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貴︱「高談平治欲誰聽」——林損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林損與《林損集》（陳鎮波、陳肖粟點校，黃山書社2010年版）

文︱徐佳貴

林損（公鐸，1891-1940，浙江瑞安人）在今人的一般印象中，大概是一位才高而狂的北大「舊派」教授。1934年北大國文系解聘風波，他曾高調反擊蔣夢麟、胡適，終與馬裕藻、許之衡等校中舊人一並去職。這樁公案歷來有一些考辨，而公案的淵源也已多被上溯到五四時期北大的人事格局與思想學術變遷。不過，其中回憶、傳聞材料仍占很大比重，而較完備的林損文集（《林損集》，全三冊，以下引文未標出版物者均出於此集）已整理出版近十年，其中不乏五四「現場」的史料（尤其是書信），至今利用者卻似乎依然寥寥。

如所周知，今人所謂廣義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涵括外交政治、思想文化多個層面內容的宏大運動；但倘將某位歷史人物定性為「學人」，便時常會抹煞該人物的其他身份面相，「五四」在論者筆下，也會自動收窄為一思想學術層面的運動。其實在1919年前後，林損的自我定位與實際表現，絕非「學者」二字足以概括；且今人的視野也不可囿於北大一處、北京一地，如林的原籍浙江省瑞安縣（屬溫州地區）及浙江省會杭州，也是林損此期言行關涉的兩個重要地點。盡力還原這些地點圍繞「當局者」的聯結，後人方能真正拓展對其所當之「局」的理解，再現百年前知識人所認知與置身的潮流與世界。

一

1919年約2月間，過完年假的林損離鄉赴京，繼續任教於北大。至5月6日，在給身在溫州的二姨之子林堯民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了發生不久的五四事件：

北京學界昨以示威運動，毆死章宗祥，摔傷曹汝霖。事由青島問題，將據軍事協約，歸之日本，群情憤激，不可遏抑，民氣不死，可見一斑。然未免出之鹵莽，非老成持重者所肯為，抑亦非老成持重者所能為也。大學校被捕數十人，均未放出，相率罷課要求，不知後文如何。天下事無處無波折，亦惟波折足增識見。其安易持，其兆則未易謀，而星星之火，動至燎原，斯其大可畏也。

現存民國時期林損的書信，所署日期有農歷有公歷，此信末署「五月初六」，據文意應為公歷，但信中稱「昨」，似又當作於5月5日。無論如何，當時林損雖在北大，消息卻也不比一般人更靈通。一開始，北京與上海報紙或謂章宗祥生死不明，或謂章已經喪命，林的說法與後者相類，且「摔傷」曹汝霖之說也顯然不確。對此，他的態度相當曖昧，一面說「鹵莽」，一面又稱「民氣不死」，又讚又怕之餘，頗有以觀後效的意思（1530頁）。至6月（也可能是農歷六月），他因肺病又離京回瑞安老家休養。而此時愛國「民氣」也已波及浙南，在鄉期間的林損除了養病，也曾介入溫瑞地方的愛國風潮。

林損是瑞安縣上望村（今屬上望鎮）人，祖上歷代務農，並非書香世族。他之所以能成長為「學人」，首先是因為自他的父親林仁杲（養頤）開始發展出的、與同縣名儒陳黻宸（介石，1859-1917）的關係。林損的母親就是陳黻宸的四妹，在林出生時過世，之後林損便由他的三姨撫養長大。1903年起，林損就學於辦在陳家的穎川學塾（後改翼聖學堂）；1907年，陳黻宸出任兩廣方言學堂監督兼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教務長，遂招包括林損在內的家族子弟南下廣東讀書。民初陳黻宸到北大任教，1917年去世後，他的諸子學課程便由來京已入北大執教法預科的林損頂替。可以說，林的學術養成與在民國的學術地位，均與陳黻宸有直接關係，而這一以「甥舅」關係為基點、以家族（偏母族）關係為核心的人際網路，也構成了林損在鄉的地位之基礎。

只是，陳黻宸雖於1903年高中進士，卻也由於祖上並非世代望族，且長期在外活動，其在鄉的地位並不十分穩固。如1909年瑞安縣公立中學堂爆發存廢之爭，身為主廢派首腦的陳氏事後便曾明言「瑞人為我助者甚少」（《陳黻宸集》下冊，1121頁）。此次鬥爭，林損也參與其中，曾與瑞邑望族人士大打筆仗，鋒芒畢露。民國初年，晚清的地方矛盾仍在發酵，林損的在地言論也繼續將矛頭直指本鄉的望族巨紳。

陳黻宸與《陳黻宸集》（陳德溥編，中華書局1995年版）、《東甌三先生集補編》（胡珠生編，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年版）

1919年5月22日左右，位處浙江省東南隅的溫州地區（時為甌海道東部地區）開始響應外界，發起抵制日貨運動。恰在此時，卻有人「頂風作案」，偷運日煤入溫。之後查出這批貨的收受方，正是身為地方豪紳的瑞安「國貨維持會」總經理。該紳所在家族自晚清即辦有輪船公司，在瑞安與外界的海運中扮演關鍵角色。而該家族在晚清已與陳黻宸一方結怨，此時公憤與私嫌便再次合作一處。林損連續撰作《為瑞安勸用國貨會全體會員致會長書》《再為勸用國貨會會員上會長書》，指出運貨者只是「賈充」，而該紳則是賈充的後台「司馬昭」，進而控告該紳表面提倡國貨，背地里卻偷運日貨，「饕美名而犯道家之忌，居下流而為眾惡所歸；責人則重以周，待己則輕以約，不恕不仁，莫此為甚！」林損的嚴辭控告，助長了業已勃發的地方「民氣」，之後這批日貨似即被輪船公司自行銷毀，望族巨紳的在鄉威望一時也受到了相當沉重的打擊（1090-1094頁）。

協助查貨之舉誠然關乎愛國公義，可在鄉里以外，林損的一些表現又存在「公義」難以涵括的面相。這一點同樣關係到林的舅舅陳黻宸：陳自晚清便是浙江省一位著名的「政」「學」兩棲人物，清季陳在杭州、廣州、京師等地執教，後又成為浙江省諮議局正議長；民初則在任教北大時又為北京國會眾議員（袁世凱停廢議會時期除外）。而在陳去世後，林損的六姨父唐闓（陳黻宸的六妹夫）也成為第二屆浙江省議會議員，當時浙江東部與南部的台州、溫州、處州（今麗水）選區議員，也構成了該屆省議會中的優勢派別。該優勢派自1918年選舉完成後，卻又屢次聯合江蘇省議會，提出增加議員公旅費之案，1919年提案者徐成周正是瑞安議員，而提案審議之期，則又恰值該年5月間愛國運動波及杭州之時。國難當頭，省議員卻在心心念念給自己加薪，於是在南下的北京代表抵達杭州次日（5月22日），高漲的愛國義憤便與地方公憤匯作一處，引發省校學生衝擊省議會事件。

1913年，林損曾在鄉人黃尚的協助下辦一《林損雜誌》（溫州務本石印公司代印），獨力提供所有報文。

涉事的學生，似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生為主。該校校長經亨頤早先提議籌辦浙江大學，屢被省議會否決，議會中人遂認定此次事件系由經氏唆使。之後將近一年中，議員們聯合浙省官廳，對經亨頤與第一師范窮究不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1919年末的《非孝》事件，及1920年初圍繞經氏去留問題的「一師風潮」。其間，唐闓也是積極控告經亨頤的議員之一；而林損在家鄉的愛國運動中打擊望族巨紳，但對省城事件，卻是力挺姨父，捍衛此期表現不佳的省議會的「尊嚴」。對於同時又傾心於文教革新的經亨頤，林則指其「心若蠍蛇，一旦得志，凌轢八府，是蓋天也」（1489頁）。也應是在1919年稍晚的時候，瑞安議員黃尚向議長周繼瀠推薦林損，而林也「不負所托」，在致周的長信中給出了針對經亨頤、阮性存等杭城趨新人士的一攬子建議。

信中，林對議會被搗表達了將心比心的憤慨，可信中內容也不完全是對議會人士的「撫慰」。如在具體的建議部分，林提及北京的「安福系」經夏間愛國運動，已為千夫所指，「研究系」也聲名不佳，此後浙議會應與之撇清關係，「自將一軍」，方為「可久之道」。其中要點，除卻聯合其他省議會，還可以聯合浙江籍的孫寶琦、寶瑄兄弟等「世祿之家」；再由「政」及「學」，一些偏舊派的北大教授如陳黻宸侄陳懷、陳黻宸門生馬敘倫等，亦可引為奧援。如此在省內外形成陣勢，相信即便有一百個經亨頤、阮性存，也能「如拉[朽]摧枯」。林並表示自己向有「經世」之志，惜久不得所用，此次被同鄉議員譽為「天縱之才」薦於議長，唯有「汗下耳熱，敢怖[布]腹心」（1497-1498頁）。

此次林的「獻策」究竟起到了什麼效果，今已不得而知。不過，至1920年初「一師風潮」期間林損與唐闓通信，已然痛心於杭州的「陸沉」（1617-1618頁）。但林損力挺親友的立場始終未變，後來他依然稱許唐闓在國事蜩螗之中提案查辦經亨頤、力辟經氏本人實際從未提倡的「非孝、廢孔」諸說，乃是「皆秉經術為之」（《唐闓小傳》，1374頁）。

需要指出，林損在論學之時屢屢涉及古今政治，但本人並未為官，對於北洋官場政界中人本也談不上有太多好感。民國初年，他還曾作《廢學校議》一篇，提出中國歷史上「教之下移，是學術之大進步也」，而「官師之合，是學術之大專制也」；近代以來的學校系統正是「官師合一」，遂致弊竇叢生，故應廢除新式學校，回到類似科舉時代的狀態，國家只管「掄才」，「育才」則放手給民間，唯在教學內容上要求中西新舊並舉即可（《廢學校議》，944-956頁）。此論或稍涉偏激，但至少彰顯了林損與陳黻宸近似的揚「民」抑「官」的立場，對後人檢視近代教育問題依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可是，當進入實踐層面，自居「民」之代表、卻在五四前後聲望低落的議會分子，在林看來依然是可聯絡的對象。新派之「惡」與親友之「仇」且能形成疊加，在此「議員」與「教授」的聯合中，「公」「私」之間的界限也更欠分明。總之，在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後，林損便不滿足於做一「旁觀者」，而頗欲借此機會影響本鄉乃至本省的文教格局。然而成效整體上難如人意，這份源自京外的挫敗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他在北大校中的所感與所行。

二

林損是在胡仁源代理校長的時代進入北大的。概言之，作為晚清新式學堂學生，林損對晚清新學（如算學等）尚有肯定，但在經、史、子等中土舊學方面的態度則與陳黻宸近似，傾向於在舊學「傳統中變」，有著鮮明的中學本位意識。在文體問題上，他是文言的堅定捍衛者。林損擅長賦體與駢文，推崇《文心雕龍》，與劉師培及章門黃侃諸人氣味相投。1918年，他寫過一首白話詩《苦——樂——美——醜》登於《新青年》，但那是為應付周作人等人的稿約，表示白話詩他是「非不能也，乃不為也」（《初試白話》，740頁）。五四前後他多次痛斥以白話為宗的主張，並在1921年的一份演講稿中痛批《嘗試集》，稱軍人是拿人的「生命」來嘗試，胡適則是拿人的「心靈」來嘗試，「豈止萬惡教員而已」——只是這份講稿本身卻是白話文（1138-1151頁）。另有不少傳聞性質的材料，但真偽難辨，此處不贅。此外，林還堅持文史舊學與傳統倫理文化的一體性，在教授《易》學與老莊之餘，堅持尊孔立場，並維護以孝道為核心的舊有家族倫理。他曾指流布於北京的新說「至令人不可聽聞，觀之使我父子甥舅之情頓減」（1723頁），除卻思想歧異，這也應是由於林損在學界的地位本與「父子甥舅之情」直接有關。

林損的白話詩《苦——樂——美——醜》，《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1918年4月15日。

思想上與新文化人的分異，自然是造成林損在京精神緊張、不安於位的一個要因。不過平心而論，五四前後林損在校中的地位，似也並不如他本人可能得那樣風雨飄搖。1917年7月陳黻宸去世，之後在北大任教的陳氏親友弟子尚有林的表兄陳懷（孟沖）、胞兄林辛（次公），及陳黻宸弟子馬敘倫、倫明（哲如）等人。在溫籍學人與陳門師徒以外，林損還屬於北大的浙籍學人群，這一「某籍某系」成員在新舊之間的位置不一，但整體上自何燏時、胡仁源時代起就一直有很大力量，後來進入北大的胡適等人與之有抵牾也有合作，在1930年代以前也從未真正取而代之。而在學術思想偏舊的教員一面，林損與非浙籍的黃侃、劉師培、黃節等人交情也不錯。更為微妙也可能更關鍵的，則是他與蔡元培的關係。盡管在蔡氏初到北大時，林損已在致同鄉親友的信中對蔡口不留情（1599-1600頁），但在1918年末，林還曾請蔡元培致信與蔡有舊交的浙江省教育廳長伍崇學，為林代謀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學校長之職。此事未成，北大校中卻已風傳林將辭職，「紛紛鑽謀補缺者數十人」，幸蔡「堅持不動」，令林損保留教職，對此林亦稱「盛意可感」（1526頁）。至1919年9月，因憤於黃侃出走，林損有意借養病之機留溫不返，是蔡元培「迭致敦促」，他才北上返校任課（1495頁）。後來1921年9月，在北大法科執教的胞兄林辛被辭退，林損又萌去意，但蔡元培依然對林損挽留「甚力」（1554頁）。1929年林損辭去上海交通大學國文系教職，第二次進入北大，或同樣是出於蔡元培的邀請。

今人多有指出，蔡元培在五四前夕主張「兼容並包」，事實上卻是傾向保護新文化派。可如上所述，其實在舊學一面，蔡氏所謂的「兼容」也絕非虛語。如黃侃所雲，雖然黃與蔡「志不同道不合」，可黃也承認「環顧中國，除蔡孑民外，亦無能用餘之人」，對此與黃一樣恃才傲物的林損或也心有戚戚焉。在晚清，林損曾在溫州府屬的平陽、樂清、瑞安等縣執教，均為期甚短，其間並曾與樂清縣的辦學士紳（不少是陳黻宸早年的學生）發生不小的齟齬。遠離家鄉的北大卻成為林損一生執教時間最長的學校（1914-1927，1929-1934），此間蔡元培的作用不可低估。換句話說，林損雖在較私密的場合屢次指責蔡元培不學無術，但在另一些私密或公開的場合依然需要借重蔡氏。而到1930年代，北大校長正式換成了對「兼容」舊人與狂傲性格無甚興趣的蔣夢麟，林的一去不返也就在所難免了。

綜括上文，可見在1919年北京五四事件爆發時，林損與多數時人一樣，尚判斷不出此事應憂應喜，也未將之與北大新派的言行建立何種聯繫。之後，特別是由於該年下半年到校的蔣夢麟等開展文化運動、衝擊舊派教員的地位，林損對於夏間運動的觀感連帶趨於負面。不過在1919年12月，他又欲借五四運動的「後勁」，再爭溫州的浙江省立第十師范學校校長之位（1534、1622頁）。之後1925年的北京女師大風潮林損的態度也是如此：雖然教育總長章士釗尊崇文言、反對白話，林卻仍指其不學無文、「蹂躪學生」，個中緣由除卻論學不合，也應與當時北大浙籍學人集體參與反章的形勢有關（《訊章》，1115-1121頁）。

至於五四後標示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新潮，林損一直不甚認同，只是這種態度當時尚未完全地公開化。其不認同的具體對象人物，主要是胡適、蔣夢麟等，可能還包括錢玄同。其實，當時北大內外所謂的「舊派」也有自己的發言平台，如劉師培、黃侃等人操持的《國故》月刊，林損也是特別編輯之一。1920年5月，北大《唯是》雜誌創刊，該刊似由北大諸子學教員黃離明（建中）主持。不過，這前後兩個刊物本身在多大程度上認可新舊之「爭」，尚有問題，相應也會容納一些謀求折衷的意見。如《唯是》的發刊宣言便標榜「泯新舊，明是非，求真理，信本心」，內容上也並不完全排斥注重文教與社會變革的新潮流；只是又反對當前少數「名流」以勢凌人、誤導學子，強調「學唯其是而已，無所謂新，無所謂舊，更無所謂調和」。

在《唯是》，林損登有《文學要略》《述古》《養性》《閔殤賦》《送王景明南歸序》等文。《文學要略》一文僅登「發例」部分，該部分又見林損在北京中國大學所兼「文論」課程的講義，作為第五部分「研究文學之範圍」（550-560頁）。該文列出十六種前人的論文取徑，凸顯文章與世道人心的關聯，而終以劉勰《文心雕龍》之論為尚。《述古》一篇，申論學者不應「泥古」也不應「誣古」，而應糅合孟與荀的「法先王」與「法後王」之意。《養性》則大致遵循內聖方能外王的思路，強調「性理」歷來不是空談，而是「經濟之學」的基礎。此外，其兄林辛與溫州籍已故學者宋恕、陳黻宸、陳俠（醉石，陳黻宸弟）等人的著述，及章太炎、黃侃、張爾田、馬敘倫、吳梅與已故的劉師培等名家詩文，亦曾登於該刊。但最終，《唯是》與之前的《國故》月刊同樣短命，似乎只出了四期，便在1920年當年停刊。

《唯是》第1期目錄（1920年5月5日）

而林損固然尊孔，但略顯意外的是，他與之後來北大、曾經「打孔家店」的吳虞關係則尚可。這可能與二人多存士人習氣，與校中的歸國留學生則氣味不甚相投有關。對1922年創辦的東南大學《學衡》雜誌，林損也曾引為同道，將不少舊日詩文交與刊登。再聯繫其早年在鄉辦報，及在滬、在京對報務的參與，可見林損實頗重視報刊這類近代媒介，而其基本立場至少在1920年代前中期的學界，也談不上有多「知音難覓」。可是，他的見報之作在學理上未必有多艱深，在文字上卻又不求淺近，意在淑世卻又不願稍降身段，其阻遏「橫流」的效果終歸難如人意。

據民初書信中的用詞與語調，林損其實一貫重視所謂「吾黨」的經營。這一「吾黨」以陳黻宸為核心，再擴及其門生親友，可是經歷陳黻宸的逝世與新文化浪潮，「吾黨」之勢已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早年曾參與陳黻宸牽頭的民國新政社、「頗為吾黨服役」的永嘉人薑琦（伯韓，南京高等師范教員、暨南學校教務主任），「近亦知趨風氣，作為白話文字以揚杜威」（1489-1490頁），並於「一師風潮」後繼經亨頤出任浙江一師校長，繼續推進東南地域的新文化運動。1921年9月，胞兄林辛被辭退，1922年表兄陳懷亦去世，兩事雖不見得與新舊之爭有多大關係（林辛辭退的部分原因見1620-1621頁），但也不免加深了極重親情戚誼的林損在京的憤懣無助之感。加以北大屢次發生欠薪索薪事件，他在致鄉人的信中多次重申辭職之意，卻又擔心倘若就此離去，更加無法面對鄉里輿論與家計負擔。自顧不暇、糾結彷徨之中，他也只能維持原狀，對蔡、胡等人，只有借著酒酣耳熱，「時時罵以取快」（1617頁）。如前所述，林損並非不想爭取青年，但當時北京的溫州籍學生也是思想學術取向各異，而未曾匯聚在這位年輩實不甚「老」的同鄉師長旗下。如北京高等師范的周予同（瑞安人），是北京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北大的瑞安學生伍一比（叔儻）並非新文化派，但對思想學術歧異的態度亦不激烈；同在北大的瑞安孫延杲（晚清瑞安名儒孫詒讓侄）原向《國故》月刊供稿，後來則又供稿給《新學報》《甌海新潮》等面向溫州鄉里傳播新文化的刊物。對於為新文化「搖旗吶喊」的北大同鄉後生，林損在斥責之餘唯有深感無奈，慨嘆「溫州人真靠不住」（1546頁）。

要之，1919年前後林損在首都、省城、鄉里多地的言與行，表明他並非純粹的象牙塔中人，也不是遇事謙退的「弱者」。唯相比聲氣相求的新文化派，他的應對卻又不免顯得聯絡無方、制敵乏術。他曾有意聯合政界，但這又在實踐層面坐實了新文化人「舊文學、舊政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的指控（胡適、陳獨秀：《論〈新青年〉之主張》，《新青年》第五卷第四號，1918年10月15日）；當政界既有的「民」之代表不孚民望，聲望跌落到與官僚軍閥無異，應守之舊思想舊文化的聲譽也將隨之而去。而林損的一些保守表態固然略顯特異偏執，可抗擊新派成效不佳，在當時也非林損獨有的遭遇。早在1919年5月底，黃炎培曾在一封與蔣夢麟共致胡適的信中稱「逆料舊派無組織之能力」（《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35頁），此論並非針對林損，可是當時寬泛意義上的舊派相對缺乏「組織之能力」，或也的確是在新文化初起時人數上未居劣勢的他們難以爭得勝果的一個要因。

今人將林損歸為守「舊」學人，容易忽視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林損生於1891年1月16日，實際年齡只比胡適大十一個月。而林損的自我期許，也與多數在國內完成求學生涯的老輩與同輩相類，是源自傳統話語的經世濟民、「平治天下」，曾謂「必治俠三年，剿社會之不平；治兵三年，戢天下之禍亂；治獄三年，盡雪冤苦；從政三年，遂平泰階」。再「退而著書，可得萬卷，流布人間，使讀者皆點首妙悟，和睦百萬世，而後舉親戚上下飛升天上，作遊行自在之神仙」（1606頁）。從生到老到死，糅合儒道墨的理想甚為豐滿，唯當「豐滿」的理想進入實行，卻又不免為各種「骨感」的主客因素所侵蝕。對此，林損自己也不免在詩作中感嘆：「憔悴廿年營一飽，高談平治欲誰聽？」（《大風》，《學衡》1926年第五十七期，收入《林損集》中冊，632頁）五四時代「大風」中的舊人誠有能動性，但卻終難如願遏止「橫流」，這段多元競合的歷史所蘊含的個性與群性、偶然與必然，值得後人不斷回望與思索。

徐佳貴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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