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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二年(753),歷經十二載,五次東渡失敗,唐朝僧人鑒真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抵達日本九州島。此時,他已是六十六歲的高齡,且已雙目失明。當他迎著海風踏上日本的陸地,雙耳中聽到海浪澎湃之聲,心中一定是感慨萬千。
次年,他來到日本首都平城京(現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民眾和僧俗的盛大歡迎。聖武上皇和光明皇后、孝謙天皇會見了鑒真,並給他封號為「傳燈大法師」。759年,在天皇賞賜的一塊宅地上建造一座新寺院,名為「唐招提寺」。763年,鑒真在唐招提寺圓寂,終年76歲。
▋本報記者 杜娟
佛法有雲:「勇猛精進,志願無倦。」(《無量壽經》卷上)。這可以作為對鑒真最真實的寫照。鑒真東渡的事跡歷經千年,已成為中日友好交流的典範。最近,我們又可以在文物的親證下,重新回顧這段輝煌悲壯的歷史。12月16日,「滄海之虹:唐招提寺鑒真文物與東山魁夷隔扇畫展」在上海博物館開幕。
展覽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遙凌滄海」遴選唐招提寺珍藏的5組與鑒真相關的文物,第二部分「情景交融」,展出了東山魁夷受邀為唐招提寺禦影堂繪制的68面隔扇畫。
鑒真東渡與日本佛教
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歷史上,鑒真東渡日本是一件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他六次東渡,弘傳佛法,促進了中日之間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奈良時代和鑒真東渡日本的歷史背景,記者採訪了東北師范大學陳秀武教授和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徐靜波教授。
唐招提寺 禦影堂
鑒真東渡的日本時代背景
陳秀武教授指出,鑒真東渡之時,中國正值盛唐時期,而日本正值奈良時代。日本奈良時代一直是在學習唐代的文化,來構建自己的文化,所以這個時代的文化是以唐風文化占主體的。具體也表現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上,它大體上是學習唐代的律令制度。在進入奈良時代之前,孝德天皇即位後開始模仿唐代進行改革,史稱「大化改新」。後來繼任的天智天皇、天武天皇以及持統天皇時代,不斷完善律令,據傳將中國唐代651年頒布的《永徽律》引進,構築自己的法律制度,亦即701年日本完成的《大寶律令》。
敕額 8世紀(日本奈良時代)唐招提寺藏
敕額中的「唐招提寺」四字為豎排雙鉤體,刻於木制匾額上。據寺院文獻記載,此匾為唐招提寺初建之時孝謙天皇題寫,掛在講堂或者中門之上,以行書書寫,字體纖細,略有王羲之的風格。
佛教在日本的發展
從文化上來講,奈良時代是盛唐文化在日本產生影響的時代。也是佛教興盛的時期,這一時期的聖武天皇,十分崇信佛教。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徐靜波教授指出,日本的佛教發展歷史大致如下:佛教是在6世紀中葉經朝鮮半島南部百濟傳到日本的,七世紀初的時候,經聖德太子的倡導,慢慢在日本落地了。聖德太子不僅講經著書,還創建了四天王寺、法隆寺等7座寺院,據《日本書紀》的記載,至公元624年,日本有寺院46座,僧人816人,尼姑569人,共1385人,729-49年間在位的聖武天皇,對於佛教在日本的發展,推動最為著力,日本在741年在各地建立的國分寺,全名叫「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很明顯的,強調佛教護國的功能。
金龜舍利塔 12-13世紀(日本平安至鐮倉時代) 唐招提寺藏
舍利塔為銅鑄鎏金,塔頂屋簷等各部分均按照寶塔的建築結構製造,塔身採用透雕工藝刻畫了藤蔓花紋(日本稱作「唐草紋」),透過花紋可以看到存放舍利的唐代琉璃瓶(展覽所示琉璃瓶為復制品),瓶中存放著鑒真帶去日本的舍利,此番是首度回到故鄉展出。
鑒真和尚東渡之後,在日本建立了律宗,正式開創了僧人受戒的規矩和儀式,整飭了日本佛教界的秩序。當然,唐招提寺等的營造,也功莫大焉。8世紀時的奈良,已經形成了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等所謂的南都六宗,格局已經比較嚴整(不過南都六宗的一半,後來慢慢衰弱了)。9世紀初的時候,隨遣唐使去唐代中國學佛的最澄和空海,回國後分別開創了天台宗和真言宗,以後又有淨土宗等新的宗派問世,比較重要要的是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榮西和道元分別從中國的南宋比較完整地傳來了中國禪宗的臨濟宗和曹洞宗,至此,日本佛教的體系大致就非常完備了。
東征傳畫卷唐招提寺藏
《東征傳畫卷》繪於1298年(永仁六年,日本鐮倉時代),作品描繪了鑒真從出家到東渡日本建立唐招提寺的輝煌一生。
開創律宗的高光時刻
鑒真傳播佛教的過程被稱為中日兩國佛教外交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743-753年,他先後六次東渡日本。
《鑒真東渡日本》記載:
唐高僧鑒真,本姓淳於,揚州江陽人,年十四出家為僧。稍長,遍遊長安、洛陽,尋問名師,專研戒律。唐天寶元年,應日僧普照輩延,東渡日本。
然東海風驟浪高,或船覆,或糧匱,或失向,歷十二載,五渡未成。其時僧目盲,唯志不渝。天寶十二年,竟至日,翌年與奈良東建戒台,授戒法。
在鑒真六次東渡的過程中,罹難者共36人,下落不明者二百餘人。其中尤以第五次東渡最為悲壯,不但弟子病故,他自己也暑熱染病而致雙目失明(對失明一事說法不一)。
東征傳畫卷 局部
天寶十二年(753年),他終於順利到達日本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26日至太宰府(今日本九州北部福岡東南);次年,即日本天平勝寶六年(唐天寶十三年·754)2月4日抵日本平城京(今日本奈良),被迎至東大寺內。在這里,他受到隆重的禮遇。754年,聖武上皇和光明皇后、孝謙天皇一起會見了鑒真大師,賜號「傳燈大法師」。隨後,鑒真在東大寺盧舍那大佛前築壇講經。這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次正規的登壇受戒。
日本文學家真人元開(也稱淡海三船)用中文撰寫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該著主要記述唐代揚州高僧鑒真備嘗艱辛東渡日本,傳播佛教文化的傳奇事跡。)中,記錄了鑒真大師在日本弘法的過程:「其年四月初,於盧遮那殿前立戒壇,天皇初登壇受菩薩戒。次皇后、皇太子亦登壇受戒。尋為沙彌證修等四百四十餘人授戒。又舊大僧靈福、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80餘人僧,舍舊戒,重受大和尚所授之戒,後於大佛殿西,別作戒壇院,即移天皇受戒壇土築作之。」足見當時之盛。
濤聲(部分) 唐招提寺藏
東山魁夷風景畫:日本繪畫藝術的高峰
此次展覽,展出了東山魁夷受邀為唐招提寺禦影堂繪制的68面隔扇畫。隔扇畫是日本室內隔斷空間的拉門或牆壁,通常以繪畫為題材,是日本傳統的一種室內建築美術作品。
揚州熏風(部分) 唐招提寺藏
東山魁夷,(1908-1999)(ひがしやま かいい Kaii Higashiyama) 日本風景畫家。從1971年起,東山魁夷為創作這些極富歷史意義的隔扇畫,研究鑒真的生平與唐招提寺歷史,遍訪日本的名山海景,於1975年5月完成了《山雲》和《濤聲》。他三次遊歷中國的自然名勝,吸取中日古代繪畫藝術的精髓,將其胸中的情與景完美地交融在畫作中,於1980年2月完成了《揚州熏風》、《桂林月宵》和《黃山曉雲》,最後完成在坐龕內部繪制成《瑞光》。這些史詩般的巨制從構思到完成歷時十年之久,追溯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淵源。
東山魁夷
展覽以禦影堂建築為本體,按照原來的格局設計展廳,基本復原了隔扇畫的室內場景,將情與景交融在禦影堂中,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完整的藝術空間。
復原隔扇畫室內場景,左右滑動,情景交融
上海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的趙丹娜副教授認為,東山魁夷的作品描繪細膩,洋溢著濃厚的日本情調。在流露著一種空寂、幽靜的同時,從畫面中能夠隱隱地感受到一種頑強的生命力。觀賞者站在他的作品前,仿佛被吸入畫中,讓自己的身心與畫中的風景融為一體……這種感覺直逼人的心靈深處。
山雲(部分) 唐招提寺藏
黃山曉雲(部分) 唐招提寺藏
桂林月宵(部分) 唐招提寺藏
徐靜波教授認為,作為一位日本畫的大師,東山魁夷的作品差不多體現了日本畫的最高水平。經常長期的積淀,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國元素,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特點。
「滄海之虹」里的一道光芒
如果了解了佛教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我們就能理解鑒真東渡在中日交流史上產生了何等重要的影響,那麼此次展覽的意義也可以由此得以彰顯。
徐靜波教授認為,佛教對日本社會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豐富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第二,誠如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所說的,佛教是日本人吸收大陸文明的培養基,佛教對於日本而言,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綜合的文化和藝術。第三,佛教,尤其是後來的禪宗,極大地影響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藝術生活,禪的元素對日本人日常人生的影響,可以說超過了中國本土,後來的建築、庭園、茶道等,都留下了禪宗的濃厚的影跡。總之,佛教的傳入,極大地提升了日本文明的水準,豐富了它的內涵,離開了佛教,今天的日本文明就很難成立。
展覽現場
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表示,在中國,鑒真和尚的故事家喻戶曉。此次展覽這是繼三年前日本醍醐寺展覽之後的續篇。舉辦唐招提寺、醍醐寺這樣以佛教為主題的展覽體現了兩國間的民心相通,象徵著中日文化交流的文化淵源依然奔騰不息。這種友誼、合作,就像東山魁夷先生的畫里表現的一樣山高水長,就像大海連綿不絕,「希望此次展覽能夠成為‘滄海之虹’里的一道光芒」。
展廳格局一覽
滄海之虹:唐招提寺鑒真文物與東山魁夷隔扇畫展
201912.17→20202.16
9:00 – 17:00,16:00後停止入場
免費開放(每周一閉館)
上海博物館二樓第二展廳
(文中展品圖片由上海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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