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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諶旭彬
前頭剛傳出，歌手孫楠舉家自北京移居徐州，租住在每月700元的房子里，只為了讓孩子在當地的「華夏學宮」接受「國學教育」；後腳又有人翻出，孫楠早就做起了國學生意，正致力於打造各種各樣的「國學IP」。
正所謂，別人笑我被洗腦，我已悄悄賺到飽。
圖：國學商人，是歌手孫楠的另一個身份
「國學生意」這種事情，沒什麼可說的。
這里說一下什麼是真國學——我個人並不喜歡「國學」這個詞，但它既已廣為流傳不可能被消除，則不如嚴肅地來區分一下真偽。
「國學」這個概念，出現於清末民初。當時的學者，對何謂國學，已有過很充分的討論。
其中，以鄧實和黃節說得最明白。在他們看來，傳統國學的對立面，不是洋學，也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學」和「官學」。
比如，先秦的孔孟，「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可以算作國學。秦漢之後，偽儒紛起，致力於為皇權提供合法性，「只知有君」，已非國學，只能算作「官學」。兩千多年帝制王朝，廟堂之上，一直是為強權粉飾辯護的「官學」當道；國學的一線命脈，只能在江湖之遠存身。
這種區分，並不是民國時期才有。
早在西漢，儒學就已經有了真偽之爭。在揚雄看來，孔孟才是真儒，其後多是偽儒。當時雖然沒有「國學」這種名稱，但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顯然，他的學說更接近「民學」、「國學」，而非「君學」、「官學」。
可惜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偽儒當道，國學（主要是儒學）遂被刻意塑造成了近代文明的對立面。
比如，1870年代，郭嵩燾出使歐洲，讚譽「英國行政，務求便民」，不但優於大清，即便是儒家傳說中的三代之治，也無法與之相比。結果被國人群指為漢奸。名儒王闓運責備郭撒謊，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論，西洋人屬於「夷狄」， 「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氣」後懂得了詐偽的「物」，不可能創造比大清更優秀的行政體系。
與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劉錫鴻，一面大罵郭是漢奸，要與之劃清界限；一面又在筆記中承認英國確實沒有殘暴不仁之政。為彌合這種矛盾，劉給出了一種詭異的解釋：歐洲的近代文明之所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乃是他們曾來過中國，「得聞聖教所致」，而且他們學到的只是「聖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強，完全不必向他們學習，只要恢復「祖宗舊法」即可。
圖：郭嵩燾
當然，近代史上也有致力於貫通近代文明與傳統國學的真儒。
比如，譚嗣同在《仁學》里說：孔子的儒學，傳至孟子時還在「暢宣民主之理」，可惜之後就失傳了。後世儒者自荀子開始，冒儒學之名敗壞儒學，以致「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大盜與鄉願以儒學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國兩千年的漫長專制。
梁啟超也持類似的觀點。梁說：議院雖是泊來之物，但儒學的「五經諸子傳記」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張，可惜君主專制統治太長，無人敢於闡發這些思想。梁還說，孔教以平等為宗旨，孟子全書皆言民權，可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
孔孟的「民本」，自然並不等同於近代的「民權」，二者畢竟相差了數千年。不過，其中的人道主義精神，無疑是共通的。
這種共通，不獨譚、梁二人有所體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繼畬、郭嵩燾、薛福成、嚴復等，也都深有體會。再往前追溯，明末大儒黃宗羲、王夫之等，從未聽聞近代「民權」之說，卻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賊」、用「眾治」取代「獨治」的主張。黃宗羲甚至尖銳指出：專制政體的本質，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會，應該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狀態。這種對公權力的批判、對個人權利的維護，與清末譚、梁等人的思想，與近代「民權」理念，顯然也是相通的。
顯然，王闓運、劉錫鴻所宣揚的，乃是一種「官學」、「君學」；黃宗羲、王夫之、郭嵩燾、譚嗣同與梁啟超，所接觸到的才是真國學。
厘清了國學的對立面其實是官學，也就不難發現：當代「國學生意」最熱衷講授的《弟子規》、《女誡》之類，並非「傳統國學」，而是典型的「傳統官學」。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作者是清初秀才李毓秀（1647~1729），經賈存仁（1724~1784）修訂後，改名《弟子規》。遲至清朝後期，才開始廣泛流傳，成為私塾中常用的兒童教材。
該書宣揚的理念非常陳腐。比如，書中說，「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事雖小，勿擅為，茍擅為，子道虧」，子女必須無條件服從父母，所有行為都須向父母請示取得同意，還說「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勸諫父母時即便被暴力捶打，也不可以心有怨言。顯然，這是要摧毀孩子的自主意識，不承認子女可以擁有獨立的理念與興趣，不承認子女與父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這些陳腐理念，實為皇權在家庭關係中的一種折射。雍正時代，有臣屬在奏折里寫有「君恩深重，涓埃難報」八個字，皇帝以朱批訓斥：難道君恩不深重，你就可以覺得不必「涓埃難報」？這種訓斥所顯示的君臣關係，與《弟子規》所致力構建的父子關係，是完全共通的。
圖：當代國學生意常拿孔子為《弟子規》背書，但根據《論語》所體現的師生關係，孔子必然反對《弟子規》。
至於當代女德班的核心教材《女誡》，它的誕生，恰恰源自東漢皇權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嚴厲打壓。班昭在書中自述，自己飽受這種打壓，出嫁後在婆家「戰戰兢兢，常懼絀辱」生活了四十餘年，熬到姑、舅、丈夫全都死了，「乃知免耳」，生活才算稍稍放鬆了下來。班昭無法改變皇權對女性的壓迫，她只能把自己在婆家躲避夫權侵害的各種經驗，寫成一本血淚斑斑的《女誡》，留給自己的女兒，作為一種無奈的「生存指南」。
所以，凡傳授《弟子規》、《女誡》這類東西的當代「國學班」，都是騙子，都是在反國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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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的「未成年人女德班」，是在拿血淚當國粹
作者自己都答不上來，高考現代文閱讀應好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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