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背後，有一個默默無聞的家族，第一代可能是湘軍名將彭玉麟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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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快報推出清明「快報為你寄思念」專欄，收到了許多溫暖感人的來信，其中有一封，很特別。

寫信人葉鶯鶯，杭州人，今年75歲。葉阿姨說，今年是她阿爸葉松柏100周年誕辰，「我的阿爸年少時曾守護過西泠印社，也是我們葉家最後一代守護人。」

葉家，西泠印社，守護人。寥寥幾個關鍵詞足夠讓人好奇，這一家人究竟是誰？又是如何守護了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背後，有一個默默無聞的家族，第一代可能是湘軍名將彭玉麟幕僚歷史第1張

很多西泠印社社員都不知道他們

為了核實情況，我們首先找到了葉阿姨，但採訪不算順利。因為當年，葉家三代人住在孤山上時，葉阿姨年紀很小，不怎麼記事，等她七八歲時，西泠印社交由政府管轄，一家人就下山遷居別處了，她對其中原委並不清楚。

關於那段守山的往事，她只偶爾聽父輩們提過，也不過是只言片語。大致情況是，葉家祖輩葉六九，受人所托，在抗戰年代留下來守護西泠印社，葉六九過世後，葉秋生和葉德生兩兄弟代替父親繼續守山，葉秋生是葉阿姨的爺爺，再後來，「守山」的職責就傳到了她父親葉松柏這里。

然而，光憑這些，想要串聯起更詳細、真實的一段歷史，顯然不夠，還需要更多的史料證據。

但奇怪的是，遍搜網路，關於葉家與西泠印社的交集，資料極其稀缺。甚至許多西泠印社的社員，也並不知曉這一家人，半個多世紀以來，歷史仿佛把他們一家給遺忘了。

直到讀到西泠印社原文物管理處處長王佩智在《題襟遺韻》一書中寫到過的一篇關於「守山功臣葉秋生」的研究文章，這個被埋沒幾十年的人物輪廓才逐漸清晰起來。

西泠印社創始人的孫子可能認識他們？

在新市街的家里，王佩智翻開桌上一本《西泠印社老照片》集，里面有一張黑白相片，排排站了許多人，這是1947年，印社補行建社40周年慶典時部分社員在孤山閒泉前的合影。站在最左邊的是一個精瘦的男人，留平頭，穿一件灰色長褂，「這個，就是葉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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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智回憶，之所以會對葉秋生這個人物有興趣，主要是當年他負責重新整理西泠印社社史，這個名字屢屢在面前飄過。比如，曾任西泠印社總幹事的韓登安先生，在特殊年代寫的一封檢討書里提到：「當時印社是沒有開支的，管理人員是葉秋生，印社交給他管理，一切雅集開支，平時小修繕等等零星開支都由他擔當，每十年的紀念展覽會開支則由創辦人另行補貼」；1951年，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在遞交杭州市政府的捐贈信里，有這樣一段話：「該社創設時，由葉六九君管理，葉死後，由其子秋生、德生管理，迄今達四十年，歷經戰亂冒險守護，兄弟連家屬十九人，均以在印社賣茶及賣書籍、土產為生。」這封捐贈信，現在存放在杭州檔案館里。

還有《西泠印社志稿》里，也出現過這個名字:「葉秋生，字炳嵩，生於1898年；其弟葉德生，字榮，生於1910年。」

除了以上這些資料，關於葉家再沒有進一步的資料了，王佩智說，他當時也跟我們一樣疑惑。

為此，他四處打探，詢問過很多人。跟許多藝術型社員不同，葉秋生是做具體事務管理工作，非金石書畫類，所以給人的印象無非就是文人圈子里一個跑腿小夥子，吃住都在山上，跟他有過交往的人很少。

這時候，王佩智突然想到了一個人，印社創始人之一丁輔之的孫子丁裕年。

抗戰時，丁裕年隨父母去福建避難，抗戰後從武夷山回杭州，菜市橋頭髮巷的丁家祖宅被日本兵燒毀了，於是就由祖父丁輔之出面，借宿孤山頂上的觀樂樓（現為吳昌碩紀念室），住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所以，應該會知道同樣住山上的葉家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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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裕年一家當年借宿孤山頂上的觀樂樓（現為吳昌碩紀念室）

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內

帶著疑問，2009年底，王佩智和同事專程到了上海，拜訪了當時已經82歲高齡的丁裕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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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王佩智去拜訪丁裕年求證時的照片

住在孤山上的時候，丁裕年只有15歲，他曾回憶說：「園子里只有寥寥幾個遊人，是為了靜心而來的。在四照閣的小賣部點一壺茶水，肚餓的時候再來一碗藕粉，便可在園子的長椅上消磨一天。」

王佩智說，丁先生對孤山社址很熟悉，他一邊描述當年園子的情況，一邊在紙上畫出山上建築的大致位置。「丁先生說，他當時從西泠印社借走了四只凳子，就是經葉秋生同意的，父親曾交待他以後要還給西泠印社，一定要‘物歸原主’。」

據丁裕年回憶，他們一家住在孤山的時候，「葉秋生全家都住在西泠印社內。他們家有很多人，兩個兒子、媳婦，一個孫子。還有他的弟弟葉德生和幾個親戚。他同時雇用了幾個幫工，一起做事，有的是葉家親戚，有的是外面的，主要是打掃環境，抹抹桌子，搞搞服務，弄得蠻乾淨的。抗戰勝利後到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泠印社的環境、建築基本沒有變。」

「仰賢亭後面有個破房子，葉秋生兩口子住在那里，也做店面，向遊人賣東西。山川雨露圖書室左邊有片房，葉秋生的大兒子一家住在這里，葉秋生的小兒子一家住在遁庵。這里很冷清，平時也很少有人來，兩家人在山上住得很融洽，山上吃水不方便，每天由德生挑水來給我們用。」另外，葉秋生還有一桿獵槍，晚間用來護社，有時白天也去西湖邊打鳥。以上這些，是王佩智從丁裕年先生口中得知的信息。

王佩智順便給年輕的我們補了一堂歷史課，「歷史上的1937年，是很艱難的」，當時日軍從杭州灣登陸，先是攻陷上海，後分兵杭州。每天都有駭人的消息傳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杭州市民離開城市，攜帶著盡量多的財物，「當時擁有80萬人口的杭州城，只剩下10萬人左右，有錢人大多卷起金銀細軟逃命了，連當時的市長都跑了。」

這一年的12月24日，日寇占領杭州，民不聊生，西泠印社創始人星散避難，其他在杭社員也自顧不暇，這時候孤山上只剩下葉秋生一家人，成為西泠守山人。

抗戰8年，守山8年

跟隨這些塵封的記憶，以及已挖掘的史料，一個比較完整的故事被慢慢串聯起來。

葉秋生的父親葉六九，有說法他曾是湘軍將領彭雪琴［彭玉麟（1816年—1890年），字雪琴，清朝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書畫家，湘軍水師創建者、中國近代海軍奠基人。1873年，彭玉麟來到杭州，因羨慕湖上風光，決定在小瀛洲島北原湖心亭址修築歸隱後的寓所娛老。現小瀛洲上的浙江先賢祠即是他當年寓所］的幕僚，那時彭雪琴經常去俞樓與俞曲園促膝談心，詩酒書畫。彭雪琴故世後，幕僚葉六九留在杭州。

清宣統三年（1911年），西泠印社第一次開始成規模建設，當時13歲的葉秋生隨父親葉六九居住在孤山。

1937年底日軍占領杭州後，西泠印社全仗葉秋生、葉德生兄弟看護。說起來他們平日喜歡扛槍「打鳥」，但有人認為，這其實也是特殊年代的巡山方式。

那時，他們把能搬動的古物埋入地下，顯眼的匾額招牌取下藏起，又用枯枝敗葉把兩面進山的路封了，偽裝成荒山禿嶺，以不引起外人注意。王佩智說：「因為遊人稀少，山上的小本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葉家人吃糠咽菜忍饑挨餓堅守八年，他們是西泠印社忠實的‘守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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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舊景翻拍自《西泠印社老照片》

1947年清明節，西泠印社舉行春祭活動，瞻禮《丁敬身先生像》（丁敬，字敬聲，是清代書畫家、篆刻家），丁輔之請當時已經72歲的杭州書畫篆刻家高豐，在畫幅左裱邊題識，專門表彰葉秋生的功績：「丁醜之劫，吾杭屋廬文物半遭蹂躪，印社以司事者葉秋生經營有方，得免摧毀，龍泓先生遺像尤幸密藏，竟完善無恙。」那年秋天，全國各地的80多位社員共聚孤山，濟濟一堂，補行建社40周年慶祝。

秋生、德生忙著接待來自各地的社員，也是這一年，兩人雙雙提名為西泠印社社員。

王福庵在捐獻書中說：「希政府接管予以特別照顧，將社內寶印山房、斯文奧、山川雨露圖書室數處房屋乃許其廉價出租，並準借用原桌凳器具繼續經營書籍、土產業務，山上售茶處所仍交秋生承辦等。」

不過，他的建議並未被采納。1952年，西泠印社由市政園林管理處負責管理，葉秋生一家搬離印社。

算起來，葉秋生在孤山上生活了整整40年。

下山後他們開了個禮品店

那麼，搬離印社後的葉家人去了哪里？

葉秋生的孫子、葉松柏之子葉永茂，幫我們完整了故事的後半部分。葉永茂說，1943年，他出生的時候，家里人已經住在西泠印社了，少年時在里西湖中心小學讀書，在山上的日子無憂無慮。父親葉松柏與蓋叫天的兒子張一鵬、張二鵬是同學，他們常會送戲票給葉家，相約去東坡大世界看美猴王的戲。

因為後來景區不能住人了，一家人就搬了出去，先是住在延定巷46號。1952年左右，祖父葉秋生在西湖一公園對面開店，叫「西泠禮品店（社）」，上面住人，下面開店。葉松柏和兄弟葉松泉負責經營，銷售書畫、圖章、碑帖、青田石雕、黃楊木雕等，跟在山上的時候差不多。邊上還有一家王星記扇廠的門市部。

2年後，公私合營，「西泠禮品店」被贖買，後又合併到王星記扇廠，祖父葉秋生和父親葉松柏以及叔叔葉松泉，都進入王星記扇廠工作。在葉永茂的記憶里，祖父為人處世很謹慎，言語不多，每天喝一盅酒。1972年底，葉秋生因病過世。

王佩智感慨說，葉秋生只是平平淡淡的一介凡人，終日里迎來送往，端茶售物，他雖然不善舞文弄墨，也不懂得篆刻書畫，但這個西泠印社曾經的「總管家」，以自己特別的方式，在兵荒馬亂的年代，守護了西泠印社的平安。「他是西泠印社的功臣，應該有更多人記住他」。

「我們就是普通的一家人，在山上平凡度日」

幾天前，我重新去了一趟西泠印社孤山社址，四季流轉，116年的西泠印社一直縈繞著歷史悠久的人文氣息，俯仰之間的草木碑亭，山壁上的摩崖石刻，都見證了印社的誕生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