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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日本對韓國、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擴張、殖民，給亞洲各國人造成了深重的災難，犯下累累罪行。現在距日本徹底失敗宣布投降已七十多年，但其對戰爭責任等問題仍不能正視，不能對其發動殖民侵略的行徑深刻反省，真誠謝罪。時至今日，日本的某些主管人對待這場兇殘可恥的侵略戰爭仍百般狡辯，不肯正視。日本首相安倍甚至妄言，「學術界和國際上都未對侵略做出定義。其定義會因國與國關係中各國所處的立場而有所不同」（李小飛：《安倍拋「侵略無定義」論調韓專家批其沒常識》；《安倍不否認日本曾侵略中國曾辯解侵略定義未定》，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15日）。而且，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加強軍事力量，並在力圖謀求修改和平憲法，欲恢復國家發動戰爭的權力。近一年來，日韓間關於「慰安婦」問題發生的交涉，以及日韓勞工賠償案的再起波瀾，且兩國間的矛盾繼續演進，擴展至兩國間的經濟貿易問題。
日本天皇在議會宣布投降。
對與日本戰後在反省侵略歷史問題上難以令人滿意的表現，人們往往從日本的歷史發展中去尋找一些原因。
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危機意識比較強烈，在謀求擴張的過程中形成好鬥黷武、倨傲自尊、頑固不化的武士文化，其歷史上宣揚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後裔，鼓吹「皇國精神」「皇國之道」，應該統治世界，這種文化傳統主導著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使其缺乏理性的反思和懺悔的精神。近代以來，日本經過明治維 新髮展強大起來後，對外擴張侵略的野心隨之膨脹，侵占朝鮮，吞並琉球，割走中國的台灣，又侵占中國東北作為其殖民地，扶植傀儡政權，進而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欲征服中國，以至東南亞地區，建立一個由日本統制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雖然可恥地戰敗，但其內心並不服輸。
此外，當年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失敗後，由於種種原因，並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和處置，也是導致當今日本人在反省侵略戰爭問題上持此種態度的一個歷史原因。日本戰後由美國單獨占領，按照「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方針實施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遠東國際法庭也對日本的主要戰犯進行了「東京審判」。但出於冷戰的需要，美國的占領政策由懲治打擊轉向支持袒護。受到審判和處理的戰犯人數僅有5000多人，其中甲級戰犯僅28人，這28人中只有7人被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判處絞刑。1950年前後，美國占領當局釋放了服刑未滿期的各級戰犯，對右翼軍人、官僚及財閥的整肅也中途停止。這些戰犯、右翼軍人中的一些人重返政府與軍隊，甲級戰犯岸信介竟自1957年起連任內閣總理大臣。此外，美國占領當局部分保留了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和精神支柱的天皇制度。1957年，美國在排除中國、蘇聯等戰勝國的情況下，與日本簽署《對日講和條約》，幾近終止了日本戰爭賠償（張景雲《日德兩國不同的二戰史觀述論》）。上述種種情況，影響著戰後日本社會的發展，影響著日本人對其所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深刻的反省，並埋下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禍根。
日本之所以在戰後反省問題上做如此表現，其思想上的根源亦應予考慮。日本有所謂「恥感文化」，其「恥感文化」的一個特質是不知則無罪。《日本文化中的惡與罪》一書的作者中村雄二郎指出，在日本的恥感文化中，即使自己所做的是惡劣行為，只要不為他人所知，就沒有任何擔心害怕的必要，就不必感到不安，懺悔只是自尋煩惱。而認錯的恥辱會使他們自此再無法抬頭。另一方面，在恥感文化下，人們存在於相對的基準之中，即人們無法遵循一個絕對的道德水準。於是人們常常服從於群體內部的絕對力量，尋求內部的行為準則而忽視自我，走向非善非惡的價值判斷。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一書中，曾對西方的罪感文化與日本基於地緣性結合集團主義的恥感文化的差異做有分析。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劃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惡的世界」的，他們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惡力量鬥爭的舞台。正如人們所看到的，在東京審判中，包括高級軍官在內的日本軍人，在被問到其所犯下的種種大規模的屠殺罪行時，都說自己是執行上級的命令，而並不認為自己應承擔何種罪責。「非善非惡論」，其對外表現為恃強凌弱，而不認為是罪惡。在東京審判時，日本在美國的庇護下無視戰時受到日本侵略的亞洲人民的情感，美國則有意將審判的著眼點引向與美國相關的戰犯，結果是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731部隊的頭目竟免於追究責任。
再者，日本在戰敗後官方提出所謂「一億總懺悔」理論，認為軍、官、民等全體日本人都必須徹底反省和懺悔，稱其為日本再建和國內團結的第一步。「一億總懺悔」將日本戰敗的原因歸結為日本國民道義的頹廢，從而將責任轉嫁到民眾身上，讓全體日本國民共同承擔戰爭責任，其實質上是推卸天皇的戰爭責任，也否認日本國家的戰爭責任。而且，其根本目的在於偷換「戰爭責任」與「戰敗責任」的概念。偷換概念之後，所謂「責任」並非是日本發動殖民侵略戰爭給其他國家造成災難而需要承擔的責任，而變成為沒能打贏「大東亞戰爭」而落得「悲慘命運」的責任。「一億總懺悔」還使得戰爭發動者與執行者的罪責被稀釋而不認罪，不反省；而那些直接或間接參與戰爭，曾為「大東亞共榮圈」搖旗吶喊的普通民眾，更是隱匿於「總懺悔」的龐大人群中而不為自己的國家犯下的侵略罪行和自己的參與而感到絲毫的悔意。其結果是，「一億總懺悔」事實上變成了「一億不懺悔」（彬生：《透視日本扭曲的歷史觀》）。
裕仁天皇停戰《詔書》手跡。
而且，就在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的《終戰詔書》中，只提到與英、美「交戰四載」以來的戰爭，而絕口不提十數年來對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瘋狂侵略和可恥的失敗，而侈談什麼戰爭「實亦出於庶幾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且「對於始終與帝國協力共圖東亞解放之各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也就是說，《終戰詔書》並不承認對中國與東亞各國罪惡的殖民侵略，而繼續堅持把東亞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陳詞濫調。其後「一億總懺悔」的偷換概念與《終戰詔書》中的無恥詭辯，其邏輯如出一轍。
子安宣邦（曾任日本大阪大學教授、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則分析了其思想上的另一個根源。子安宣邦指出，明治維新實際上是日本國家在強力推動現代化，文明和專制合二為一，到了昭和時代，「脫亞入歐」轉而為「脫歐」，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現代的超克」理論風靡日本。所謂「超克」就是要超越和克服歐洲模式的現代化，探尋屬於日本和亞洲的獨特的現代化道路，實際上正是「為侵略戰爭尋求合理解釋催生了這份對‘獨特道路’的理論構建」。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英宣戰，舉國歡騰，「甚至那些戰後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也發表過熱情讚頌的和歌」，對外擴張侵略的戰爭被美化為將亞洲從歐美主導的世界秩序中解放出來的「聖戰」，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現代的超克」是日本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思想結構」。在談到為何「對英美宣戰讓日本舉國上下由衷喜悅」的問題時，子安宣邦教授認為，日本稱「七七事變」為「支那事變」，為什麼稱「事變」而不是「戰爭」？「因為日本內心深處認為這是一場沒有理由的戰爭，實質是侵略……對英美的戰爭打響，大多數日本民眾終於得到了對開戰‘爭議性’的確認，以前的鬱悶一掃而光。」（石巖：《「戰後日本要從批判戰前日本的思想體系出發」：子安宣邦對日本歷史的反思》，張秀閣譯）。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是以如此虛妄、詭譎的思想理論支撐，發動侵略中國和亞洲的戰爭。經過對日本這段歷史的反思，子安宣邦提出，「戰後日本要從批判戰前日本的思想體系出發」。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林少陽教授稱子安宣邦「在日本學界是個異數」，看來子安宣邦教授的這種思想認識要為更多的日本人所接受或還需假以時日。
今天，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時候，我們尤須銘記歷史，認清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嘴臉，認清其戰後之所以如此「反省」的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防止罪惡戰爭歷史的重演，維護世界和平。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作者：西林
編輯：
王富聰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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