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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了理解外交行動，應當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導著進程的影響力。地理條件、人口的變動、財政與經濟利益、集體心態的特徵、重要的情感傾向，凡此種種皆是一些深層力量，這些力量構成了人類群體之間的關係框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特點。」
大革命爆發以來的法國近現代史，有兩大特點異常引人矚目，一是政治體制更替變化多，二是國際地位升降起伏大。前者，表現在大革命後的法國，一會兒實行的是君主制，一會兒是共和制，或曰在台上統治的，一會兒是國王或皇帝，一會兒是總統，甚至還有以督政官、第一執政之類的頭銜進行統治者。總之，讓人覺得法國宛如一個不斷在試驗各種政治體制的「實驗室」。
而後者，則表現在一會兒可稱霸歐陸，一會兒又敗得慘不忍睹。如果說第二帝國已是這方面的明顯例子，那麼，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在這一點上，也同樣表現得極為突出。例如，它在一戰結束初期，不僅得以獨霸歐陸，似乎還可憑借其綜合實力和優勢傲視英美，但在二戰當中，卻又因「奇異的潰敗」導致「山河破碎」，就連凱旋門（下面有紀念法國一戰犧牲官兵的「無名烈士墓」）上空，當時竟然也飄起了納粹的卐字旗。
1940年6月14日巴黎投降後，德軍士兵通過巴黎凱旋門。
不過，雖然第三共和國垮台時確實慘不忍睹，但它在法國近現代史上，仍然占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不僅持續時間長（在法國有史以來的5個共和國中，年限最長——目前存在的第五共和國至今才滿60年），而且實際上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亦不容低估。事實上，當代法國不少令人稱道的事物，有些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或者是在此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鑒此，對於搞法國史研究的人來說，深入探究第三共和國的興衰，包括它的「國運」，實有必要。而在這一過程中，適當將地緣與國運結合起來進行考察，更是不可或缺。
「成也德國，敗也德國」的第三共和國
第三共和國的興亡，或者說它的「國運」，在一定程度上真可歸結為，「成也德國，敗也德國」。當然，這里的「成」，或許需要打上雙引號。
所謂「成也德國」，不僅僅是因為第三共和國的成立，和普法戰爭的結局直接相關，確切地說，它是一個在因戰敗而垮台的第二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的「早產兒」；在共和制度確立後，「對德復仇」之類的口號，一直在社會動員，乃至全民動員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具有奇效。從經濟角度來看，一戰後法國曾從德國獲得巨額賠款和其他補償；從國際地位來看，通過做到了對德復仇，法國在一戰結束之初，獲得了其在整個20世紀所能獲得的最高國際地位。
此為1887年的一副法國畫作，描繪的是普法戰爭後，法國的少年被普及阿爾薩斯-洛林「丟失」的事件。
具體而言，至少直至20年代中期，歐洲大陸上尚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向法國的霸權地位叫板。當時，法國的宿敵世仇德國，還在吞咽著戰敗造成的種種苦果。曾因當權者的剛愎自用，在1914年率先把歐洲卷入戰爭旋渦的奧匈帝國，已不復存在；而那些在奧匈帝國廢墟上建立起的一系列新獨立的中小國家，不僅不可能向法國霸權地位發起挑戰，而且已經或正在被納入以法國為盟主的同盟體系；在沙俄帝國廢墟上出現的蘇俄，雖在經受了內戰和西方國家武裝干涉的嚴峻考驗之後站穩了腳跟，但仍在對它普遍採取敵視態度的歐洲陷於孤立；至於義大利，當時因為既貧弱又混亂，也絕無可能與法國一爭高低。更有甚者，在一些法國人看來，這一時期的法國，似乎還可憑借在政治、經濟與軍事諸方面的綜合實力，傲視另兩個一流的世界強國，即孤處於英倫三島的英國，與遠在北美的美國。
此言怎講？因為在不少法國人看來，一戰後的英國，固然通過瓜分原德屬殖民地和奧斯曼帝國的一些領土，使得大英帝國的疆域更為遼闊，但一些自治領的離心力在日益加強，而印度等殖民地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更是如火如荼。如果說英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戰前就已被美國取代的話，那麼它所具有的金融優勢，也因大戰受到嚴重削弱，倫敦已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此外，它還被迫放棄了傳統的「雙強標準」，並由此喪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而且，雖然它仍然保持著一支極為龐大的海軍，但它的陸軍卻也已經如同美國那樣，在一戰結束之後被最大限度地壓縮。
至於美國，雖然它繼續保持著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並利用戰爭之機大大擴展了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但在爭霸中至關重要的軍事實力方面，卻因種種因素的制約，還無法與法國同日而語。
法國在這一時期的強大，不僅表現在它能夠獨霸歐洲大陸，還體現在它擁有一個更加龐大的殖民帝國上。戰後，法國通過國際聯盟的「托管」或「委任統治」，從德國和土耳其手中獲得了不少新的領土，從而使其殖民帝國的疆域明顯擴大，人口顯著增多。
巴黎和會上的代表們
此外，法國如願以償地成為「和會」的東道國，也富有一定的象徵意義。為了做到「最終清算德國這一宿敵，並再次獨霸歐洲大陸」的宏願，法國政府自停戰之日起，就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力爭使和會能放在巴黎召開。他們的努力沒有付諸東流。盡管勞合·喬治等人從一開始就不樂意在巴黎舉辦和會，但由於法方的一再強烈要求，包括勞合·喬治後來特別惱怒地提及的，那個時年78歲的「老家夥」克雷孟梭，老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表示抗議」，法國終於如願以償地成為「和會」的東道國。也正因為如此，至少在1919年的頭六個月，巴黎有如「世界的首都」。
至於「敗也德國」，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和第三共和國的如何垮台，在座的都很清楚，時間關係，暫時就不多說了。
法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地緣困境
在探究第三共和國的興衰或國運時，須高度重視地緣因素，以及由此引發的地緣政治或地緣戰略之類的問題，自不待言。而在這一過程中，最需要關注的，當為法國和其鄰國德國的關係問題，特別是與萊茵河或萊茵蘭相關的一些問題。
按照通行的說法，所謂地緣，大致指的是與一個國家相關的這樣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地形、地貌、氣候、物產、資源；其二是與其他國家的相對位置和利害關係等等。就前者而言，法國真可謂得天獨厚。不過，造物主在因此顯得待法國人不薄的同時，卻又特意給它安排了一個像德國這樣的鄰國。如果說早年，確切地說是德意志還沒在普魯士主管下做到統一時情況還好。那麼，在普魯士強勢崛起，並在德意志統一方面取得巨大進展之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至少表面上還顯得頗為強大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竟然因普法戰爭失敗而轟然垮台，就是明證。不過，讓我們還是聚焦於第三共和國，尤其是它主要包括「兩次大戰之間」這段時期的後期階段。
第三共和國史一般以1914年一戰爆發為界標，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最終勝利宣告結束，意味著法國在很大程度上，圓了報普法戰爭之仇的夢。當時法國朝野上下，也普遍把法國視為最主要的戰勝國。不過，一戰給法國帶來的破壞和損失實在是極大，導致它雖然說起來是一戰的勝利者，但卻是個該用「遍體鱗傷」一詞來形容的勝利者。對於這個遭受重創的勝利者來說，德國這個無論是人口數量還是工業能力，都要明顯強於自己的「戰敗的巨人」，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潛在威脅。也正因為如此，法國在這一時期的很多大政方針，勢必得從如何對付近鄰德國的角度出發，也就是說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考慮和制定。
長話短說，如同德國在普法戰爭後深知法國肯定會謀求復仇一樣，法國的不少主管人在一戰後也心知肚明，一旦時機成熟，德國注定會對法國展開復仇之戰。因此，在當時的法國，對德國的普遍心理，可謂是「仇德和懼德」兼而有之。而從地緣角度來看，最令一些法國政府和軍方高層擔憂的，顯然就是東部邊境的安全問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問題不僅在極大程度上構成了令戰後法國困擾不已的地緣困境，而且有如一柄懸在他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後來的歷史也證明，由於這一問題始終沒能得到妥善解決，它對法國後來的發展乃至安危帶來的影響，不僅是負面的，甚至還是致命的。有鑒於此，好好審視一番法國在一戰後以對德為核心內容的地緣戰略的得失，頗有必要。
法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為擺脫地緣困境如何制定、推行各種地緣戰略，無疑是一個需要用充裕時間來系統梳理、深入探討的複雜問題，但因發言時間實在有限，在此僅簡單提幾個我認為在探究這一問題過程中格外值得關注的人與事。
首先，克雷孟梭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作用究竟如何？由於在戰爭後期的出色表現，克雷孟梭在一戰結束之際威望很高，被譽為「勝利之父」。當時有張圖片在法國廣為流傳，如同慈祥爺爺的克雷孟梭，懷抱兩個分別代表阿爾薩斯、洛林的小女孩。它象徵著，普法戰爭後失去的這兩個地區，重新回到了法蘭西的懷抱。人們以前在涉及相關內容時，一般多關注這位「老虎總理」在和會前後，如何和相關國家鬥智鬥勇，力求為法國爭取更大利益。但或許大多數人均不太知道，或者說沒有關注到，他在巴黎和會前後和法國軍方高層一些人的分歧。當時，軍方的一些人想要變相地占領、吞並相關地區，而克雷孟梭對此不僅強烈反對，還運用其影響力阻止了他們這樣做。誠然，克雷孟梭當時也很樂於看到萊茵河沿岸的一些地區擺脫德國的影響，實行「自治」，但他對占領、吞並的做法，卻是不以為然的。
克雷孟梭
第二，是普恩加萊與白里安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和反差。簡而言之，他們被認為是兩種針鋒相對的政策的象徵。普恩加萊的政策，說白了就是「只信任強硬的手段」。他強烈主張，絕不能被德國人蒙蔽，而且一再強調，一個像德意志這樣的民族，不會在短短幾年內有所改變。即便德國擺出謀求談判、尋求和解的姿態，那也不過是其在復仇時機成熟之前用來迷惑人的假象，抑或是緩兵之計。為此，《凡爾賽和約》必須無條件的切實執行。也正因為出於這些想法，他會在1923年無視英國的強烈反對，悍然將占領魯爾的計劃付諸實施。
與普恩加萊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白里安的政策則表現出樂觀、溫和的色彩。當年以「條約迷」著稱，獲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他，不僅信任仲裁的優越之處，而且還在相信和解具有可能性的同時，認同裁軍的必要性。值得一提的是，在1926年德國加入國聯之際，白里安甚至發表過這樣的演說，宣稱：「誠然，我們的分歧還沒有消除，但從今日起，主持正義的將是法官，把步槍、機槍、大炮都拋在身後吧！讓我們代之以和解、仲裁及和平！」一位當時在場者由此記載道：他的這一演說，讓那些慣於玩世不恭的人也會淚流滿面。
第三，法國政府在納粹德國進軍萊茵蘭時採取的對策。1936年3月7日，德軍悍然進占萊茵河左岸的非軍事區，從而完成了毀約擴軍的一個必經步驟。鑒於萊茵問題自近代以來，一直被法國人視為同自己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德國的這一舉動震動了法國。薩羅內閣在3月7日到9日連續開會，研究對策。在這個過程中，薩羅總理就此向軍方最高主管人甘默林征求意見時，甘默林將法軍予以還擊的前景描繪得極為悲觀，他的這一態度，對政府的最後決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說薩羅內閣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來的軟弱，大大削弱了法國的軍事防禦地位，那麼，法國軍方此期的態度，和一戰結束之際的態度差別之大，及其導致這種轉變的因素何在？頗為值得深思。
困境終成絕境：該由哪些人對此承擔責任？
毋庸置疑，法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針對德國相繼採取的各種地緣戰略，均沒能讓法國從其擔驚受怕的地緣困境當中擺脫出來。對於第三共和國後期的「國運」而言，這一結果帶來的影響豈止是負面的，實際上還是致命的，也就說：困境終成絕境。換言之，它不僅令法國在二戰中慘遭「奇異的潰敗」，還導致了第三共和國的垮台。對此，自然得有人來承擔責任。
於是，在法國，首先把責任歸咎於克雷孟梭的人有之。他們抱怨，這位當年的「勝利之父」在和會中，頂住來自國內，特別是法國軍方的巨大壓力，向英美兩國主管人妥協，竟然放棄了法國為確保東部邊界安全曾強烈要求的方案，即在萊茵河左岸建立一個同德國分離，且又受法國保護的萊茵共和國；最終簽署的是一項既無保證也無安全措施的和約。
緊接著，無論是主張對德強硬的普恩加萊，還是奉行對德和解政策的白里安，也分別遭到了不少人的激烈抨擊。例如，一些人認為，正是普恩加萊魯莽地下令出兵魯爾，才使得法國不僅在經濟上未得到多少好處，而且還在道義和外交上滿盤皆輸，導致戰後的法國外交在英美聯手打壓下，被迫由原來咄咄逼人的攻勢，開始轉為處處被動的守勢。與此同時，另一些人則把矛頭對準在20年代中後期執掌法國外交大權的白里安，怪罪他對德國過於軟弱，責備他熱衷於簽訂的「洛迦諾公約」給法國的邊境安全留下了很大的隱患，其中包括不得不把法國的邊境安全寄托在英、意的保證上。
至於甘默林，更是有不少人搬出希特勒本人後來說的那段被廣為引用的話，即「進軍萊茵區以後的48小時是他一生中神經最緊張的時刻。如果當時法國人也開進萊茵區，我們就只好夾著尾巴撤退。因為我們手中可資利用的那一點點軍事力量，即使是用來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夠的」，指責這位軍方最高主管人的判斷明顯有誤，應在導致內閣作出錯誤決定方面承擔很大責任。
誠然，上述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們在探究相關問題的過程中，還是應該盡量避免「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否則難免會有簡單化、片面化之嫌。就此而言，法國著名史學家皮埃爾·勒努萬（Pierre Renouvin）的一些觀點、論述，似乎頗值得我們予以關注、適當借鑒。
1940年6月23日，巴黎埃菲爾鐵塔前率隊前行的希特勒。
作為戰後法國史學界和拉布魯斯、布羅代爾齊名的一代宗師，勒努萬是法國國際關係史（從古老、傳統的外交史脫胎而來）研究中居功至偉的革新者，也正因為如此，至今仍設立在巴黎一大的法國最著名的國際關係史研究機構，就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勒努萬曾經和他最得意的弟子迪羅塞爾合寫過一本《國際關係史導論》，至少在本人看來，書中的如下論述，對於我們考察相關問題具有一定的啟迪乃至指導意義：
「為了理解外交行動，應當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導著進程的影響力。地理條件、人口的變動、財政與經濟利益、集體心態的特徵、重要的情感傾向，凡此種種皆是一些深層力量，這些力量構成了人類群體之間的關係框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特點。政治家在作出決策或制訂計劃時，不可能忽略這些力量。」
其中，他在強調地理條件因素時，也極為重視人口變動的做法，本人深以為然。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具體考察白里安當年的外交政策時，既要重視他「貧窮的法國，經受不起新的戰爭冒險」之類的言論，也要關注其「我的對外政策是根據我們的出生率來制訂的」說法。 事實上，當時人口只有4千多萬的法國，若要獨自抗衡人口有6千多萬的德國，在人口數量上就處於下風，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白里安對德和解政策的出發點。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在考察法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地緣困境如何最終成為地緣絕境的過程中，或許還是應該盡可能地用更加全面、綜合的眼光來審視相關問題。例如，在強調甘默林的悲觀看法對薩羅內閣作出最後決定時所產生的作用時，切莫低估此期在法國國內盛行的和平主義思潮對此產生的影響。此外，在權衡此期一些重要的法國歷史人物所起的相關作用，進而「追究」他們的責任時，也應該看到其他國家的一些人與事實際上也難辭其咎。
例如，克雷孟梭當時之所以在巴黎和會上不顧國內不少人的反對，同意在萊茵河沿岸地區問題上作出妥協或讓步，乃是因為當時英美兩國均已對法國邊界安全作出了莊嚴的保證。然而，嚴峻的現實是，及至後來，這兩個國家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信守諾言。雖然英國議會的上下兩院均批准了這一「保證條約」，但其讚同的條件是，美國也得認可這項條約，但是，美國參議院在1919年10月拒絕批准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此項「保證條約」。由此一來，就連英國的「保證」也化為了烏有。至於普恩加萊出兵魯爾行動的失敗，除了德國的「消極抵抗」，難道不也是法國在戰時的兩大盟國——英國與美國均從自身戰略利益考慮出發，聯手排擠法國，甚至不惜奉行「扶德抑法」政策的結果嗎？
（本文系呂一民教授在「戰略圓桌」第四期活動上的發言。原文有刪減，編輯：一行，圖片來自網路。）
嘉賓介紹
呂一民，1978-1982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1982年考入杭州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沈煉之教授研習法國史。1985年7月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8年「四校合併」後為浙江大學教師）。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世界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主要著作、譯著（含主譯）有《法國通史》、《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歷程》、《知識分子的鴉片》、《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史》、《自由之聲：19世紀法國公共知識界大觀》、《法國史》（上、中、下）。
曾於1989年10月赴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歷史系進修一年，此後又分別應巴黎政治學院20世紀歐洲史研究中心、巴黎第一大學勒努萬（國際關係）研究所、巴黎第四大學羅蘭·穆尼埃研究中心、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著名研究機構的邀請，以訪問教授或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多次赴法訪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