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教師的職責是什麼？

撰文：伯特蘭·羅素

翻譯：藍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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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育人本來是個規模小而技藝精妙的行業，只跟少數人相幹，近百年來，才成了公共服務中龐大而重要的一行。轉變如此巨大，較其他行業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行自有偉大光榮的傳統，從歷史肇端之際延續至今。然而，身為現代世界的教師，如果有誰聽任自己受先賢的理想鼓舞，恐怕會得到明確的告誡，說教師的職責不是傳授個人所思所想，而是把雇主認為有用的信念和偏見來灌輸給學生。教師向來有飽學深思之譽，大家以為聽其言就能善其事。古時候，教師還沒有組織，教什麼也自行其是。他們固然也常常因為見解不合時宜而受到懲罰——蘇格拉底被處以死刑，柏拉圖據說曾身陷囹圄，就都是先例——卻不妨礙他們的學說暢行於世。果然有志於教，誰不向慕寄身篇籍而自致於不朽，勝過計較年壽修短？為了恰當履行教師的職責，思想獨立的意識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教師的本分，便是盡其所能，把知識和理性匯入公眾意見形成的過程。古人履行這一職責往往不受羈絆，偶爾有人君命之，眾怒犯之，也不過時松時緊，往往難奏其功。到了中世紀，教育受教會的壟斷，於是思想、社會兩方面都很少發展。文藝復興時，對學問有一種普遍的尊重，教師的自由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復。誠然，宗教裁判所曾迫使伽利略盡棄其說，又使布魯諾蒙受焚身之難，但是這兩人在未遭懲創時卻已各立其說。大學一類機構，當時多半還是教條主義者在操持，因此學術思想的上乘之作大多出自獨立學人之手。尤其在英國，直到19世紀末，第一流的卓犖之士幾乎不跟大學發生關聯，只有牛頓是個例外。無論如何，那時的社會制度很難干擾他們的活動，也難以阻止他們發揮貢獻。

當今之世，組織完備，因此也面臨一個新問題。某種稱作「教育」的東西，正施於每一人，主持者通常是國家，教會有時也擔當此任。教師則大多一變而成為政府雇員，奉命施教而已。主事的官員卻沒有自己的學問專長，也沒有直接接觸年輕學生的經驗，所尊奉的教育宗旨，除宣傳以外別無長物。身處此境，教師如何發揮所長，恪盡職守，殊費思量。

國家辦教育顯然是必須的，卻也包含某些危險，亟需警惕，這一點是同樣明白的。令人驚愕的罪行，已見於納粹德國，如今又見於俄國。在罪惡泛濫的這些地方，如果不向專斷的教條俯首稱臣，就沒有從教資格，而那些教條，思想自由的人士恐怕難以心悅誠服。但還不止是委身教條，更要容忍邪惡，慎言時事。字母表或乘法口訣一類，既然沒有異議，官方教條倒也未必指鹿為馬。就算這類內容，在極權國家，也只能教學生尊奉權威，信之不疑，只管養成恐懼、臣服、盲從的習慣便是，不容教師擅用其法，哪怕自以為可以事半功倍。只要所教所學不限於純粹知識，那麼，凡有爭議的問題，都必須採用官方觀點。結果，納粹德國和俄國的年輕人，都變得感情狂熱，見地偏執，對國外世界一無所知，對自由討論少見多怪，更不懂得對他們所持的意見提出質疑乃是無罪的。情形盡管很糟，卻還不算最糟，一旦潛移默化的教條舉世奉行，則大難至矣——中世紀的天主教便是如此。跨國文化的整體概念，現代教條主義者卻不予承認。德國、義大利、俄國、日本所推行的信條各各不同，而教導青年，無不以狂熱的民族主義為至關緊要，於是乎，這個國家的人民跟其他國家的人民毫無共識，普世文明的概念既付之闕如，好戰與殘暴便肆行無阻，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羈束它了。

1939年，納粹德國的小學生在課堂上行納粹禮

從一戰以來，文化國際主義便逐漸衰落，迄今還在加速進行。1920年，我曾在列寧格勒會見一位理論數學教授，他對倫敦、巴黎和其他首府都很熟悉，又身兼多個國際大會成員。如今，這位俄羅斯的飽學之士，連短途旅行也難得獲準，為的是擔心他有所比較，於本國不利。其他國家在學術上的民族主義還不至如此極端，但處處都比從前更有力。英國有個趨勢，是取消法國人教法語、德國人教德語的慣例（我相信美國也是如此）。任命授職的時候，考慮任職者的國籍，卻不考慮能力，這是對教育的損害，也違背跨國文化的理念。這理念本是羅馬帝國和天主教會的遺產，如今正淹沒於新的一輪蠻族入侵，不是從外向內，倒是自下而上。

在民主國家，這些惡行還沒有蔓延到同樣的地步，領域不同，殃及程度也有淺深之別。但要承認，教育正有相似的情形，面臨巨大危險，只有信奉思想自由的人隨時警惕，保證教師在思想和學術上免於受縛，危險才能解除。首先可能要明確，可以指望教師為社會提供怎樣的服務。各國政府都認為，傳授確定無疑的知識是教師最基本的職責，這點我也讚同。這當然是其他知識的根基，在當今技術文明的時代，無疑也相當有用。現代社會必須有數量充足的技術人員，才能保障機器設備運轉無虞，我們在物質生活上感到舒適，也有賴於此。再者，如果有一大部分人不能讀書寫字，那也真是麻煩。所以我們都支持全民義務教育。不過，各國政府還察覺到，在有爭議的問題上，通過授課是不難灌輸信念、培養思維習慣的，無論那些信念和習慣對掌權者是否有利。凡在文明國家，保家衛國一事，教師跟軍人負有同等責任。除非在極權國家，保家衛國也是值得追求的事業，教育為此效力理所應當，僅憑這點是不該招致批評的。我們所要批評的，是以愚民政策來保衛國家，並訴諸非理性的熱情。一個國家如果值得保衛，這些辦法就毫無必要。然而，對教書育人缺乏直接了解的人，卻天然傾向於採取這些辦法。不少人相信，想要國家強大，就要統一意見，壓制自由。除此以外還有個說法強聒不休，說民主只會使國家在戰爭中吃虧。殊不知從1700年以來，每一場重要戰爭的獲勝者，總是較為民主的一方。堅持靠偏執的教條來統一思想的國家，比起自由討論、容忍異見的，更常遭致滅頂之災。世上堅守教條的人自以為真理在握，卻總相信，大家如果獲準兼聽異議，便要誤入歧途。這種見解向來只招致厄運：要麼是一批教條主義者征服世界，禁止任何新思想；要麼更糟，是敵對的教條主義者分疆割據，傳播彼此相仇的教義。前者見於中世紀，後者見於宗教戰爭，如今又死灰復燃。前者令文明停滯，後者更有徹底摧毀文明之勢。為抵制這兩種情形，教師應該成為主要的衛士。

組織嚴密的政黨精神，顯然是我們時代最大的危險之一。這類精神，如果以民族主義的形式出現，將導致國際戰爭；如果以其他形式出現，將導致內戰。教師的天職，是超然於政黨之爭，努力養成青年公正探索的習慣，引導他們在判斷時擇善而從，避免受表面價值的迷惑而信從片面之見。教師沒有義務迎合偏見，無論這偏見出自普通民眾，還是社會賢達。這一行的職業道德，是做好公正裁斷的準備，是超然於論爭各方，進入冷靜科學的調查研究。研究結果假如給某些人帶來麻煩，教師應得到保護，免為仇恨所噬，除非可以證明他在散布謊言，投身於不誠實的宣傳。

但教師的職責，豈止為眼前爭論降溫熄火。他更有積極任務在肩，這任務他要能自覺擔當並為之鼓舞，否則不足為良師。較之社會各階層，教師更應是文明的守護者。他們應該洞悉文明為何物，並渴望向學生傳授文明的態度。既然如此，就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什麼構成了文明社會？

這問題會有很多人從物質的方面來回答，說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機器，很多汽車，很多浴室，如果旅行便捷，就是個文明國家。在我看來，現代人未免把這些東西看得太重了。其實，文明的要義在心而不在身，文明並不是指生活中的物質工具，而是一半關乎知識，一半關乎情感。就知識而言，要懂得在時間和空間的世界里，自己和當下環境至為渺小。要知道本國不僅僅是他的家園，也是世上眾多國家之一，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生活、思考、感受。要能聯繫過去和將來，來了解自己的時代，懂得當前的爭論在後人看來可能不可理喻，一如今人看古人那樣。放寬眼界，還應該對地質紀元的幽渺難尋、天文尺度的浩瀚無垠有所會心。但他明白，這倒不是壓垮個人精神的負擔，而是引人遐想的全景，足以開闊胸襟。再說情感。要想真有教養，也該有相似的心胸氣魄。人生一世，有時快樂，有時悲傷；有時慷慨大方，有時貪婪小氣；有時剛健英勇，有時又卑躬屈膝。要是把這一連串看成渾然一體，就總會有些東西躍然而出，值得欽佩讚賞。有人博愛，有人才智超群，他們受這些品質的驅策而奮起，也幫助我們了解世界，還有敏銳善感的心靈，開創美的天地。這些人所培養的浩然正氣，足以摧挫殘忍、壓迫、迷信的漫長記錄。他們已盡其能事，使人類生活煥然改觀，使野蠻的禍亂不能獨擅勝場。至於無法欽佩欣賞的事，有教養的人也總願先去理解，而不是動輒問難；即使邪惡當前，他寧願尋討其中與個人無關的原因，連根拔除，而不願仇視為此裹挾的個人。凡此種種，都是為人師表應有的胸懷，有這等胸懷，托他照料的青年也會得到熏陶。

如果不是對學生懷有熱情，殷切地盼望把自己信之不疑的價值傳遞給他們，就算不上良師。這卻不是說他的態度與宣傳家相仿佛。在宣傳家看來，學生只是預備軍人，他們應該為之服務的目標是外在於個人生活的。誠然，世間慷慨大義總是超越一己之私的，但宣傳家要滿足的，可不是這種意義上的無私，而是不義的特權和暴君的權力。宣傳家從不希望學生縱覽世界，自由選擇在自己看來值得追求的目標。他只渴望像園藝家那樣，或培植，或扭曲，以滿足園丁的目的。他摧殘自然的成長，動輒破壞盎然生機，代之以嫉妒、乖戾和殘忍。人本來不必殘忍，但我不能不相信，殘忍來自幼年時期所受的摧殘，尤其是對美好稟性的摧殘。

納粹德國宣傳海報：「德意志的大學生為元首和民族而戰」

壓抑和迫害的激情向來都很常見，當今世界只是給予充分證實而已，二者卻不是人性中無法避免的。相反，我相信這只是某些不幸經歷的後果。所以教師還有一項職責，是要帶領學生開闊視野，使他們看得見這種可能——自己所從事的各項活動不僅有用，而且本身便是賞心樂事。這就可以釋放活力，也免得因為得不到樂趣而養成一種欲望，要剝奪別人的樂趣。把幸福當作生活目標，許多人不以為然——無論是自己的幸福，還是別人的幸福。大家很可以疑心這麼想只是出自酸葡萄心理。為公共目標放棄個人幸福，是一回事；把普遍幸福看得無關緊要，是迥然有別的另一回事，卻經常以某種想當然的英雄主義的名義來進行。站在這個立場的人，總有幾分殘忍，其根基也許是無意識的嫉妒，而嫉妒的源頭通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教育者要能培養出成熟的人，使他們免於這類心理悲劇，而不致汲汲於剝奪別人的快樂，因為他們自己的快樂也沒有被剝奪呢。

今天有許多教師不能盡其所長，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多少帶偶然性，有些是根深蒂固的。現在先說前者。多數教師都在超負荷工作，不由自主地訓練學生應付考試，而不是培育自由的心智。不懂教育的人——主持教育的當局幾乎都在此列——不明白教育需要付出多少心力。沒有人指望牧師每天傳教幾個鐘頭，類似的要求卻對教師提出來了。結果，很多教師精疲力竭，緊張不堪，沒有機會接觸所教學科的最新論著。他們自己就不能從嶄新的知識和心得中獲得治學的樂趣，又怎能鼓舞學生？

但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在多數國家，總有某些意見獲準為正確，另一些呢，據說是危險的。教師如果有「不正確」的看法，就該三緘其口，否則便是「宣傳」，而只要提到「正確」的觀點，就算是教得好。結果，喜歡刨根問底的年輕人，如果要了解當代最有活力的頭腦在想些什麼，多數情況下只好到課堂以外去尋找。美國有一門課程，叫「公民」，差不多比所有課程都更希望教師誤導學生。從這門課上，學生學到的是公共事務怎樣運轉的完美樣板，至於實際上怎樣運轉，卻小心翼翼避免讓學生知道。等他們長大成人，了解真相，最常見的後果，是徹底的犬儒主義，喪失一切社會理想。其實只要在他們年幼時，謹慎地教他們明白真相，輔以恰當的評論，本來是可以期望他們誅邪伐惡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是聳肩認命。

美國的一種公民教育教材

制訂教育規劃的人犯過許多積重難返的罪孽，其中之一，是以為謊言也有啟迪開導的價值。有人因為真相「缺少教育意義」，就在教學中隱瞞真相，我倒認為，只有痛下決心，決不這麼幹，才有望成為良師。保護無知來養成美德，這樣的美德是虛弱的，一碰真相就會煙消雲散。世上有許多人值得敬佩，教導年輕人懂得他們的可敬之處，是好的。但要是掩蓋流氓的惡行，以教導年輕人敬佩流氓，可就不妙。據說一五一十地道明真相，會導致犬儒主義，但要知道，如果真相突如其來，引起震驚和恐懼，也會如此。照我看，循序漸進地了解真相，又恰如其分地引導學生辨別善惡，使這些活動發生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並為追求真理的願望所鼓舞，就不會有上述結果。無論如何，趁年輕人還無法檢驗所聞的真偽虛實，就對他們撒謊，在道義上是站不住的。

如果我們還想保存民主，就得承認，教師應該努力在學生中培養的品格，莫過於寬容。只要願意盡力去理解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就不能沒有寬容。世上盡有風俗習慣與我們迥然有別的人，對此而感到恐懼、厭惡，大概是人性中自然的衝動。螞蟻和野蠻人，都會置生客於死地。從來不曾背包旅行或神遊四方的人，最難容忍異邦異代的奇風異俗，也最難容忍其他教派和政黨的古怪信仰。這是因無知而產生的狹隘，與文明的見識背道而馳，也是我們這熙熙攘攘的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危險。我們得設計出一套教育制度，足以矯正這類惡習，但迄今為止，在這方面做得太少了。不論什麼國家，民族主義情緒都受到鼓勵，每個國家的學童無時無刻不受這樣的教導：其他國家的人民，無論道德，還是才智，都不如自己的國家。其實，孩子們只不過碰巧生於斯，長於斯罷了。集體歇斯底里，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瘋狂也最殘忍的，卻受到鼓勵，而不是抑制，年輕人受鼓勵去相信他們最常聽到的，而不是多少有些合理依據可供信賴的。應該對此承擔責任的，不是教師，因為他們沒有自由，不能按照自己的願望來教書育人。是他們最能洞悉年輕人的需求，是他們通過日常接觸成了照料年輕人的人，但決定教什麼、怎麼教的人，不是他們。學校教育應該比現在自由得多，應該獲得更多自主的機會，應該免於官僚和偏執狂的干擾，爭取更完整的獨立。當今世界，沒有人會讚同醫生在救治病人時聽命於外行的權勢，除非他悖離治病救人的宗旨。教師是另一種醫生，他的宗旨是治療幼稚病，但是當他要根據經驗，來自主決定什麼方法最合於這宗旨時，卻得不到許可。有些歷史悠久的大學，憑借巨大聲望獲得了實質性的自主，然而絕大多數教育機構深受束縛和控制。偏偏是那些不懂教育的人，正在干擾教育。我們這個組織完備的世界，要想避免極權主義，唯一的辦法，是為履行公共服務的團體爭得相當的獨立，在這些團體中，教師理應位居首列。

教師和藝術家、哲學家、文人一樣，只有感到自己是獨立的個人，受內在創造力的驅策，而不受外在權勢的控制和羈絆，才能充分履行他的職責。現代世界卻難以找到個人的容身之所。一個人可能位高權重，身為極權國家的獨裁者，或工業國家里有錢有勢的富豪，然而要在精神領域保持獨立，免於高度組織化力量的左右，卻越來越難，何況這種力量正控制著蕓蕓眾生的謀生之道。如果這世界還想受益於最高明的心智，就該找到一些辦法，為他們留下餘地和自由，就算身在組織之中。這需要對掌權者著意加以限制，需要清醒認識到必須賦予某些人相當範圍的自由。文藝復興時期的教皇對藝術家還能這樣考慮，我們時代的強人對尊重傑出天才卻似乎更覺為難。我們這時代有種狂躁的氣息，對文化的精華懷有敵意。一般人充滿著恐懼，因此也不願容忍自由——那是他們自己就不覺得需要的。也許我們應該首先期待一個稍稍心平氣和的時代，然後才能指望文明的呼聲重新壓倒政黨精神的呼聲。與此同時，重要的是，最少總得進一步認識到組織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凡制度總該留有餘地，允許例外，不然的話，最後將毀滅人性中所有最美好的東西。

（原文發表於Harper’s Magazine, June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