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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緊要的歷史關頭，就會有越多隱秘的歷史細節被忽略。辛亥革命那年前後，大家都盯著大清怎麼被解體而亡，很少人注意到一個省份內部的事情。
1912年初，江蘇一省之內竟然出現了三四個都督府、好幾個軍政分府，一度處於嚴重分裂的狀態。難怪當時最大的報紙《申報》，將江蘇的情況比喻為唐末藩鎮割據。
具體來說：
革命黨人陳其美，最早在上海（當時屬江蘇管轄）成立了滬軍都督府；
前清江蘇巡撫程德全，反正後在蘇州成立了蘇軍都督府；
南洋新軍將領林述慶，在鎮江設鎮軍都督府，隨後他率軍進攻南京，鎮軍都督府改為鎮江軍政分府；
革命軍攻克南京後，程德全將蘇軍都督府搬到南京，建江蘇都督府，後莊蘊寬接替他代理江蘇都督；
北洋陸軍出身的蔣雁行，在清江浦（今屬淮安市）設立江北都督府；
與此同時，無錫、常州、揚州、松江等地，都出現了頗有勢力的軍政分府和頭面人物……
一時間，當時的中國經濟第一省亂成了一鍋粥。
表面上看，這僅是特殊歷史節點的亂象，但其背後，反映了江蘇省根深蒂固的地域紛爭、族群歧視與省籍認同問題：
一是江蘇VS上海。
滬軍都督府裁撤前，淞滬軍界一幫人通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說必須讓陳其美做江蘇都督，不然說不過去。江蘇省議會知道此事後，堅決反對，說江蘇是江蘇人民的江蘇，不是都督的江蘇，也不是總統的江蘇。言下之意，決不能讓上海這個「下邑」來主管江蘇。
反過來，上海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今非昔比，顯然也看不上江蘇。上海人的獨立意識早已覺醒，不願屈居江蘇之下。
二是江北VS江南。
江北都督府方面，訴求更加前衛，他們要求獨立建省，理由很簡單：江北在江蘇省內的地位一直被無視。江北都督蔣雁行吐槽說，以前江蘇省諮議局開會，會場中竟然都講吳語，江北人士根本聽不懂，導致有關江北的議案十有八九通不過。
看來，江蘇省內的江南中心主義，一直讓江北人很不爽。南北之間注定還有大事要發生。
三是南京VS蘇州。
誰是江蘇省的一哥？長期以來，這兩座城市就互相較勁，互不相讓，以致辛亥革命後短短的時間內，省會在蘇州和南京之間轉了兩圈。連程德全都一度非常鬱悶，直接找莊蘊寬代理都督，自己跑到上海「養病」去了。
兩城爭執不下，輿論看著幹著急，紛紛建議超脫寧蘇之爭，讓鎮江來當新省會吧。這個建議當時沒有回響，但十幾年後竟然成為現實。
如今，在網路上，全國最愛內鬥的省份排名中，江蘇永遠排在第一位，甚至得一別名「大內鬥省」。
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不單單是網民的調侃，而是有某種深刻的歷史根源。
▲江蘇幾個城市區位圖，下文將會反復提到。
一
康熙初年，江南省拆分為江蘇、安徽兩省之後，就給江蘇內部的地域之爭埋了一顆雷。
按照慣例，自元朝建立行省制度以來，一個省一個省會。但江蘇省卻出現了「雙省會」格局：江寧（南京）和蘇州。
乾隆二十五年（1760），原寄設於江寧府的安徽布政使司遷走後，清廷在江寧府增駐江寧布政使司，與駐蘇州府的江蘇布政使司並存。
這樣，江蘇一省之內，分成兩個區域管轄：江寧、淮安、揚州、徐州四府，以及海州、通州兩個直隸州，歸江寧布政使司管；餘下的蘇、松、常、鎮四府和太倉州，由江蘇布政使司管。
對於這種怪異的「雙省會」制度，清朝最高主管人一直也是默認的。乾隆曾得意地說，他下江南的政績之一是給江浙兩地蠲免了三成的賦稅，尤其是「省會駐蹕之地，加恩更宜優渥」，然後他點了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省會的名。
一直到清末，人們仍習慣稱江寧為「江南省城」，蘇州為「江蘇省城」。
細究起來，清朝在江蘇設立「雙省會」其實別有深意：
南京扼長江、控南北，虎踞龍蟠，且為明朝故都，在政治上、軍事上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蘇州的優勢則更多體現在經濟上。明清兩代，蘇州一直是長三角的經濟核心城市，整個長三角的商業物流網路均圍繞蘇州展開，地位類似於後來的上海。直到1843年，蘇州仍是僅次於北京的全國第二大人口城市。江南財賦的穩定征收，關係帝國的正常運轉，而為保證江南財賦的穩定，蘇州是重中之重。經濟地位的重要性，反向傳導並提升了蘇州的政治地位。
此外，將蘇州設為省級政治中心，可以對南京所在的上江地區進行權力牽制。這是清廷玩區域權勢平衡術的一種策略。
1860年代以後，受到交通樞紐轉移和太平天國戰亂的雙重影響，蘇州的經濟地位被開埠僅十多年的上海所取代。尤其是太平天國期間，蘇州等地的大量官員、紳商、士人與普通勞力者紛紛避往上海，促進了人才、資金和勞力力在上海的聚集。至此，長三角中心城市由蘇州移至上海。
歷史上，上海曾被稱為「小蘇州」，到了20世紀初，蘇州反過來被稱為「小上海」。
▲蘇州曾經力壓上海，全國人口排第二，僅次於帝都北京。
二
辛亥革命催生新時代，已經失去經濟霸主之位的蘇州，亟需抓住江蘇省會的帽子，才能確保不會在政治上同步陷落。
不過，在兩江總督駐地南京被蘇浙聯軍攻克後，程德全立即決定將蘇軍都督府遷往南京，想做真正的江蘇都督。這表明在江蘇頭面人物的心目中，南京的政治地位仍然高出蘇州半截。
蘇州本地紳商擔心蘇軍都督府遷走後，在寧蘇之爭中處於下風，因此極力活動，希望保住江蘇政治核心城市的地位。加上程德全移駐南京後，蘇州發生兵變，秩序大亂，蘇州商民呼籲江蘇都督回駐蘇州。
此時，程德全在南京遭遇了身份的尷尬。致力於江北獨立的江北都督府的出現，使得他這個江蘇都督變得有名無實；與此同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決定設在南京，這樣南京成為首都，江蘇都督也無法在南京繼續待下去了。
程德全一怒之下，讓莊蘊寬代理江蘇都督，自己跑到上海「養病」去了。沒過多久，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以「蘇州事務甚繁」為由，命令莊蘊寬移駐回蘇州。莊蘊寬於是回到蘇州，整頓秩序，蘇州又成了江蘇省會。
至此為止，經過寧蘇雙方的博弈，一個成為民國首都，一個成為江蘇省會，堪稱各得其所。
但緊接著，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且拒絕南下任職，北京遂取代南京成為民國首都。作為立法機構的江蘇省議會這時強烈支持南京做江蘇省會，並強調一省只能有一個省會，要求江蘇都督莊蘊寬趕緊回南京。
蘇州紳商當然極力反對省議會的決定。在此情況下，莊蘊寬突然宣布辭職，程德全再度被任命為江蘇都督，並回蘇州主持大局。
就像我在文章開頭所說，當時的江蘇出現多個都督府和軍政分府，由於各方矛盾調解不下，南京臨時政府立法院一度想將江蘇劃為三個省。
袁世凱上台後，以南北統一為號召，不希望各省的分裂導致全國的分裂，因而堅持裁撤江蘇省內各個地域山頭：滬軍都督陳其美想做江蘇都督，不被江蘇省議會接納，最後由袁世凱安排了民國工商總長一職，總算化解了矛盾；袁世凱派人到揚州，以中央撥餉30萬為條件，讓徐寶山自動取消了揚州軍政分府……
在袁世凱的努力下，江蘇終於漸趨統一。程德全亦順應大勢，從蘇州再次移駐南京。蘇州在與南京的省會之爭中，最終落敗。
清代以來的江蘇「雙省會」制度，落幕了。
▲袁世凱對江蘇的統一，堪稱居功甚偉。
三
但是，江蘇的麻煩還沒完。
在寧（南京）蘇（蘇州）合一、南京被確定為江蘇唯一省會的背景下，江北問題就顯得十分刺眼。
辛亥革命過程中，蔣雁行等人在江北成立江北都督府，與江南相抗衡，意欲從江蘇獨立出來設省。這既是當時革命大環境的影響，也是江北、江南畛域之分的必然結果。
無論是地理、語言還是文化，江北與江南均差異甚大。用蔣雁行的話來說，江北江南強行揉為一省的結果是，江北人士在吳語當道的全省會議上毫無存在感，導致文化上處於弱勢的江北，利益常常被無視。
寶寶心里苦啊，所以江北人多數不願附和江南。江南人則把江北當成了文化與族群鄙視鏈的底端。
江北、江南分省的提議由來已久。最晚在太平天國被鎮壓後，就有官員鑒於戰爭期間江南江北存在文化隔膜、呼應不靈的弊端，建議變通江蘇省區劃，在江北、江南分別設省。這個建議遭到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反對，遂作罷。
到了1904年，正值清末新政改革，江蘇著名紳士張謇上書朝廷，建議在徐州設省。
張謇的建議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視。從加強控制蘇北的目的出發，清政府決定改漕運總督為江淮巡撫，正式設立江淮行省，省會定在原漕運總督的駐地清江浦（今屬淮安市），轄區則包括原江寧布政使所轄四府、二直隸州。
從張謇上書，到江淮省成立，僅用了一個半月時間。不過，這次蘇淮分省卻遭到了江蘇籍官員，包括張謇本人的強烈反彈。
張謇認為江淮省的設置與自己提議的徐州設省建議大相徑庭，簡直是「非驢非馬」，十分失望。一幫江蘇籍的頭面人物也出來發聲反對，指出蘇淮分省後，江淮失去蘇松的富庶，轉為貧，而江蘇則失去淮徐的地形，轉為弱，對兩省都是失分的決定。當然，他們最擔心的是，江淮貧瘠，分省後劃江而治，盜匪流寇將對江南發起財富劫掠。
在各方的反對下，江淮省僅存在不到三個月便宣告「壽終正寢」。由於存在時間太短，絕大多數江蘇人都不知道江蘇省曾被一分為二。
僅僅七年之後，清江浦又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設立了江北都督府和江北議會，要求江北單獨設省。
江北各縣連發通電，呼籲社會各界支持江北分省。江北都督蔣雁行與江北議會均強調，江北在前清時代一直受到蘇屬人士的輕視和漠視，導致江北人的權利與江南人極不平等，這是「江北列祖列宗之恥」。號召江北人一起努力，爭取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對於江北的分省要求，急於重建中央集權的袁世凱當然不會接受。他說，假如江北分省成功，浙江、河南等省紛紛效仿，那國家怎麼辦！
隨後，袁世凱電令蔣雁行到北京，另有委任，並裁撤掉江北都督府，歸江蘇都督管轄。蔣雁行只得表示服從。
消息傳來，江北民眾團體「異常憤激，紛紛集議，擬以死力爭 」。他們還請江北人張謇出面主持分省之議，結果，張謇不僅不支持分省，還通電指責蔣雁行。所以，許多人罵張謇是「破壞江北大局之罪魁」。
實際上，出身海門的張謇，並不認為自己是「江北人」。在他的觀念中，鹽城、阜寧、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門、啟東乃至整個南通、泰州地區，都不能算「江北」。就像今天，對蘇北人的歧視，在江蘇、上海形成了層層鄙視鏈，每個地方都想甩掉這個標籤，不想自己的家鄉被標註為「蘇北」。
最終，江北各界人士進京請願無效，分省希望破滅。
當時人指出，江北難以獨立成省的原因之一，是地方貧窮，獨立後在財政上無法自立。說到底，一切遭歧視、被無視的根源，還是因為窮！
這種基於貧窮的地域歧視，一直延續至今。
▲張謇曾建議徐州設省，結果引來清政府設立江淮省。
四
時間流轉，到了1927年。隨著北伐成功，出身南方的革命者蔣介石，決定將首都從北京遷回南京，並將南京單列為特別市。
如此一來，江蘇需要重新選擇一個新省會。
可惜的是，這次，蘇州並非新省會的必然選擇。1928年7月，江蘇省政府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省會選址問題。在對省內適合做省會的各地區進行比較後，與會者9人進行投票。
投票結果顯示：鎮江6票，揚州2票，蘇州僅得1票。
「黑馬」鎮江一舉勝出，被定為江蘇省會。從1929年2月省會遷至鎮江，到1949年4月國民黨敗退撤離，鎮江作為省會的時間跨度達20年，除去中間日軍侵華淪陷8年、省會流離搬遷，實際作為省會12年。
史學家認為，這是鎮江自六朝以來歷史上政治地位最高的時期。
▲鎮江的政治地位高峰，出現在民國時期。
那麼，名不見經傳的鎮江，為何能夠擊敗蘇州成為新省會呢？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加分項，是鎮江的區位優勢。
鎮江與南京相距甚近，南京被定為首都後，臨近南京有利於行政聯繫，便成為一個極大的優勢。另一方面，相比偏居江蘇東南角的蘇州，鎮江的位置相對居中，更有利於管控離心力強的江北地區。
至此，民國江蘇兩次換省會，蘇州在交通、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均占上風的情況下，兩次落敗。其失意程度不亞於宣稱被蘇州人漠視的江北人，同是天涯淪落人。
在政治上玩不轉的蘇州，發展出一套強勢的經濟與文化鄙視鏈，把南京狠狠鄙視了一通。依此而下，江蘇省內以江河、語言、文化、飲食、經濟等不同標準，構建出一條條錯綜複雜的鄙視鏈。
而這條鄙視鏈的最頂端，則是早已從江蘇分出去的大上海。自視高貴的蘇錫常，與上海之間仍隔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難怪昆山人要顯擺說：蘇州跟我們有半毛錢關係？上海那才是前世今生啊。
▲五花八門的蘇北標準，圖片來自大象公會。
五
1949年6月底，江蘇全境解放。
由於蘇北是老解放區，蘇南是新解放區，遂以長江為界劃分為蘇北和蘇南兩個省級行政公署區。兩個行署區的駐地分別為泰州（後移駐揚州）和無錫。這表明民國初年江北人爭取的分省，此時又短暫地成為了現實。
1952年11月，撤銷蘇南、蘇北行署區，合併成一個省，恢復江蘇省建制，省會臨時定在鎮江。
兩個月後，南京從直轄市改為江蘇省轄市，並再度成為江蘇省會，一直到今天。
▲民國時期，江蘇省會遷移示意圖。
歷史照進現實，而一切現實，均有歷史可循。
上海如今是長三角乃至整個中國的經濟核心，雖然早與江蘇沒了行政管轄關係，但有這麼個巨無霸在身邊，大半個江蘇都被它的光環所籠罩，無可逃避。
江蘇省內，清代的兩個省會各自得到一種優勢。蘇州在經濟上一直diss南京，發展成為江蘇經濟一哥；而南京在政治上始終高出蘇州半截，彼此間也是一種必要的牽制。
失去了省會地位的鎮江，早已泯然眾人。除了被省內其他地方調侃為「賣醋的」，實在沒有更大的亮點。
當年張謇提議設省的徐州，卻依舊有低調的魄力。整個民國期間，許多專家學者孜孜不倦地從不同角度論證徐州設省的可行性，雖然多未實行，但這一塊區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到1986年，蘇、魯、豫、皖四省接壤地區18個地市成立淮海經濟區，徐州客觀上成為南京以北、濟南以南、連雲港以西、鄭州以東這一地區的中心城市。
由於長期存在的江北、江南分隔，一直到現在，官方與民間都曾在不同時期談論江蘇遷省會的可能性，以解決蘇北被冷落的問題。有學者提出，揚州或淮安區位適中，或許是新省會的最佳選擇。
但是，不管江蘇各地如何「內鬥」，有一點必須肯定：作為全國第二經濟大省，它的發展均衡性比起全國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簡直不要強太多。江蘇13市，全部上榜全國百強城市，而廣東還有一半的城市在百強之外懸著。
▲華頓經濟研究院發布2018年中國百強城市排行榜，江蘇13個城市全部上榜：蘇州第7名，南京第11名，無錫第16名，南通第22名，常州第29名，徐州第40名，揚州第45名，鎮江第51名，泰州第55名，鹽城第56名，淮安77名，連雲港第92名，宿遷第98名。
又團結又鬥爭，又親密又鄙視，鬥完了並肩建設經濟，這樣的江蘇才真的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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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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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忠：《嬗變與轉移：近代長江三角洲城市體系之雛形（1842-1895）》，《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3.何一民、范瑛：《從府城至省會：清代蘇州行政地位之變遷》，《天府新論》，2009年第5期
4.紀浩鵬：《寧屬還是蘇屬：辛壬之際江蘇省會之爭》，《江蘇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5.周育民：《辛亥革命時期的「江蘇統一」——兼論辛亥革命時期的蘇滬行政關係》，《史林》，2002年增刊
6.鎮江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民國江蘇省會鎮江研究》，江蘇大學出版社，2010年
7.李巨瀾：《辛亥時期「江北分省」問題探略》，《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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