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冬談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的整理與研究

白玉冬（蔣立冬繪）

白玉冬，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教授，2010年3月畢業於日本大阪大學，主要從事中古時期內陸亞洲歷史語言與出土文獻、碑刻研究，擅長解讀古代突厥如尼文與回鶻文文獻。2018年8月，白玉冬教授曾組織「蘭州大學胡漢語碑刻考察團」，赴蒙古考察「草原絲綢之路」東段胡漢語碑刻，並先後舉辦了「絲綢之路民族歷史語言研究工作坊」與「草原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工作坊」。此後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蒙古國立大學歷史學系達成「蒙古高原碑文合作研究協議」，計劃在未來數年間對蒙古境內相關碑刻題記展開合作研究。作為「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與研究——以胡語和境外碑志為對象」項目的首席專家，白玉冬教授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對一項目的緣起、研究團隊與學術意義做了介紹。此次訪談蒙羅新教授大力襄助，謹此致謝。

採訪︱鄭詩亮

您現在正在主持的學術項目，是「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與研究——以胡語和境外碑志為對象」。能否請您談談這個項目的緣起？

白玉冬：自有「華夷之辨」的春秋時期以來，大陸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以華夏為核心，眾多兄弟民族先後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泛起陣陣漣漪。簡言之，是中華大地上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共同締造了偉大祖國的璀璨歷史。

北朝隋唐，縱跨六個世紀，是中國歷史由分裂割據轉向統一團結的特殊階段。此前移入中國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漸次華化，降至唐代已經與華夏融為一體。北朝、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權的強盛，進一步促進中亞的商業民族粟特人移居東方。他們或從事商業貿易，或開辟殖民聚落，或入伍從軍，有唐一代最終成為華夏的一員。伴隨著唐朝的興盛與衰退，高車、突厥、吐蕃、回鶻、吐谷渾等等民族或部族，掀起新一輪內遷熱潮。北朝隋唐時期活躍在中國周邊的原本操不同語言的上述不同地域出身的民族、部族、人物的發展軌跡，本質上來說是一部兄弟民族從接觸、認知、感受，發展到消化、吸收、認同華夏文化、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直接記錄這些人物生平的大量的胡漢語墓志銘等碑刻材料，可以為我們研究這段民族交融的歷史提供鮮活的第一手資料。

隋唐帝國的興盛，進一步促進了東西南北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東來的粟特人，不僅帶來了三夷教，而且還為北方草原帶來了粟特文，甚至婆羅米文。依據學術界現階段掌握的材料而言，這一時期粟特文、婆羅米文與漢文一同成為了北方兄弟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而且，唐代，突厥、回鶻、黠戛斯、突騎施、葛邏錄等北方兄弟民族或部族以及西南兄弟民族吐蕃開始利用本民族文字（古代突厥魯尼文、古藏文等）書寫自己的語言。在漠北草原、葉尼塞河流域、阿爾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地區，他們留下大大小小總計約三百五十方（條）碑刻題記。其中包括墓志銘、記功碑、題記、金文等。其內容，或記錄他們與唐朝等周邊地區之間的交往，或描述他們自己的歷史和樸素的生活。另外，內蒙古、西安、新疆等地也留存有一部分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刻寫等歷史遺物。

呼和浩特白塔回鶻文題記

我們知道，鼎盛時期的唐朝，勢力西及中亞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並建立起有效統治。在研究隋唐時期中國西部和北部邊疆歷史問題時，上述民族碑志所蘊含的史學價值，不遜於漢籍等傳統文獻。由於一些特殊原因，關於上述民族碑志，尤其是相關古代突厥魯尼文、粟特文、婆羅米文碑志，我們國內的研究落後於歐美和日本學術界。目前，國內學術界缺乏一套關於這些民族碑志文獻的綜合性整理成果。我們的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為了填補這一空白。

這個項目的副標題叫「以胡語和境外碑志為對象」，為什麼選擇這樣的研究對象？

白玉冬：北朝至隋唐，時間跨度長達六百年，地域廣闊，民族紛雜，多種語言文字交集並行，民族碑志數量龐大。我們認為，在長達四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北朝和隋唐分屬不同的發展階段。北朝，雖然結束了漢末以來中國北方的長期割據狀況，但後來又分化成東西兩大派別互相敵對。此種分裂局面，致使北朝在與北方草原的柔然汗國及其繼承者突厥汗國之間的較量中並未占據優勢。不論在軍事支配性方面，抑或在思想統治性方面，北朝尚不能稱之為強盛中國之代表。隋朝上承北朝，下啟唐朝，結束了中國的南北割據局面。唐朝接受隋朝衣缽，治國典章制度等均取自隋朝。故，學術界通常把隋代和唐代視作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階段。隋唐是中國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中國傳統「天下一統觀」再次獲得強化，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

在推進「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與研究」工作時，初唐以前的境內漢文墓志銘難以嚴格劃分時代界限。不過，境外漢語碑志和境內外胡語碑志主要集中在隋唐兩代。「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與研究」題目寬泛，是個龐大的課題。我們加上副標題「以胡語和境外漢語碑志為對象」，是本著課題設計不宜過於寬泛，避免大而全的原則，是為凸顯隋唐時期華夏和周邊兄弟民族之間的互動和影響關係，是為揭示傳統中國「天下一統觀」重新獲得強化之進程。我們將致力於通過對這些民族碑志的整理與研究，促進構建中國特色歐亞大陸歷史話語體系，進一步增強和提高大陸學者在相關學術領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您所要研究的這些胡語碑志有哪些主要內容，研究團隊的人員構成和分工情況是怎樣的，能請您介紹一下嗎？

白玉冬：我們的主要研究對象胡語碑志，按文字包括突厥魯尼文、回鶻文、吐蕃文、粟特文、婆羅米文，語言涉及古代突厥語、古代藏語、古代蒙古語和粟特語。其中，突厥魯尼文碑志包括漠北草原組、葉尼塞組、阿爾泰山-天山組、境內組。漠北草原組主要屬於後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葉尼塞組屬於黠戛斯汗國，阿爾泰山-天山組主要屬於葛邏錄和突騎施，境內組屬於突厥和回鶻。

漠北草原組包括著名的後突厥汗國暾欲谷碑、闕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闕利啜碑，回鶻汗國希內烏蘇碑、塔里亞特碑、特斯碑、九姓回鶻可汗碑等，以及其他中小型碑銘刻寫題記，現有數量總計約一百方（條）。葉尼塞組是指葉尼塞河上遊地區出土的墓碑刻寫與金文，總數約一百四十方（條）。阿爾泰山-天山組主要由巖壁上的刻寫題記構成，總計約一百三十條。境內組主要包括內蒙古達茂旗查幹敖包刻銘，西安出土回鶻王子葛啜墓志，新疆吐魯番雅兒湖千佛洞第五窟題記和北庭題記，和田出土木牘文等。回鶻文碑志主要是蒙古西部發現的烏蘭浩木碑文。吐蕃文碑志包括石碑和摩崖石刻，總計約有二十餘處。其中最重要的碑銘有桑耶寺碑、拉薩雪碑、桑耶寺碑、瓊結橋碑、工布刻石、諧拉康碑西碑、諧拉康碑東碑、噶迥寺建寺碑、墀德松讚墓碑、唐蕃會盟碑、楚布寺碑等。吐蕃文碑志涉及祈願、盟誓、紀功、墓志等多種題材，內容豐富，涵括政治、佛教、外交等各個方面。粟特文碑志主要包括北周史君粟特與漢文墓志銘、深圳博物館藏北周遊埿埿盤陀夫婦粟特與漢文墓志銘、隋代漠北布古特碑和新疆昭蘇縣小洪那海石人碑銘、唐代《九姓回鶻可汗碑》等刻銘材料。婆羅米文碑志主要是隋代漠北慧蘇圖魯蓋碑文。

暾欲谷第一碑

葛啜墓志

我們團隊核心成員均由國內重點高校從事「冷門」、「絕學」研究的專業教師構成，分工明確。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丁教授主攻中亞古代絲綢之路文明史、歷史文獻學，負責粟特文碑志的整理與研究。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朱麗雙教授從事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獻的釋讀與研究、藏學及古代於闐史研究，負責吐蕃文碑志的整理與研究。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吐送江·依明副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古時期西域歷史語言，精通英語、土耳其語、德語等外語，以及古代突厥魯尼文、回鶻文、察哈台文、粟特文、婆羅米文等研究用語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熱孜婭·努日副教授師從耿世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突厥碑銘文獻和回鶻文文獻。我本人和吐送江、熱孜婭二位共同承擔突厥魯尼文和回鶻文、婆羅米文碑志的整理與研究。

考察暾欲谷碑

關於中國歷史，有「征服王朝」理論和「新清史」等不同的學術話語，而您提到，這次研究有助於在前兩者之外，提出一個新的「華夏化」的觀點，能請您詳細談談嗎？

白玉冬：美國學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論，在歐美日韓學術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魏特夫將中國歷史朝代分成兩類：一個是漢族建立的朝代，另一個是由中原四周長期交流融合的少數民族（草原遊牧民族和森林漁獵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其中後者又根據漢化程度不同細分成「滲透王朝」與「征服王朝」。前者如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北族割據政權和北朝、後唐、後晉、後漢與北漢等，後者如遼朝、西夏、金朝、元朝與清朝。他強調後者鑒於之前滲透王朝各族的先例，在漢化的同時，刻意維護自身文化。當前學術界爭議焦點「新清史」的理論基礎，本質上來說與「征服王朝」相通。與此針鋒相對的是，國內部分學者主張的「漢化」，即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無一不是漢化，最終融合在漢文化之中。如遼代的賑災行動、廉政建設、謚號的使用等，就往往被這些學者歸結為契丹人的漢化與儒家思想的影響。從民族整合、國家認同的視角出發，此類研究成果累累，當然可喜可賀。筆者同時發現，從事此類研究的部分人員，往往忽視對民族語文獻的注意，甚至於對漢文史料的甄別理解也多有困難，缺乏依據不同類型史料的立體性思維。從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歸納出一個前瞻性很強的眾所周知的結論，不免有歷史唯心主義思想的表現之嫌。

「新清史」也好，「征服王朝」也罷，自然有其局限性。原因在於歷史上的這些王朝是建立在中國本土，王朝創建者的DNA大多流淌在當代中國諸多民族的血液中。而且，這些王朝創建之前就已經與漢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千絲萬縷的關係，部分征服者主動吸收華夏文明。毋庸置疑，此點很難以「征服」二字一言以蔽之。不過，如果我們只是關注強調、一味探尋統治階層的漢化，恐怕與「征服王朝」理論之間永無平等的學術對話。羅新教授在《黑氈上的北魏皇帝》等論著中提倡北朝是個復合型社會，既有北族的色彩，又有華夏的影響，北朝社會尚未完全融合。記得《遼史》明確記錄，契丹人建立的遼王朝有「北面官」和「南面官」兩種不同的統治體系。我以為這些都可以為我們的研究起到啟示意義。

我們知道，在東方，在大漠南北，粟特人表現出了極大的融通性，甚至於寄生性。他們在中原內地最終的結局無疑是漢化，但關於其入華之後不同階段漢化的進展程度，學術界關注度不足。相比草原部族，粟特人更早享用文字文化，兼備多種宗教信仰，且善於經商，文明程度無疑更高。粟特人在東方融入華夏的進程，對討論北方民族與華夏之間的融合問題有著很大的借鑒意義。結合相關粟特語出土文獻和漢文碑志，我們已經大體掌握部分粟特人經歷接觸、認知、感受、消化、吸收的過程，最後認同並融入華夏文化之中。這種進程是否適合於北朝鮮卑直至後來的諸多北方民族？這需要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回歸本位，了解史實，辯證地剖析。借用沈衛榮教授之言，「歷史研究需要把歷史故事放回到其本來的語言的、社會的和歷史的語境中來考察，以充分揭露歷史的獨特性、豐富性和複雜性……只有這樣，歷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對我們今天理解和解決現實政治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衝突有所啟發和幫助。」在批判「征服王朝」理論的同時，不拘泥於單純的「漢化論」，在「征服王朝論」和「漢化論」之間探尋一個新的「華夏化＞漢化」觀點——此路是否可通，值得我們深思。

您在開題報告中也談到，這次研究有助於「重新構建以隋唐為主導的‘天下一統觀’歷史進程」，對此我們應該怎樣理解？

白玉冬：前面說過，以華夏為核心，是中華大地上的五十六個兄弟民族共同締造了偉大祖國的璀璨歷史。中國歷史上的眾多民族，都是我們的兄弟民族。兄弟之間鬧分家、吵嘴仗，這些都是正常現象，但歷史主流是和諧共處。盛唐疆域西及中亞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唐朝曾在這些地區建立起有效統治。當時，漠北鐵勒諸部奉唐太宗為「天可汗」。此後，雖然復興的後突厥汗國間或對唐朝陽奉陰違，但回鶻汗國出兵助唐鎮壓安史之亂，與唐朝結成「兄弟之約」、「甥舅之好」，二者共同譜寫出民族團結的壯美篇章。西南兄弟民族吐蕃與唐朝歷史密不可分，二者結為姻親，亦曾發生戰爭。初期是貞觀年間和好關係的建立及迅速發展時期，中期是雙方在交往中互相依存、爭鬥中互相消耗，最終在長慶元年（821）做到會盟。在我看來，唐朝和吐蕃之間的關係，核心問題是作為後起之秀的吐蕃挑戰唐王朝的影響力和天下一統觀。雖然其過程錯綜複雜，但結論是以吐蕃的內亂告終。

關於821年的唐蕃會盟，日本學者森安孝夫曾提出是唐、吐蕃、回鶻三方的會盟之說。如是，這正表明通過該會盟，三方做到了大和解，是以唐朝為核心的「天下一統觀」的巨大發展。我們將立足於新視角，通過對民族碑志的整理，挖掘發現新材料，致力於構建這種「天下一統觀」的強化過程。

您曾經留學日本，師從森安孝夫教授，現在也正在翻譯森安教授的著作。能請您談談這段學術經歷對自己的影響嗎？

白玉冬：森安孝夫1981年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研究科東洋史學，擅長解讀突厥魯尼文、回鶻文、藏文，並精通英、法、德等多門外語，主要研究領域為敦煌西域歷史語言。自1984年起直至退職的2012年，他長期在大阪大學東洋史學研究室執教。在他引領下，大阪大學在最近二十年發展成為日本內亞史研究的重鎮。其培養的博士畢業生活躍在日本史學界，研究領域涵蓋敦煌學、蒙古學、突厥學、回鶻學等。包括擔任日本學術振興會博士後研究員期間在內，我一共受教近十年。

其間的收獲，第一在於利用他本人在蒙古采集的拓片和保管的圖片研讀突厥魯尼文碑文和回鶻文文獻。我出版的專著《九姓達靼遊牧王國史研究（8-11世紀）》（第六批《中國社會科學博士後文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也是我的博士論文，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就是突厥魯尼文碑文和回鶻文題記。回國以後，我長期開設古代突厥語課程。這完全是森安先生所賜。第二，記得他多次強調「歷史學者和語言學者的區別在於歷史學者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語言學者解讀完一份文書就大功告成，而歷史學者需要了解此種解釋的歷史背景」。他不僅言傳身教，還付諸實踐。敦煌西域出土文獻，不論是漢文、回鶻文、魯尼文，他曾經解讀的，一定要進行歷史背景的考述。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我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立足於對文獻的解讀和歷史背景的考察。此外，森安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如關於回鶻的西遷和北庭爭奪戰的考證等，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為國內外學術界所認同。總之，森安先生嚴謹的學風，給予了我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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