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國家寶藏 | 七七事變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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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7 月 7 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史稱「盧溝橋事變」或「七七事變」。

又逢七月七日，讓我們一起回望歷史，探討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日本侵華戰爭中中國文物的損失。日本侵華戰爭是近代中國所遭遇最危急的時刻，它所造成的傷害是如此巨大，直到今日我們所了解的也僅僅是冰山一角。日本侵華戰爭到底造成了多少文物的損失，幾代學者經過漫長的努力至今只厘清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已經注定是一個迷。國民政府曾經給出一個古物三百六十萬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跡741處的初步數字[①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全5（2），卷913]，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不過是損失中的一小部分[②戴雄. 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J]. 民國檔案, 2003(2):84-90.]。我在這里所介紹的僅僅是當時文物毀滅的一些情形，在一個人命如草芥，國家危亡的時代，作為文明重要載體的文物古跡也逃不開同樣的命運。

掠奪文物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重要的一項工作，這可能是任何列強都沒有過的。一方面是同文同種，日本人在審美上，文化上能或多或少的欣賞中國文物，一方面則是日本把這當做文化侵略的一部分，當然最直接的動因是露骨的貪婪。

日本上下幾乎都參與了對中華文物的掠奪，稱之為全民總動員可能不為過，而文化、宗教界是其中的急先鋒。

龍門石窟

抗戰的爆發，給日本學術界帶來了好消息，京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在龍門和雲岡石窟，分別獲得了5600件和8000件珍貴的石刻作品，這些作品被運回日本加以研究[③《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頁]。東京大學也不甘落後，先後組織了對北京周口店，安陽殷墟的再發掘，特別是組織了對山東曲阜漢代靈光殿的發掘，表達了對孔夫子的敬意，其涉及文物和民國外交部打交道到1949年，最終不了了之[④《關於日人在山東曲阜縣漢靈光殿遺址盜掘之古物即應歸還之文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1]。這類大規模發掘，基本是學者伴隨軍隊前進，從北到南，帶有強烈的尋寶氣息，並和文物走私結合，所得頗豐，比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夫妻合葬墓出土的玉冊（1939，此件為盜掘），司馬光的告身，房山石經遺刻等[⑤《戰時文物損失登記分類目錄（古物類）》，1939年3月13日制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2），卷911]。

特別值得譴責的是日本宗教界，尤其是佛教界，一門所出，相煎何急，卻扮演了對華宗教文物掠奪極不光彩的角色。早在侵華戰爭之前，日本宗教界19世紀末就投入了對敦煌遺物的盜竊掠奪，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橘瑞超一行。隨著侵華戰爭的腳步，更是不甘人後，其最高潮是日本人在南京修建報恩寺舊址稻荷神社時發掘出來玄奘法師舍利。為推動所謂日中友善，日本和當時的南京汪偽政權把舍利一分為二，一半送到日本珍藏。日後中國佛教界積極爭取，日本在二戰後又歸還了其中的三分之一，餘下的如今仍然留在日本。真不知道日本人供奉這些贓物時，難道能心安理得？[⑥凌遠. 玄奘頂骨舍利下落之謎[J]. 炎黃春秋, 2001(11):74-77.] [⑦張文憲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10），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524頁，引述小俁行男，《中國戰線從軍記者的證言》提供了另一種說法，主持此事的日本浪人水野梅曉又從中偷取了一部分，並私人保留至今，這種層層盜竊使戰後文物追索更加無所適從]

橘瑞超

順便一提，三藏法師不保，孫悟空也沒能逃掉，江蘇連雲港花果山古建築群也被日軍燒了三次，堪比西遊記圍剿花果山[⑧連雲港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共連雲港地方史》第1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6頁]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日本文化界和宗教界對中國文物的奪取不僅僅是貪婪好奇。單純的貪婪，比如說把江蘇寶應縣的射陽漢代石刻[⑨《關於追查江蘇省寶應縣漢射陽石門石畫等被劫文物的函電》，江蘇省檔案館：1006-乙-972]，南京朝天宮的鴟吻[⑩蔣公榖：《陷京三月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38頁]帶回國內作為收藏，而日本文化界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東北文物古跡的研究上，是為了製造蒙滿非中國論，為滿洲國和偽蒙分裂中國做理論研究[⑪張曉舟. 偽滿時期日本在東北的「考古」活動——以渤海國都址東京城發掘為中心[J]. 東北史地, 2015(5):51-57.]。而日本宗教界則利用一般人對宗教人士不設防的心態，負擔著中日親善，社會改造，情報搜集等幾重任務，其最高潮更厚顏無恥地配合日本的大東亞聖戰論，鼓吹中國為儒教國，日本為佛教國，中國佛教衰微，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建立佛教地上天國的聖戰[⑫周春. 試論近代歐美傳教士與日本僧侶在華情報活動之差異[J]. 江南社會學院學報, 2002, 4(2):50-53.]。

當然和文化人相比，對華文物掠奪的絕對主體是上百萬橫行中國的日軍，他們數量眾多，胃口奇大，破壞的要遠比掠奪的更多。

日軍上層人物由於文化水平較高，普遍對中國文物比較喜愛，日軍在師團一級一般都配置了文物搜尋員，負責對中國文物的有機會掠奪。格外有趣的是南京大屠殺的兇手之一，中島今朝吾中將一面在日記里痛斥普通士兵掠奪各種財物，軍紀蕩然，一面在離開南京時試圖把中央飯店的家具和南京所搜集的戰利品打包帶走，被揭露後，不得不留下家具，又在日記里抱怨，既然已經占領了國家，奪了人命，拿一點家具還有什麼好說的[⑬張文憲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8），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島今朝吾日記》 284-301頁]。而相比軍官們扭捏作態的樣子，日本士兵則坦然的多，他們是對華侵略和文物掠奪的絕對主體。

戰爭中的日本士兵是怎麼看待中國文物的，《東史郎日記》給我們提供觀察一個基層士兵很好的窗口，這里摘錄原文學青年東史郎經過一番苦戰，已經學會了殺人放火（從偷偷放走看著可憐的老百姓（1937.11.24），到殺中國平民如吃飯般無動於衷，甚至能一邊感慨一對男女殉情一邊屠殺全村不忘放火取暖的程度（1937.12.4），只用了從上海到南京一個月的時間，真正字面意義上的喪心病狂，堪稱一個完美的日軍心理樣本），終於踩著中國人民的屍骨殺進南京後的一段：「自稱對文物有眼力的田中一等兵說：‘這些珍品在大陸從未見過，它的價值簡直就是天文數字。’這番話，讓我看出他已是物欲熏心，他忘掉了這是戰場而在物色值錢的東西。本來我對這些不感興趣，但是在田中古董熱的影響下，我在無錫征收了名人字畫和署名的兩把扇子，還有在武進征收了掛軸。……田中垂涎三尺地看著這些陶器，置身體而不顧，貪婪地把這些東西塞進自己的背包，田中雖然年方三十七歲，但已是未老先衰的後備兵。可能是幹過木匠活的緣故，他的背駝著，臉色憔悴，步履蹣跚，老態龍鐘，他比誰都好色貪財。我們都受他古董迷的影響，把房間里的陶器洗劫一空。我拿了五件香爐之類的東西和幾個碟子。帶不動的大件物品統統砸爛。……天氣寒冷，我們拆下豪華椅子上的包裝布系在腰間，圍在脖子上，這幢房子里，凡是帶不走的物品無一完好，統統被我們砸得稀巴爛。」[⑭【日】東史郎：《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142,152-154，175-176頁]

這段文字可以說是一個侵略軍士兵的絕佳寫照，在東史郎眼里，其實這些他不理解的古物和一只雞也差不多，但也人云亦云的能拿就拿。當然如果嫌棄麻煩，他也會隨手毀掉這些無價的文物，實際上就和燒掉圓明園的英法聯軍一樣，凡是拿不動的他們都帶著極大的惡意毀滅掉了。對這些已經完全失去道德束縛的日軍來說，為一張字畫可以殺一家十幾口，而晚上就可能順手把它連同房子點著了取暖。經過長期的殺戮後，這種無意識的惡意，已經是一種本能的發泄。人命尚且如草芥，何況是文物。

東史郎不是個體，上百萬侵華日軍就是上百萬個東史郎。長期的戰爭已經完全扭曲了他們的人性，他們橫行中國的國土長達十四年，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傷害。

和古物相比，中國古建築的命運同樣悲慘。河南鹿邑縣有個標誌性的古建築老君台，據說是老子升仙處。外來遊客每到這里，當地人都會津津熱道日本人當年往老君台打了十三發迫擊炮彈，沒有一發爆發，嚇得日軍磕頭謝罪[⑮鹿邑縣地方編委會：《鹿邑縣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235頁。按方志記載，老君台實被擊傷，後人不過是故神其事而已]。當然，他們不會提其實日軍攻入城後，還是順手放火燒了台下的文昌閣等明清建築群，大火數日不滅。老君台的遭遇除去那點裝飾過的神話色彩，其實是侵華戰爭中大量古跡的普遍情形。各地標誌性的古建築在當時往往是日軍的重要參照物，以至於損失格外慘重。很多人喜歡談子虛烏有的梁思成保護京都，然而日軍侵華時對中華古跡，特別是古建築可從沒有手下留情過。

出於戰爭目的的破壞其範圍甚至遠遠大於日軍的占領範圍。日本海陸軍航空兵把轟炸作為一種有效的恐怖震懾手段，在全中國範圍內進行了無差別式的轟炸，由此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的。日軍兵火所及的各省份，日軍走到那里，就破壞到那里。七七事變中首當其中，全國最小城池的宛平城，城內幾十處明清古廟被炸為白地，南京古城牆，夫子廟，朝天宮自然不能幸免，作為抗日敵後鬥爭核心的山西，伏頭山為佛教聖地，兵家必爭之地，宋元間僧兵名滿天下，介山則以介子推聞名天下，寒食就起源於此，兩地龐大的古建築群均都毀於日軍報復性大掃蕩[⑯《沁縣文史資料》，轉引自《侵華日軍暴行總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頁][⑰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侵華日軍在山西的暴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頁]，即使遠在大後方的雲南保山，元代法明寺也毀於日軍轟炸[⑱雲南省保山市志編委會：《保山市志》，雲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551頁]。可以說在日軍的蹂躪下，中國沒有一處淨土。

如果說戰鬥時，因為考慮到房屋建築可以作為遮蔽物，哪怕是單純的出於清掃視界的需要進行破壞都可以理解。讓人難以理解的是，日軍的破壞有時候是毫無意義的，常常在占領之後。典型如鎮江焦山，寺院道觀密布，與金山，北固山並立江中，古人金焦並稱為江南名勝。1938年12月8日，日軍炮擊並轟炸焦山，12日占領。而次日日軍離開時，居然在這座布滿文物古建的名勝大規模縱火[⑲德峻和尚：《焦山淪陷記》，引自《鎮江市志》下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1764頁]。這種大火與其說報復，不如說是一種習慣性的舉動，幾乎日軍每占領一處，就難以抑制的要放火焚燒一番。

華嚴閣、觀瀾閣、文昌閣、汲江樓、東升樓、禦碑亭、槐影書屋、黃葉樓、乾隆行宮、浮玉齋、枇杷園、蝴蝶廳等古建築，古人又稱焦山十六景

縱火是日軍最常見的行為之一，其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王愛召，號稱東藏，這是是內蒙古傳統的漢藏佛教信仰中心，並供奉祖靈，藏有大量金銀制品和珍貴文物。日軍攻占後進行了三天的大規模劫掠，滿載而歸，為了掩蓋罪行，離開時便付之一炬[⑳孟國祥：《中國抗戰損失與戰後追索始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頁]。人人都知道的道教名山茅山，抗戰時期，茅山道觀的道長們也積極投身抗戰隊伍，直接的後果是1938年起，日軍先後四次火燒茅山，將滿山歷朝宮觀燒為白地，這是出於懲戒的目的[㉑袁志鴻. 抗日戰爭中的茅山道士[J]. 中國道教, 1995(3):19-22.]。而更多時候，日軍完全是隨意性的縱火，比如丹徒的唐代古剎楞嚴寺，因為日軍在廟中抓捕避難婦女不得，心情煩悶，無處發泄，便一把火付之一炬[㉒鎮江方志編纂委員會：《鎮江市志》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630頁]。而之前所說焦山名勝之一碧山庵則是因為日軍夜間燒窗戶取暖，天明時懶得熄火，就順便一燒了之，完全如兒戲一般。這實際上直接體現了日軍的軍紀敗壞。

除了直接的掠奪焚毀外，日軍也需要為另一些中國文物的損失負責。大家可能都知道毛公鼎的故事，葉恭綽以假亂真在日軍的威脅下冒著生命危險保住了毛公鼎。抗戰勝利日，江蘇省還特別行文國民政府，為昆山圖書館館長王沂沖等人一門上下竭忠盡力，抵抗日偽威脅利誘，死而後已，最終保護了顧炎武天下郡縣利病書手稿這一昆山人民的無價之寶的事跡請求表彰[㉓教育部函轉「江蘇省政府呈請褒揚昆山縣圖書館館長王沂沖等案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五-11628]。然而，這樣畢竟是少數，為躲避戰火，而損毀的文物瑰寶則難以計算。如蘇州顧氏過雲樓，六世收藏，名滿海內，1937年為躲避戰火，將大量文物埋在花園地窖中，青銅器則沉入水井。等日軍退走後，顧家再來發掘，青銅器已經全部丟失，字畫被割走，只留下卷軸，而地窖中的鐵箱全部被潮氣浸潤，無不黴變，書畫損失慘重[㉔沈慧瑛. 過雲樓舊聞新韻——訪過雲樓主人顧文彬玄孫顧篤璜[J]. 檔案與建設, 2007(8):39-42.]。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青銅器，毛公鼎銘文長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說），在目前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長。

如果說和顧家相比，太原公署遺留的明清檔案遭遇更為令人唏噓，1937年底，日軍進攻前夕，省政府將歷代檔案五十餘卡車秘密收藏在東山一土窯內，太原陷落後，除兩車轉運臨汾外，其餘全部被焚毀，燒了整整一個星期，而運出的檔案，日後也再無下落。[㉕孟國祥：《大劫難—日本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由於古物太多，日本軍隊見識水平有限，許多文物的下場可以說是極為讓人唏噓的。南京中央博物院曾經收集了山東日照的一批新時期時代古瓷及石器標本，這批文物最後被人發現成了路基。清代江南公署歷代檔案，被裝作六十大筐，全部送去做了廢紙。[㉖孟國祥：《大劫難—日本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72-73頁]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情形，日軍也需要為中國文物和古建築的毀滅負責的。一種是日軍進行了長期占領，由於中國古建築多為木質建築，在無人管護，日軍任意破壞，甚至直接拆毀挪用建材的情況下所造成毀損的。典型如我們所熟知的寒山寺，由於被日軍占領用作據點的參考，僧人逃散，最終寺前「楓橋夜泊」的楓江樓化為一堆瓦礫[㉗孟國祥：《江蘇文化的劫難 1937-1945》，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7頁]。而我們之前提到的茅山道觀群中，位於大茅山之巔的九霄宮，漢末即為道教名勝。由於位於全山制高點，在日軍大掃蕩中幸存被日軍作為監視據點，1944年，愛國道眾在新四軍的配合下，利用日軍換防之際，忍痛縱火焚燒，其責任無疑也是在日軍的。

戰爭進入到1942年，日本的情形開始逐漸惡化，更多中國文物的命運因之改變。從1942年開始，日本開始在所有占領區發動獻金運動，收集金屬，歷朝銅器，鐵器，甚至連居民家里的銅火鍋都難逃厄運。典型比如河南博物館，先後經歷了三支日本駐軍，每次都要進行奉獻，累積獻出45尊鐵炮，銅鐘，銅鼎等物，最後搜羅殆盡，送出去幾十箱銅錢[㉘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律宗第一山的鎮江句容寶華山，隆昌寺明代萬歷銅殿「銅皆無存」[㉙鎮江方志編纂委員會：《鎮江市志》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629頁]南開大學重達6.5噸的古鐘也未能幸免，同樣送去化了銅水[㉚南開大學校史網（http://news.nankai.edu.cn/）：南開大學·校鐘.]。（按，南開大鐘熔毀說僅為流傳之一，此鐘為德國送清政府國禮，也有傳說其被劫往日本）

到了戰爭末期，日軍對占領區的搜刮可以說不遺餘力，青島一地一次就獻銅20萬公斤，並專門出台了《古物商及銅商被登記管理銅類之處理辦法》直接針對文物動手[㉛趙秀寧. 抗戰時期日本對華資源的另類掠奪——青島特別市「獻銅運動」研究[J]. 抗日戰爭研究, 2018（1）：101-115]。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最終連北平故宮博物院都不能幸免，在日軍的累次獻金運動中，雖然故宮職工拼死保護，依舊被征集走了歷代銅缸66口，銅炮4門，銅燈91件，鐵炮1369尊，累積300噸金屬。[㉜《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為函送本院歷次被敵軍征去銅鐵品清單及歷次被憲兵搬走撕毀書籍雜誌清單目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全5，卷1632][㉝黃金. 淪陷前後張庭濟與「奉命維持」的北平故宮博物院事業[J].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4(5):33-48.]

這里順便談一下故宮文物的情況。因為之前網上有人談到日軍在侵華期間對故宮基本沒有造成大的損害，認為我們隱瞞了真相。如果不考慮日軍勒令獻銅之類的行為，在留守職工和一部分尚有良心的偽政權工作人員的保護下，日軍也確實對故宮沒有造成大的損害，但這並不代表日軍沒有對故宮文物下手和造成大的損毀。

侵華戰爭期間故宮文物的劫難兩次，一次的主謀是清末帝溥儀。在日本人的蠱惑下，溥儀利用離宮的機會攜帶了大量的文物出逃。這批文物大約有七十箱，是故宮歷代文物的精華部分，由日本人吉岡安直負責保管。抗戰勝利前夕，其中大部分又和溥儀的其他財產約七十車試圖出逃日本，大部分流散民間，其中一些建國後陸續追回，還有許多珍貴文物從此不知所蹤。[㉞王文鋒：《末代皇帝溥儀與國寶》，群眾出版社2015年]

另一次劫難就是故宮文物南遷，為了保護國寶，國民政府決定把當時故宮留存的古物連同其它機構古物，共計19557箱轉運後方。這恐怕才是故宮文物沒有遭到日本人劫掠的最大原因，畢竟大部分已經外運，餘下大多不便攜帶。雖然在轉運過程中，為了保護這些國寶，工作人員付出巨大的努力，但由於戰火和客觀條件，仍然遭遇了不少損失。如其中北路文物在寶雞轉運時因撞車出現震損，在漢中時又因衛士手榴彈走火，炸毀文物數箱（亦有文獻指出僅炸毀清代花瓶等數件）。大批文物好不容易轉運到樂山，又一度面臨南方氣候和庫房簡陋難以避免的白蟻和滲水[㉟那志良：《故宮文物疏散到後方》台灣《傳記文學》第37卷，第3期][㊱魏奕雄. 故宮文物存放樂山始末[J]. 新西部（上）, 2015(2):62-66.][㊲許凱, 左遠波. 故宮國寶萬里大遷徙[J].地圖, 2006(1):34-41.]。1945年，抗戰終於勝利，文物回遷過程中，由於各種事故，又受損了120箱文物。[㊳曾濤：《國寶大遷徙》，揚子晚報1995年8月27日]（關於故宮南遷文物，今天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抗戰中的南遷文物近乎一件未損，然而這必然是不現實的。將數以萬計的文物，在戰火中艱難轉運，反復遷移，還要克服保存條件的嚴重不足，無論參與者如何努力，必然會有所損失，但這無損於這些文物守護者的偉大努力。）

日本侵華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空前浩劫，在這樣的浩劫中，人命尚且不值一提，而負載文明的文物一樣玉石俱焚。今天我們已經不能知道究竟有多少文物毀損於這場戰爭，但我們確實能從中看到這場戰爭的一個側面。像日軍這樣一支軍隊，雖然有狂熱的軍國主義精神和比較先進的武器，但隨著戰爭的發展，組織紀律性趨於潰散。日本在整個侵華戰爭中，是存有滅亡，對中國分而治之的野心的。日本侵略者有時也會惺惺作態，比如扶植汪偽，搞所謂中日親善。但隨著戰爭的發展，日本越來越深陷泥潭，這樣的偽裝就維持不下去了。殘暴的侵華日軍士兵就是它形象最好的代言人，在赤裸裸的刺刀和掠奪面前，任何所謂親善的謊言都是不攻自破的。而日本之不能征服中國，從它的貪婪又能看出，一面是隨戰爭越來越困窘的局面，這迫使它更加變本加厲的去掠奪，另一面這樣的掠奪更加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抵抗意志，最終使日本加速走上失敗的道路。

小註：行文到這里，我想有必要談幾個問題。我一直在說抗戰的文物損失難以估算，這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日軍除了大量有組織的掠奪毀滅行徑，其基層士兵更製造了難以統計的暴行。大量民間文物的損失處於一種玉石俱焚的狀態，在大規模殺戮下，尤其是三光政策的實行，已經沒人還能知道這些文物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國當時的社會管理還極為粗放。從根本上說國民政府對當時中國的控制能力極低，不具備數字管理的能力。戰前不知中國有多少文物，戰中也無力管理保護，戰後統計也極為粗陋。1946年，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統計申報，申報表格又極不合理，僅僅要求附帶照片和流傳有序一項，恐怕在當時的條件下就不現實，以至於許多地方根本無從統計。今天我們所知的大部分損失數據多為民國統治的核心區江浙，而作為文化大省的河南幾乎沒有收錄。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事人的離開，基於有限的檔案我們已經無法了解全貌。另外需要指出，日本在戰後並不配合中國對文物的追討，有計劃的銷毀各類檔案，對贓物百般隱藏，密不示人。即使有明確去向的文物也往往能拖則拖，如前面提到的射陽漢石畫像，一直拖延到1949年，利用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最終不了了之。

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日軍固然是一支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但其殘暴恰恰說明軍紀的渙散。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實際上是在打一場極為窘迫的戰爭，其人員、物資隨著戰爭的發展都在衰落，以至於不得不依賴以戰養戰的不歸路。但從另一面說，面對日軍，國民政府作為當時抗戰的主要組織者，其有限的管理能力，可以說是對日寇的危害起了極大的放大作用。在許多時候，甚至弄巧成拙，不但無益於抗戰，反而成為阻礙。典型如長沙文夕大火，其造成的損害不亞於日軍的殺戮破壞。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這樣無能的國民政府，也不會有這樣肆無忌憚的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