥入侵長安、賀知章之死以及名將王忠嗣的故事中的蛛絲馬跡串在一起，用豐富的細節描摹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對他來說，唐代的長安城是一個夢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實在是一個創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舞台。」

　　本刊記者專訪馬伯庸

　　2009年新浪微博出現。半年後，馬伯庸開通了微博帳號。在很長一段時間，馬伯庸的微博粉絲並不知道這是個作家，只因為他微博段子手的身份而關注他。

　　對於別人給自己貼的「網路作家」的標籤，馬伯庸感到困惑；對於「網紅」的標籤，他更感到頭疼。「我也沒做過網紅做的那些事兒呀。一提到‘網紅’這個詞，人們往往會想到行銷出來的大V。我是一個作家，我的粉絲是以作家身份帶來的，不是我專門去做這樣的事兒。」

　　也許是大學期間學市場與傳播的思維習慣，加上在外企工作10年的社會經歷使然，也許只是想賺錢使然，馬伯庸願意以一種大眾化的方式讓大家理解自己的表達。他對這個時代是接受的，不擰巴，不較勁，世界怎麼變，他自然跟著走，認為「沒必要逆潮流而動」。

　　作家馬伯庸

　　「馬伯庸真正地火起來，顯然是在微博時代來臨之後。他對媒介傳播有天生的敏感，無論是在論壇、博客還是微博時代，他都能在互聯網社交中呈現出最引人好感的個人形象。但直到微博時代來臨，140字以下的段子成為最流行的文體，馬伯庸所擅長的那種靈光一閃的惡搞小短文和腦洞設定才得以化整為零地呈現出來，並得到爆炸式的傳播。事實上，馬伯庸作為微博自媒體大V的良好個人形象和粉絲基礎，才是他近期作品能夠快速變現的最大助力。」研究中國網路文化的高寒凝博士說。

　　而馬伯庸自己，對於「火」這件事兒的說法，則體現了中國式的生存智慧:「我一直沒有覺得自己紅了。如果有什麼節點，就是我出每一部作品的時候。如果真要說我紅了，那也是緩步上升的。我挺喜歡這樣的，也不想太火，如果太火了，亢龍有悔，物極必反。」

　　在2006～2015年的10年里，馬伯庸在「上班族」和「作家」兩個身份之間切換得遊刃有餘。但2015年，馬伯庸決定辭職，並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已經35歲了，也想嘗試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關於為什麼辭職，馬伯庸的回答很誠實:「賺太少。同樣的時間成本，我用來寫作比用來上班賺得多。」突然間兩個身份只剩下一個，他覺得辭職後的日子「特別怡然自得，像遊牧民族似的」。

　　他見過一些自由職業者因為沒有時間概念而不自由的狀態，因此辭職前他就給自己做了一個心理建設:「自由了也不能完全散漫，否則人和工作都會垮掉。」他仍然保持著自律。每天早上八九點，北京的上班族梳洗完畢，紛紛出門，匯聚成早高峰的人潮和車流。馬伯庸也混跡其中，足跡遍至附近的咖啡館和茶館。

　　他的《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被相中，同名網劇2018年播出，《長安十二時辰》也在最近熱播。但馬伯庸表現給媒體的，是對商業的「討厭」:「我很討厭商業上的事兒，也許我很擅長，但是我覺得太累。寫東西不一樣，只要把自己想的表達出來就夠了。」

　　馬伯庸說，曾經有人建議他自己開公司，招一群員工做更多的文學腳本，說這樣創業賺錢肯定比寫作來得多。馬伯庸覺得那種生活太痛苦:「那樣的話早上起來還得上班，甚至連偷懶都不能了，因為你要管理一群人以及他們的情緒。有這個時間我還不如老老實實在家待著，管好自己就夠了，雖然賺的錢相對少點，但也挺開心。」

　　辭職前，馬伯庸就已經和朋友鄭冰容的「中聯百文」簽約。公司幫他打理作品版權和其他商業上的事情，他也有了自己的策劃編輯。2010年，當馬伯庸還在為《三國機密》奮筆疾書的時候，鄭冰容已經在想下一步要跟馬伯庸約什麼作品。

　　電視劇《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劇照

　　「有一次我們出去吃燒烤，一邊吃一邊聊天，正好看到王剛在電視上砸東西。我們就覺得，如果有這麼一個小說，天天砸古董該多好。《古董局中局》最初的點子，就是這麼一起聊出來的。」馬伯庸說。

　　在初期策劃時，公司這邊的人已經想到了作品未來的影視劇改編。20萬字的小說，不可能填充一個劇的長度，於是在策劃時，他們就會考慮如何布局更好，比如五條支脈中，小說中只寫兩三條之間的鬥爭，其餘埋在故事里，這樣能留下充足的改編空間，隨時可以把這條線拎起來用。

　　馬伯庸開始下筆寫《古董局中局》第一部。試稿的過程頗費周折，試了三四個風格後才敲定。從前期策劃溝通到最後定版，馬伯庸用了近兩年的時間。當被問到跟策劃編輯意見不同時如何解決，馬伯庸說:「聽我的呀。」

　　公司圖書事業部經理遊婧怡回憶試稿的過程:「開始，馬伯庸寫的風格，一看就是典型的小資們會喜歡的。但是我說你要拋棄這種風格，因為很多人在閱讀上會有障礙。我要的是一個雅俗共賞的通俗故事，你要讓我們公司的前台小妹都能看得下去。我們意見不同，吵了一架。最後，馬伯庸同意我說的雅俗共賞的觀點，回去重寫了。」

　　馬伯庸表示他試稿過程中的修改，很大程度上來自朋友的反饋。「我寫作也沒有固定的風格，就把《古董局中局》當試驗田。我當時發給我的一個朋友看，他說不行，太裝了……古董對文化底蘊的要求比較高，我後來覺得，用評書的風格更好。」

　　「以《古董局中局》為代表的馬伯庸近期作品，一方面以知識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為他贏得了一批新讀者，但也沒有完全拋棄他賴以成名的拼貼風格和腦洞大開。或許馬伯庸也在尋找某個平衡點，即位於他過於強烈的個人風格和廣大讀者的接受能力之間的那個平衡點。其實翻翻《殷商艦隊瑪雅征服史》（2007）就知道，那是一部對於缺乏相關知識儲備的讀者而言極其不友好的小說，但卻也是張揚了馬伯庸個人風格的巔峰之作。」高寒凝分析道。

　　「在創作手法上，我受西方作家的影響多一點。在題材和傳統文化運用方面，還是受中國作家的影響比較大。」馬伯庸說。

　　在第一部長篇小說《風起隴西》（2006）的後記中，馬伯庸細數了影響他的作家:「如果把我稱作《風起隴西》的親生父母的話，那麼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賈克，祖母則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羅貫中與陳壽，外祖母是丹·布朗。」

　　時隔12年，現在他對作家的看法也有了變化。對於丹·布朗的重復性他感到有點無聊了，但對於福塞斯，他依然肯定:「我的能力決定了我能學到最多的是福塞斯。還有一些作家屬於高山仰止，是我達不到的，比如金庸作品中的節奏感和博爾赫斯作品的靈巧。」

　　高寒凝則把馬伯庸歸屬於那種精力旺盛、閱讀速度極快而又從不偏食挑食的類型:「從動漫遊戲、流行文化到美劇日劇，再到古典小說、嚴肅文學甚至學術著作均有涉獵，這些閱讀經驗也都對他的個人創作產生過影響。」

　　馬伯庸真正脫離微博段子手的身份，令人刮目相看，始自他的《三國機密之潛龍在淵》和《古董局中局》。辭職後，他更是沒有懈怠，寫出了《長安十二時辰》這部廣受好評，他自己也認為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在既定的歷史題材之上，憑借對歷史的考證，他把腦洞豐滿成一個又一個故事，賦予發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現代意義。

　　相比於對歷史的考證，馬伯庸小說更令人稱道的，是他的想像力。

　　《長安十二時辰》里，是唐代天寶三載長安城在上元節（元宵節）24小時里發生的一個暗流湧動的故事，亦正亦邪的主角張小敬從一個死囚搖身一變成為長安城的拯救者，他熟知這座城市的黑白兩道和三教九流並從中周旋。馬伯庸把這一年民間關於長安有神火降臨的傳說，與突厥入侵長安、賀知章之死以及名將王忠嗣的故事中的蛛絲馬跡串在一起，用豐富的細節描摹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對他來說，唐代的長安城是一個夢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實在是一個創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舞台。」

　　在《草原動物園》中，馬伯庸把關於家鄉赤峰的當地民間傳說，和他查到的一則內蒙古的傳教士的史料結合在了一起。在他筆下，這位傳教士在傳教時，用的是一群動物:傳教士在《京話日報》上看到北京萬牲園的動物因為缺乏食物供應和照顧而被拍賣，於是買下這批動物，帶到了赤峰，由此展開了一個探討多種信仰共存的動物寓言。

　　同時期出道的「80後」作家，一部分開辟了新的「都市題材」寫作文體，建構了一種中產階層或者小資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馬伯庸則善於在歷史中發現有趣的蛛絲馬跡，從古代題材中尋找到現代意義，而不去試圖重新建構世界觀。例如，三國人物演繹至今，一直是中國民間感興趣的話題，也是馬伯庸很喜歡的題材。往前追溯，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是在中國歷史上流傳已久的《三國志》和《三國志平話》的基礎上再加工，同時加入了時代背景下作者的見解，這種方式也增強了作品的傳播性。從這一點來看，馬伯庸和羅貫中的路數有相似之處。

　　在馬伯庸的閱讀生涯中，他也很早就感受到了描摹細節對於寫作的重要性。他早年看到金庸曾以「五經」比喻「五嶽」，把華山比喻成「春秋」，很好奇，其他「四經」跟「四嶽」有什麼關係?在馬伯庸看來，這個典故很冷門，在金庸小說里也沒有決定性作用，等於是一個閒筆。但是他暗暗感到很佩服:「首先，我就非常佩服金庸先生的知識面；其次，我又在想，加了這麼一段話，不僅讓人感覺到一種氣氛，文化內涵的厚度也增加了，忽然我會意識到細節對小說情節的重要性。」

　　後來他讀福塞斯的作品，也有類似的感覺。最令馬伯庸印象深刻的是《戰爭猛犬》:「這部小說其實故事極其簡單，90%的篇幅都是講雇傭兵怎麼去買各種武器和裝備，召集各種人，幾乎沒有情節可言。但是我看起來就特別過癮，因為它里面全都是非常真實非常精致的細節。」馬伯庸還很喜歡福塞斯冷靜克制的文筆、鏡頭式的語言:「不管多激烈多精彩的橋段，沒有華麗炫目的景物描寫，沒有深刻的心理剖析，就像寫一個新聞報導。他的鏡頭式語言，在一個人視野的延長線上，另外一個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電影的切鏡頭的感覺。」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個細節，狡猾的元載憑借對奢侈品的敏感，從被綁架姑娘頭上的金絲楠木簪，判斷出她一定是一個千金大小姐而非尋常商戶家的姑娘。這一個簡單的細節，既展現了元載的性格，又把情節迅速向前推進，而這個細節的背後是對唐代女性妝飾的考證。這樣的細節，在馬伯庸的作品中十分常見。

　　「我在高中時寫了兩年的日記。每天寫幾段。全都是事兒，沒有感悟，沒有文采，也沒有任何思想內容。寫得不長，最後也落實到瑣碎的細節上，其實有點跟流水帳一樣。比如，今天誰誰來了，跟我借5塊錢買飲料喝，我不借，他就走了。今天誰講了一個八卦，誰跟誰好了，老師不知道。今天聽了一首歌，挺好聽。就類似這種。我覺得這些東西對個人來說，比大段大段假模假式的日記更有價值，因為有一種日記是演出來的，只是為了給老師交作業。比如我今天看了一本經典名著，我要發奮努力。我今天看到陽光初升，我心潮澎湃，我要繼續努力。這樣的日記，你事後回來看，看不到價值。」馬伯庸說到他少年時對細節天生敏感，因為經常轉學帶給他孤獨感，多數時候自己在家自娛自樂，想一些好玩的事情。「可能想得多了，想像力就得到了鍛煉，在作品中發揮了出來。」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提到文學，他話語中還是有一個寫作者的警惕和自覺。「我對文學的敬畏程度是很高的。我只是個通俗文學作家，不是個嚴肅的純文學作家，我也認為自己沒達到文學的程度，我只是寫了一些好看的故事而已。在故事之上，還有一些更高的東西，我欣賞那些東西，但目前我覺得我達不到。比如博爾赫斯的《小徑分叉的花園》，其實它的故事本身已經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表達出的那種氛圍，閱讀的美感、主題表達的優雅、作品的完整性，都是一致的。這個東西是我做不到的。」

　　至於怎樣看自己在文學圈獲得的評價，「我還真沒在文學圈混，」馬伯庸說，「我不混圈子，只交朋友。有些批評比較巧妙，我也會覺得挺好玩。因為從審美順序上看，我覺得批評的精妙程度比它本身批評的內容要高。」

　　幾年前，馬伯庸寫了一個和古典文學有關的奇幻小說。他拿給一個朋友看，朋友看完評價道:「你這個東西就像是一個網兜。」馬伯庸問:「什麼叫網兜?」朋友答:「全都是漏洞。」他指著馬伯庸書里的一句話說:「比如你里面主角拿著一本書，上面寫著繁體字‘李太白全集’。你給我說說看，‘李太白全集’這5個字，簡體和繁體到底有什麼不同?」

　　馬伯庸毫不留情地自嘲說「當時文化水平比較低」:「這5個字簡繁體其實都一樣，我就是為了裝，然後寫了這麼一句話，其實是錯的。我覺得朋友吐槽吐得特別好玩。一來，這的確是我犯的錯；二來他指出的方式非常有趣。」後來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馬伯庸特意在序言里把這件事寫了出來。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28期，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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