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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四年（1624年）夏天，福建沿海一帶並不比遼東太平。
荷蘭在澳門開辟東方市場，遭到葡萄牙人打擊，轉而派兵入侵澎湖列島，試圖迫使明朝政府開放門戶，雙方衝突一觸即發。
祖籍泉州的閩商領袖李旦，自告奮勇前往荷蘭軍中充當調停人，化解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福建當局之間的爭端。李旦周旋於兩國身邊談判時，身邊有個翻譯負責與荷蘭人交談，叫做鄭芝龍。
李旦左右逢源，經過其勸說，明朝同意對荷蘭開放部分貿易，準許閩商與荷蘭人互市，而荷蘭人則暫時退至台灣島另謀出路。
李旦，是一個亦盜亦商的福建海商，常在菲律賓、日本等地貿易，擁有一支強大的海上武裝，洋人稱他為「Captain China」（中國船長），特別霸氣。
李旦死後，鄭芝龍接管其主要生意，建立起自己的海上王國。三十多年後，正是鄭芝龍之子鄭成功出兵橫渡台灣海峽，驅逐荷蘭軍隊，收復台灣。
▲海濱風光（攝圖網授權）。
海者，閩人之田。
明清時期，富有冒險精神的福建海商在嚴厲的海禁政策下奮起反抗，縱橫中國東南沿海，以及東亞、東南亞各地港埠，形成一個久盛不衰的商人集團。
有學者認為，「從 16世紀到 19 世紀初的亞洲海域，似乎確曾存在過一個虛擬的福建人的海上商業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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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雲：「閩在海中。」
中國各大商幫都有自己的特色，晉商以票號發家致富，徽商靠鹽業賴以生存，閩商崛起的關鍵，在於海洋。
唐宋以後，隨著經濟重心南移，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許多福建人光靠農業已經難以為生，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女耕男商」、「儒商並重」的獨有文化，女性留在家中耕作，男性到外地經商謀生。
時人稱，當地「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廢著鬻財，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沖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
閩商的對外貿易條件並不優越。在中國的東南黃金海岸線上，福建不像廣東，珠江口正對著南海，有南亞、西亞商船穿過馬六甲紛至沓來。福建也不如浙江寧波，擁有得天獨厚的港口，每年有大批日本、朝鮮商品伴隨東北季風而來。
廣東、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碼頭收購海外商品，而閩商更多是靠出海貿易。
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代福建「漳、泉、福、興化（今莆田），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無論是豪商巨賈，還是平民百姓，紛紛造船下海經商。
▲泉州開元寺（攝圖網授權）。
宋朝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後，泉州港風檣鱗集，海舶穿梭，取代廣州成為宋元時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一躍成為東方第一大港。
有一次，大食商人蒲羅辛運載乳香到泉州，僅官府抽解得30萬緡。如此天文數字，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見慣。
由於閩商眾多，宋朝還特別規定，福建人要經營對高麗的海上貿易，必須擁有3000貫以上資產，並至少擁有兩艘帆船，可見當時閩商之富裕。
宋元以後，閩商的海外貿易網路遍布亞洲，東起日本長崎，西至馬來半島南端的馬六甲，日後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
新航路開辟之後，當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陸續來到東南亞時，他們發現，福建商人已經領先他們幾個世紀，甚至各地的貿易市場實際上也由閩商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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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閩商出海，為了等待季候風返航，常寓居異國他鄉，甚至久居數年，在當地娶妻生子，繁衍後代。
閩商船隊中有時還載有科舉落榜的書生、刑滿釋放的罪犯，或是朝廷的底層小吏。這些來自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僑居海外，久而久之，形成一支不可忽視的海外移民，深刻影響東南亞各國歷史。
11世紀初，僑居在越南的閩商後代李公蘊，在內亂中被推上王位，成為越南李朝的開國君主。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之後不少下海的閩人應邀在當地為官。
有一個叫徐百祥的讀書人，在科舉考試中屢屢落第，特意跑到越南謀求下崗再就業，上書說：「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
到了13世紀，越南陳朝的開國國王陳煚，也是一個福建人，在位期間還曾抵禦蒙古人的入侵。
經學者考證，李公蘊和陳煚祖籍都為泉州安海。
▲福建土樓（攝圖網授權）。
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年），下海經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稱華僑中的傳奇。
王元懋年少時在一座清真寺學了一點兒外語，就跟馬雲當年在杭州辦英語角似的，對海外各國略有了解。尤其是在聽了一門叫「南蕃諸國書」的課程後，他對南洋各國充滿向往，一激動下跟著老鄉們出海，走上人生巔峰。
由於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語，又能說會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頗得國王器重，國王還把一位公主嫁給他為妻。
在國外住了十年後，「海歸商人」王元懋帶著公主和萬貫家財，衣錦還鄉。
有錢能使鬼推磨，據南宋洪邁《夷堅傳》記載，王元懋回國後，以帶回來的財富為資本，組織了大批福建鄉親出海貿易，成為當時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還主動跟他攀親戚，可謂顯赫一時。
可見，閩商四海為家，自古就有僑居海外的習慣。有人說，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媽祖。直到清末，廣東籍華僑才超過福建人。
民國時，歷史學者張星烺曾造訪早已不復昔日輝煌的泉州，他發現很多當地人「亦不知（泉州曾為東方第一大港），今日尚能維持不致如邯鄲、洛陽之淒涼者，南洋華僑不忘故鄉之力也」。
據統計， 福建現有海外華僑1100 多萬人，分布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閩籍的港澳同胞約 120多萬人，閩籍台胞大約也有幾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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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認命，就是閩商的命。
明初，朱元璋一度實行海禁，推行官方朝貢貿易，禁止「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即便如此，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還是以福建為大本營，不得不依仗閩人先進的航海技術。
同時，朝廷加強對福建的統治，整頓軍備，大規模設置衛所、水寨，既為扼制倭寇入侵，也為鎮壓私自出海的閩商。
然而並沒有什麼用。
在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下，亦盜亦商的閩商從未禁絕「通海」行為，反而頻頻爆發反抗事件，所謂「海禁愈嚴，賊夥愈盛」，「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盜」。
他們或劫掠，或經商，通過經營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貿易，鬥志昂揚地走向世界，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佼佼者，在海洋文化退卻的時代捍衛中國海權。
有明一代，福建「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瀕海大姓私造艦，歲出諸番市易」，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商人最為活躍。
漳州的月港（海澄縣），成為走私商販集聚的一大都會，船舶趨風揚帆，「珠璣、犀牙、玳瑁、香、布之屬輻輳」，極為繁華，被譽為「小蘇杭」。
▲閩商主要活動據點（紀錄片截圖）。
海禁時期，一些膽大妄為的閩商將船只開到海上進行貿易，一旦被發現就和官兵拔刀相向，因此湧現了不少武裝海商集團。
明嘉靖年間，徽州人汪直屬下的海盜集團，其大部分成員是福建海商。汪直被朝廷斬首後，他們繼續在福建和粵東一帶沿海地區經營走私貿易。
明代海盜較為出名的還有明初的漳州人嚴啟盛。
據《明實錄》記載，景泰三年（1452年），海商嚴啟盛帶領下屬偷渡海外貿易，被漳州府逮捕入獄，以「通番」罪判處死刑。
嚴啟盛背後的合夥人鄭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獄的官吏，多次為哥們通風報信。在嚴啟盛被捕後，鄭孔目擔心受牽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破漳州監獄，與嚴啟盛下海為盜。
嚴啟盛越獄後，率眾抵抗官兵追捕，俘虜了都指揮僉事王雄，襲殺了另一個都指揮僉事杜信，橫行福建、廣東沿海數年。
在明朝大軍的追擊下，嚴啟盛集團南下香山（今中山、珠海、澳門、番禺部分地區），攻下香山守禦千戶所。最終在廣東沿海被明軍消滅，嚴啟盛兵敗被俘。
歷史學者徐曉望認為，嚴啟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經營走私貿易的這段時間，已使該地成為一個初步繁榮的港口，奠定了澳門興起的根源。一個瘋狂而行的閩商頭目，就這樣開啟了一個傳奇港口。
閩商對海上走私貿易的壟斷，從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馬溪事件中也可見一斑。
當時，倭寇猖獗，海禁愈嚴，一些葡萄牙人無法在九龍江江口與中國通商，於是私自來到詔安走馬溪一帶走私，漳州商人暗地里與他們交易。
時任浙江巡撫、抗倭名將朱紈，受命兼管福建福、興、建寧、漳、泉等處海道、提督軍務，朝廷專門派他來打擊沿海走私貿易。
朱紈得知消息，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喬和都指揮使盧鏜帶兵鎮壓走馬溪走私，捕獲葡萄牙人以及與他們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
這96名犯人本來罪不至死，可柯喬和盧鏜卻趁機吞沒他們的財產，將犯人全部處死，福建人一時大嘩。
朱紈攤上大事了。
正如《明史》記載：「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朝中閩籍官員紛紛上書彈劾，指責朱紈濫殺無辜。於是，朝廷將朱紈罷免，命其還籍聽候調查。
閩人對朱紈恨之入骨。經過朝廷審理，朱紈、柯喬和盧鏜都以擅殺之罪被定為死罪。按照明朝制度，初步擬定的死罪一般可以減免，待罪官員往往可以立功贖罪，後來柯、盧二人也都順利復職。
可朱紈認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紳，難逃一死，竟在家中吞藥自殺，臨終前悲憤嘆道：「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朱紈死後百年間，多有人為其喊冤。可明末的徐光啟評論道，朱紈清正剛果，冤則冤矣，但他處理此事未得其要領，未盡合事宜。
徐光啟知道，閩商貿易之潮流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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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商雖極富反抗精神，關鍵時刻也為朝廷所用。
明末清初，福建眾多勢力龐大的海商、海盜集團縱橫海上，以鄭芝龍為首的「十八芝」，在吞並李旦、顏思齊、劉香等海商集團後發展壯大，獨攬東南海貿易大權。
鄭芝龍出生於泉州，當地「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鄭芝龍受家鄉風俗影響，年少時就浪跡江湖，到澳門隨舅舅學做生意。後來到日本經商，娶當地女子為妻，生子鄭森，即鄭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史書雖記載鄭成功之母姓田川，但他外公翁笠皇其實是寓居日本的泉州人，而非日本人，只因定居日本才改姓。
▲鄭成功畫像。
鄭芝龍回國後下海為「盜」，其集團鼎盛時期，以福建安海（今福建省晉江市西南部）為大本營，擁兵數萬，船700艘，「城外市鎮繁華，貿易叢集，不亞於省城」。
鄭芝龍富可敵國，兵力強盛，聞名海內外。安海商人在海外的閩商群體中素有聲望，再加上鄭芝龍聲名顯赫，馬尼拉的華人富商一度被稱為安海人。
荷蘭人曾統計，當時中國人一年自中國輸出絲織品及其他價值黃金45噸以上的貨品，其中三分之二為一官（鄭芝龍）及其盟黨所有。
崇禎元年（1628年），晚明動蕩之際，鄭芝龍在軍力完全占優勢的情況下接受明朝招安。此前一年，他的船隊曾攻打廈門港，將明朝福建水師的「九十餘只兵船付之一炬」。
接受招撫後，鄭芝龍被授為福建防海遊擊，成為明朝的水師軍官，其部下也成為福建水師主力，並在清軍入關後，隨南明朝廷參與抗清鬥爭。
1645年，南京弘光政權覆滅後，鄭芝龍兄弟在福州奉唐王朱聿鍵為帝，改年號隆武，鄭芝龍被封為南安侯。隆武政權本質上是一個由福建海商和士大夫共同擁護的政權。
一開始，鄭芝龍還很有上進心，說：「以今日較之，我從福建統兵恢復，直至燕都，功亦不在徐達下。」
鄭芝龍若是從一而終，也不失為明朝忠臣，他卻在與隆武政權合作破裂後選擇降清，由此留下罵名。
關於鄭芝龍降清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隆武朝廷的文武之爭，有人說是因為隆武帝對他的猜忌。
徐曉望等學者則認為，隆武政權與鄭芝龍的戰略分歧不是偶然。鄭芝龍是福建海商階層代表，無論如何也要留隆武帝在福建。隆武帝卻發布五路出兵的計劃，要以親征之名離開福建，將鄭芝龍留在福州，以此擺脫閩商的控制。
在對隆武帝失望後，兩面投機的鄭芝龍謀求與清朝合作。清軍進軍福建後，清朝主持南方軍務的統帥博洛，以閩粵總督為誘餌，招降鄭芝龍。
鄭芝龍得信後大喜，率500騎兵到清軍營中，與博洛折箭為誓，痛飲三日。第三日半夜，博洛突然派人將鄭芝龍挾持北上。清廷食言，沒給鄭芝龍任何實職，15年後將他處死於柴市口。
鄭芝龍大節有虧，可他被挾持入京後，其部下反而更加堅定抗清，福建海商的反清大旗傳到了其子鄭成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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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聿鍵稱帝時，鄭芝龍帶著年僅20歲的鄭森晉見隆武帝。隆武帝撫鄭森之背，說：「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賜姓朱，改名成功。
鄭成功抗清，一方面有國恨家仇的政治因素。
鄭成功青年時代曾入南京國子監讀書，拜大儒錢謙益為師，可說是一個傳統的儒家知識分子，深知民族大義。雖說他的老師很不厚道地降清了，但好歹也曾暗中支持復明。
就在鄭芝龍降清當年，鄭成功的母親田川氏在清軍襲擊安海時慘遭奸污，憤而自殺，鄭成功大怒，誓與清朝不共戴天。
▲廈門鄭成功雕像（攝圖網授權）。
另一方面，鄭成功抗清也有代表福建海商的經濟因素。
鄭成功繼承其父留下的商業帝國後，兵員一度發展到一、二十萬。他以廈門為根據地，每年派遣船隊前往日本、台灣及東南亞各地進行貿易，實際上壟斷了整個閩粵沿海的海上貿易。
在鄭氏海商集團覆滅之前，清政府採取海禁遷界政策，迫使東南沿海各省百姓從沿岸地區內撤30 里，片板不許下海。
可這一舉措，反而讓鄭氏家族獲取了更多利潤，持有鄭氏發放牌照的福建商船大量出現在東亞和東南亞，用中國的絲綢和金錠，換取暹羅的大米，頻繁光顧長崎、柬埔寨、北大年、六坤和巴達維亞等貿易口岸。
閩商，路子就是這麼野。
1658年，鄭成功北伐失利，僅率數萬殘兵退回廈門，逐漸心生收復台灣作為根據地的想法，而鄭成功擊敗荷蘭人的計策，出自一個閩商之手，這個人叫何斌。
何斌原本代表割占台灣的荷蘭人與鄭成功交涉，達成協議：當時在廈門與台灣貿易的船只，由何斌代為收稅。如此，何斌有利可圖，鄭成功也可以得到更多稅收，何樂而不為。
荷蘭人發現後，就不樂意了，給何斌罰很重的款，直接把人家玩破產了。何斌心中生恨，暗地里派人測量鹿耳門水道（台灣島西南岸重要港口航道），逃到廈門，向鄭成功獻計，勸他收復台灣。
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在廈門誓師，調集軍隊出兵台南，於次年驅逐荷蘭人，成功收復中國領土台灣。荷蘭人向鄭成功上繳東印度公司財產41.7萬荷蘭盾以及火炮等武器。
鄭成功於當年不幸染病去世，此後明鄭政權割據台灣，與清朝對抗20餘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統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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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統一台灣後，一度開放海禁，以航海為主業的閩商憑借船只為津梁，遠航中國沿海各港以及東亞、東南亞的港口，建立龐大的商業網路。
福建的白糖、建絹、漳絨、紙傘、武夷茶、德化白瓷，都是對外貿易的熱銷商品，可獲利數倍甚至數十倍。
清政府在廈門設立海關，福建的貿易中心由月港轉移至廈門。清代前，廈門人口不足萬戶，到道光年間已增至14萬戶。
▲廈門鼓浪嶼（攝圖網授權）。
在發展商業活動的同時，清廷還促成福建商民向台灣移民，到道光年間，台灣全島人口已達200餘萬人，其中多為福建漳、泉二府人。直到今日，台灣通行的方言，還是閩南話。
好景不長，乾隆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後，福建沿海港口蕭條，閩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根據史學家傅衣凌先生所搜集史料，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嘉慶十八年（1813年），只有6艘呂宋商船到廈門貿易。
鴉片戰爭後，本以壟斷出口貿易為盈利來源的閩商更是雪上加霜。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強大，大量傾銷商品，衝擊中國市場。清廷對海商貿易加大管制，實行沉重的厘金制度，在太平天國、捻軍、甲午戰爭、庚子事變等戰爭後加重對國內商人的逼稅和逼捐，閩商更加不堪重負。
作為傳統商幫的閩商，逐漸成為歷史，一個無形的海上商業帝國隨風消逝，但與時俱進的福建商人從未退出歷史舞台。
近代以來，大量移居海外的福建華僑始終不忘故鄉，將大量財富匯寄回鄉，投資家鄉建設。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求亡圖存的愛國運動中，經商有方的福建海外華僑踴躍捐款，甚至親自投身其中。
抗戰時期，以「橡膠大王」陳嘉庚、「木材大王」李清泉、「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等為代表的300多萬福建旅外華僑，全力支援祖國，捐贈數額尤巨。共捐獻飛機217架、汽車500輛、救護車千輛、坦克27輛、大米一萬包、寒衣30萬件、奎寧丸5000萬粒等抗戰物資。
▲1940年，陳嘉庚等愛國華僑慰問抗戰軍民。
1978年改革開放後，泉州商人創造了多個知名民營品牌，在全國鞋服、建材、房地產、茶葉等市場占據相當大的份額，晉江更是中國最大的「鞋城」。
福州商人多集中於沿海的福清、長樂、連江等縣，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不久前憑借《美國工廠》刷屏的福清人曹德旺，其旗下公司占據全國汽車玻璃市場半壁江山。
莆田商人以家族式、集團化發展，幾乎控制了全國的民營醫院與木材市場。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古老的閩商，依舊走在時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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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版
徐曉望：《閩商發展史：總論卷（古代部分）》，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羅肇前等：《閩商發展史：總論卷（近代部分）》，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張海鵬、張海瀛：《中國十大商幫》，黃山書社1993年版
錢江：《古代亞洲的海洋貿易與閩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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