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黑暗時代的女人

撰文：阿爾弗雷德·卡津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1946年，《評論》（The Commentary）雜誌的編輯埃里奧特·科恩（Elliot Cohen）為里奧·貝克拉比（Rabbi Leo Baeck）舉辦了一場晚宴，我在這場晚宴上見到了漢娜·阿倫特。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她當時40歲，模樣俊俏，充滿活力；她對自己的新國家和英語文學的興趣與她的口音一樣，成了她的一部分。她熱衷於討論柏拉圖、康德、尼采、卡夫卡，甚至鄧斯·司各脫（Duns Scotus），仿佛他們與她丈夫海因里希·布呂赫（Heinrich Bluecher）和她自己一起住在西95街破舊的房間里。我和其他人都被她吸引，而且不僅僅是精神上的吸引。

阿倫特

和他們夫妻倆一樣，我當時的感覺是希特勒的戰爭沒有真正結束。納粹政權存在的十二年里所製造的終極恐怖主導了我們的每次談話，當時還沒有「大屠殺」（「Holocaust」）這個叫法。所以當我得知漢娜正在寫一本關於極權主義的書時，我並不感到驚訝。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年）的第一版中，漢娜將此書提出的理論完全歸功於布呂赫沒有發表過的哲學思想。

布呂赫是一個極度瘋狂的人，常常在起居室里滔滔不絕地談論起偉大思想家，但即使他在紐約新學院和巴德學院找到了發揮自己激烈的語言力量的空間，卻依舊無法將自己的思緒付諸文字，無論是用德語還是英語。對此，他的彌補方式是用最甜蜜的方式對你大喊哲學。他好幻想，喜歡誇大其詞，就自己的軍事知識（他曾是德意志帝國陸軍少年新兵）以及他與布呂赫元帥家庭的關係，講一些高貴的謊言。

阿倫特與布呂赫

布呂赫是新教徒，獨立、激進，娶了一位猶太妻子，他對猶太人的關心甚至認同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沒有什麼事情如大屠殺那樣對我的老派「進步主義」信念造成那麼大的打擊。漢娜和海因里希不僅親密無間，而且，有時候在我看來，他們二人因為經歷了「人類歷史最可怕的時期」（丘吉爾語）而困在一起。納粹時代的經歷對他們的影響永遠也不會消除。在戰後的幾年里，我每次見到漢娜都讓我印象深刻：她對自己的猶太身份有著堅定認同；認為猶太人應當有自己的家園，但她沒有加入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她還擔任了一個組織的負責人，該組織致力於將那些被納粹竊取的宗教、文化財富歸還遭到毀壞的猶太社區。1933年之後，作為難民廁身巴黎的她便為「青年大遷徙」（Youth Aliyah，一個猶太人組織，在第三帝國時期從納粹手中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猶太兒童，這些兒童被送往巴勒斯坦的基布茲定居——譯註）效力。

2

在智識層面，她與其他許多猶太思想家一樣，對猶太教沒有興趣。基督教思想以及她所終生推崇的——哲學作為一項日常活動——對她的影響更大。在雅斯貝爾斯指導下，她寫了一篇著名的博士論文，她在文章里談論聖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不厭其煩地引用奧古斯丁最喜歡的格言：「Love means: I want you to be.」（「Amo: Volo ut sis.」 海德格爾寫給阿倫特的一封信引用了這句據說是聖奧古斯丁的話，但並沒有給出出處——譯註）與布呂赫的談話不同，她的談話內容主要從她寫過的書或打算寫的書里來，我每讀到她的某篇文章，都能聽到她粗魯但柔和的聲音，重復著她最喜歡的主題和引語。

戰爭結束後的早些年里，在她成為普林斯頓大學首位女教授，成為芝加哥、伯克利等地極有影響力的人物之前，她作為講授者的驚人表現力與女性魅力密不可分。在我看來，這種很切實的表現力是她最大的特點。她對偉大的思想家極為尊崇，不會宣稱自己在哲學上有「原創性」。她有一種獨特的手法，應該是從德國的研討會上所學到，當她要告別某種傳統立場的時候，她會在那些偉大的名字之間反復穿梭，以這些偉大人物的名義進行「批評」。即使在廚房里，她也會進行一番最空蹈的德國式玄思。讓人想不到的是，在最初的時候，她的這種玄思棄絕了桑塔亞那所說的德國哲學中的「唯我主義」，而是轉向了政治、公共領域和希臘的城邦傳統。

盡管她已經從所謂的德國哲學的非世俗性（一度成為納粹分子的海德格爾是目前最有說服力的例子）轉向政治思想，她在寫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期間也不斷引用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但她的興趣（如謝爾頓·沃林所指出的）還是更多集中在對「精英」與「暴民」的尼采式偏見上面，而不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對壯觀的革命景象所做的非常詳實的實證觀察。

在我看來，《極權主義的起源》仍然是她的著作里對主題扣得最緊，相對來說沒有被海德格爾、胡塞爾、雅斯貝爾斯、魯道夫·卡爾·布爾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等人引人入勝的理論化表達帶偏的一本——她從未完全擺脫這種影響——但是盡管如此，這本書更多是在談論「起源」，而沒有寫很多關於德國和俄羅斯社會的內容。即使在書中最後幾章里，她建立了極其精妙的結構，用以論述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官僚機構之間的相似之處：對恐怖手段的任意使用，警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可是現在再來重讀這本書，我認為她的精妙結構與但丁筆下的地獄相似，是一種文學概念。俄國專制主義社會的現實完全沒有被提及。

我仍然認為她的論點是正確的，「全面宰制」（total domination，這個詞比「極權主義」更容易懂）正是史達林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共同點。但是，她的書中沒有提到一黨制的真正發明者列寧，因為塑造出列寧的俄羅斯沒有出現在她的書里。《起源》的魅力來自於阿倫特強大的文學表達力，而這是阿倫特經常被忽略的天賦——最後幾章讀起來讓人幾乎難以承受，有如末世來臨。但是讓她獲得這種力量的是她尤其嚴謹的邏輯。阿倫特在書中發展出專屬於她的極權主義理論，她所選擇的現象也必須適合這種理論。因此，沒有其他有關該主題的書擁有這本書所產生的影響。她讓讀者知道自己身處於怎樣的世界之中。極權主義是「我們時代的負擔」。

3

漢娜·阿倫特確實一直都是一位偉大的理論家（這是她的一面）。她也有複雜的性情，在對待他人的弱點和分歧時，她有著東普魯士人特有的嚴厲；對於自己不喜歡的理論和人，她總是出言不遜。正如伊麗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在這本對阿倫特讚賞有加，內容豐富、總體可靠的傳記里所寫的那樣，阿倫特的理論化表達和「專橫」沒有耽誤她成為一位「致命女人」（femme fatale，對男人有著致命吸引力的女人——譯註），盡管這個讚美可能會讓她感到困惑。她與她的一些美國仰慕者的妻子之間發生過矛盾，對此她的解釋只是：那些女性和她們更和善的丈夫地位不對等。盡管她對如波伏瓦的《第二性》這樣的女性主義作品持輕蔑態度，但我懷疑她對女性主義的興趣不會比康德強到哪里去，無論讚成還是反對。她的「英雄」當然包括擁有和自己相同道德品質的女性，例如羅莎·盧森堡。阿倫特在交朋友上很有天賦，這讓許多女性幾乎對阿倫特著了魔。

羅莎·盧森堡

學生時代的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有過戀情，且從未完全釋懷，揚-布魯爾在書中也寫到了。包括列奧·施特勞斯、W.H.奧登、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內的顯赫人物都向她求過婚。奧地利小說家赫爾曼·布洛克（Hermann Broch）對她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絕，「讓我成為例外吧，赫爾曼。」在她的葬禮上，她的一向不流露感情的出版商威廉·喬萬諾維奇（William Jovanovich）一時間情緒失控，痛哭起來：「我非常愛她！」在一次聚會上，我正在跟人談論漢娜，她的第一任丈夫甘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後來改名安德斯·斯特恩）聽到我的話以後，打斷我說，「你對我前妻漢娜的評價這麼高，我想對你表示感謝。」我向漢娜提起這件事時，她覺得這理所當然，然後懷念了一番魏瑪時代兩人的靈性教育。她和布呂赫令彼此陶醉。她對布呂赫認同感非常高，布呂赫死後，漢娜將他葬於一間猶太禮拜堂。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1998，著名文學批評家，與包括漢娜·阿倫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索爾·貝婁，蘇桑·桑塔格，丹尼爾·貝爾，萊昂內爾·特里林，歐文·豪，菲利普·拉夫，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歐文·克里斯索爾等人構成的知識分子群體被稱為「紐約知識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