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新四軍是如何踐行群眾路線的（二）

新四軍是如何踐行群眾路線的（二）

蔡長雁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98期

三是嚴格執行群眾紀律，對違反群眾紀律的人和事，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損壞群眾東西要賠償。一次，黃克誠在從淮海區到鹽阜區去的路上，發現一匹戰馬正在啃田里的麥苗，馬夫坐在一邊抽煙。黃克誠立即走過去嚴肅地對馬夫說：「你的馬吃老百姓的青苗了，你知道嗎？」

馬夫抬頭一看，是黃師長，急忙站了起來。

「快把馬牽回來！」

「是！」馬夫趕緊把馬牽回。

「你當兵前種過地嗎？」

馬夫羞愧地低下頭：「種過。」

「你知道種田不容易，為什麼還放馬吃青苗，損害群眾利益？」

黃師長嚴肅批評了馬夫，還找來了連隊的指導員，命令他找到麥田的主人，向農民賠禮道歉並賠償損失。

1941年的黃克誠

又一次，黃師長的小紅馬啃了朱老漢家的楊樹皮，他立即命馬夫小李代表他去賠禮道歉、並賠償兩元抗幣。朱老漢不肯收下，來到黃克誠的住地，說：「黃師長，新四軍為了抗日，連命都不要，馬偶爾啃了一塊樹皮，你也要賠，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黃克誠耐心地解釋說：「新四軍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人人得遵守。我的馬啃了你的樹皮，當然得賠。」朱老漢說：「馬又不是人，它啃了樹皮怎麼就違反了紀律？這錢我不能收。」數月後，部隊離開時，村長給朱老漢送來了一封信和兩塊錢，信中寫道：「朱大伯，數月前，小紅馬啃了你家一棵楊樹皮，這兩元錢賠款望你如數收下。」信的末尾是端端正正的 「黃克誠」三個字。

四支隊駐在東、西港沖期間，紀律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不侵擾群眾，愛護群眾的財產，借群眾的東西，一律按時歸還，如有損壞照價賠償。一個戰士借了群眾家的一副大門，作搭鋪睡覺之用，不慎將榫頭弄壞，他們就按新門價格做了賠償。各團駐紮期間，要經常出去打鬼子，每次臨走前，班、連、排長都要檢查戰士所借群眾的東西是否已經歸還，如碗、筷、板凳、門板等，住處是否打掃乾淨，然後才離開。

嚴重違紀要槍斃。1938年6月以後，新四軍第一支隊進入到蘇南敵後，連續對日作戰獲取勝利，軍威大振。群眾認定要抗日救國，只有依靠新四軍，支援新四軍。乘此大好形勢，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劉炎組織工作組，發動群眾，此時，一位功勞不小、老紅軍出身的炊事員奸污了一位婦女，群眾憤怒，壞人挑撥，國民黨幸災樂禍，向一支隊施加壓力。劉炎和軍法處調查屬實後，認為雖然奸污並非死罪，但如不嚴懲，就會脫離群眾，就會給國民黨以把柄。劉炎向陳毅匯報後，陳毅果斷地說：「為了嚴整軍紀，殺一儆百，召開公審大會，槍斃。」公審大會由劉炎主持，除群眾外，還邀請了統戰對象、鎮江和句容的國民黨縣長和附近國民黨的遊擊司令列席大會。陳毅代表新四軍重申三大紀律十項注意，槍斃了那個炊事員。對新四軍來說，只要違反群眾紀律，資格再老功勞再大也要嚴懲。

東進時的劉炎（左二）

尊重群眾的風俗習慣也是群眾紀律。據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的警衛員回憶，1938年底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機關移駐到貍頭橋附近的一個村莊，這個村子有個習俗，祖祖輩輩不吃狗肉。有一次，張鼎丞的警衛員弄到一點狗肉，可沒有鍋煮，就去找房東借鍋，怕說真話借不到鍋，就說是羊肉。狗肉燉好後，香氣四溢，房東小夥子問：「你們燉什麼肉啊，這麼香?」 警衛員開玩笑說：「羊肉，來嘗嘗吧！」小夥子嘗了之後嚷著說：「好吃，真好吃！」警衛員忍著笑沒敢告訴他真相。到開飯吃起狗肉時，想起房東小夥子把狗肉當羊肉、直叫好吃的情景，警衛員忍不住笑出聲來。張鼎丞有點奇怪，就問：「笑什麼？」警衛員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匯報了。不料，張鼎丞把臉一沉，嚴肅地批評說：「尊重當地群眾的生活習慣，也是群眾紀律。說過多少次了，為什麼不尊重人家，還說假話呢？」在他的督促下，警衛員誠心誠意地向房東賠禮道歉，取得了他們的諒解。

1938年的張鼎丞（左）

四是要求帶著感情去做群眾工作，切實幫助群眾解決問題　

1938年5月，新四軍剛剛進入江南，專門負責群眾工作的軍政治部副部長兼民運部長鄧子恢就組織了新四軍在皖南的第一支民運工作隊，到涇縣茂林開展群眾工作。由於許多從事民運工作的同志是新參加新四軍的，沒做過群眾工作，一場辛苦下來，效果卻不好。個別同志產生畏難情緒，不願做民運工作，要求到戰鬥部隊去。了解情況後，鄧子恢立即找來這些同志，對他們做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講自己進行群眾工作的經驗，主要是第一步要真心與群眾交朋友。

鄧子恢在閩西開展農民運動時，化裝成販茶葉的商人，找到一戶貧苦農民家落腳，與群眾三同，這樣才能親近群眾，讓群眾信任你，與你說真話，最後你才能弄清群眾的真實需求。第二步就要做講道理的工作，解決群眾的認識問題。那戶農民靠租種地主田地維持生計，一家人一年忙到頭還缺吃少穿。鄧子恢就告訴他，這不是命運不好，而是地主殘酷剝削和官府壓榨的結果。只要打倒地主，農民就有種自己的田，收了稻谷都歸自己。最終使那位農民解除了顧慮，下決心跟共產黨走。第三步再做建立組織的工作，那位農民被發動後，鄧子恢就用「滾雪球」、「波浪式」推開的辦法，讓那位農民把知心朋友找來談，然後要他們每人找幾個窮兄弟來談，幾個反復，幾天功夫就發動100多人，打開了當地農民運動的局面。這就是鄧子恢進行群眾工作的三步曲：交朋友、講道理、建組織。但是在這三個環節中，有一個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發現群眾有了困難，要及時幫助解決。不然群眾就會有想法，甚至工作消極。

茂林吳氏宗祠

1941年新四軍北撤，曾在此召開告別大會

按照鄧子恢的要求，工作隊進駐茂林後，白天幫助群眾幹活（時值春耕夏忙），培養與群眾的感情，和群眾交上朋友，知道群眾想什麼，擁護什麼，反對什麼。晚上找群眾談心，由淺入深，親近群眾，為群眾講道理，解疑釋惑，宣傳黨的主張，有時教群眾唱抗戰歌曲，中間插上一段演講，形式活潑，使群眾容易接受，然後再向周圍群眾作同樣的工作。鄧子恢經常到茂林指導民運隊的工作，聽取各階層人士的反映，他到群眾家，總是先揭開鍋看看，伸手在米缸里摸摸，然後和群眾拉家常，了解情況，發現積極分子。一次他發現一個積極分子忽然消極了，他很快了解了原因，批評工作隊負責人說：那個積極分子家里生活困難，工作隊不及時幫助解決，這樣對待群眾，怎麼能保持他們積極性呢？要把群眾的事當做自己的事去做，要把群眾當親人看，群眾工作就好做了。按照鄧子恢的辦法，群眾一下子發動起來了。新四軍在全軍迅速推廣了涇縣茂林民運工作隊的經驗，這樣新四軍在華中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愛戴，人們歌唱「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

五是主管幹部真正做踐行群眾路線的表率。

在新四軍中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艱苦奮鬥，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一條實際上是鐵軍精神的關鍵所在，也是走群眾路線的要害所在。

項英撰寫《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1.8萬多字）的長篇報告時，軍部幾個搞油印工作的年輕同志才參軍，這幾個同志（王新民、顧雪卿和皇甫洪）對項英的字體不熟悉，有很多字不認識，大家研究不明白，連跟項英較久的參謀們也認不出來，不得不去請教項英本人了，由於不認識的字多，一次次去問，太麻煩，項英就乾脆與他們坐在一起，便於他們詢問。項英副軍長面帶笑容，很耐心、謙虛地說：「我的字寫得不好，是工農字，只有我自己認得，你們盡管問好了。」 軍部機要科是直接為軍首長服務的，工作比較緊張，沒有白天黑夜，項英很關心他們，有一次，項英把捨不得吃的一點奶粉和餅乾拿到機要科，送給小機要員們吃，那時候，這可是奢侈品啊。小機要員們一片歡騰，項英拿來餅乾，同時叫人去沖奶粉。待把沖好的奶粉拿來時，小機要員們早已把餅乾吃光了。項英見了，笑著說：「你們真是土包子，餅乾和奶粉要一塊吃才有意思。」女機要員周臨冰笑著說：「你才是‘土包子’呢。」項英跟著大家哈哈大笑，也不生氣。主管與群眾真正打成一片，幹群關係才融洽。

1938年1月，南方遊擊區部分負責人合影於南昌新四軍軍部

主管在生活上與群眾也是一個標準。新四軍在敵後，由於國民黨有意少發軍餉，再加上日偽頑的不斷「清鄉」、「掃蕩」與重重封鎖，新四軍經濟非常困難，不得不繼承供給制，這是在物資極端匱乏條件下不得已採取的軍事共產主義制度。新四軍全軍指戰員只發少量薪餉，每人每天1角錢菜金，1斤8兩米（舊制1斤等於16兩）。這些米和錢不發給個人，只發給連隊，由事務長安排使用。連隊民主選舉的夥食委員會監督檢查，五天結算一次，帳目公布。 由於官兵一致，當官的要請客吃飯得自己掏腰包。1938年冬，項英請到新四軍採訪的美國記者史沬特萊吃飯，吩咐警衛員到司務長那里借3元錢，並交代借款從下個月津貼中扣除。 項英的津貼當時是五元，到1938年底，為了戰勝經濟上困難，項英在新四軍中組織「進行了一個很大的節約運動」， 項英自動把自己的津貼由5元降到4元。

副參謀長周子昆在生活上也是不要任何特殊照顧的。一次，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同志送給他一只羊腿，他吩咐警衛全部拿去燒熟。警衛員知道他很喜歡吃羊肉，又考慮到他平時都是和大家一起吃飯，沒有小灶，就說，一次不用燒這麼多，留著多吃幾餐吧。可他卻硬叫全部燒了。燒好之後，他自己只吃了一點點，其餘的都分給同志們吃了。有一年，過春節時，當時群眾慰勞部隊，送來了—些雞蛋。機關的一位科長為照顧幾位首長，多分了一點給周子昆同志。他知道後，嚴肅地說，雞蛋是群眾送給大家吃的，我怎麼可以多吃呢?立即叫警衛把多分的蛋送回去。並囑咐那位科長，要把所有的慰問品都分到同志們手中，不準留下。

1938年1月，周子昆（左一）攝於武漢新四軍辦事處

四師師長彭雪楓下部隊從來不允許搞特殊招待，有一次彭雪楓師長和張震參謀長到九旅，中午吃飯時，旅里多加了兩個菜，彭、張二位將軍堅持與部隊一樣就餐，不搞特殊，直到把多加的菜分給戰士們後，他們才吃飯。

在戰爭歲月，群眾路線一直是我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離開群眾，革命不可能成功，事業不可能發展。群眾路線不應該是漸行漸遠的紅色記憶，在新時代應當進一步的彰顯活力，發揚光大。

（作者系宣城市檔案局局長兼方志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