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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柏林正在舉辦夏季奧運會，當時的德國元首希特勒頻頻出現在賽事現場。某一天，一位名叫 Carla de Vries 的婦女，勇敢地沖上了希特勒所在的主席臺，親吻了他。
1936年的希特勒正意得志滿，如日中天，受到國民狂熱的愛戴。但這位婦女的舉動還是成了大新聞，因為她不是德國人，而是美國人。這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普通女性，不遠萬裡來到德國，只為近距離給自己的偶像希特勒拍一張照片。但歷史賦予了她額外的酬賞：當發現自己竟然距離偶像那樣近的時候，她勇敢地撥開了警衛人員，沖上前去，讓自己成為了唯一一個親吻過希特勒的美國女人。更有戲劇性的是，Carla 第一次吻上去時，希特勒成功推開了她。但她鍥而不舍地吻了第二次，這次成功了。
1936年強吻希特勒的美國婦女 Carla de Vries |圖源：Fox News
據說希特勒被強吻後很不高興，一些警衛因此丟了工作。但這事本身則被納粹作為宣傳材料記錄，成為希特勒 「受到世界人民愛戴」 的證據。
獨裁者從不缺愛慕者，政客的偶像化也日趨常見 —— 贏得選舉往往得靠大眾的情感認同，而不僅僅是理念認同。得以上位的政客，又通過手中的權力去操縱和加固大眾情感，其中最有效的，莫過於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傳播。無論是納粹的宣傳策略，還是川普的競選綱領，或普京的自我形象塑造，其實都可簡單歸結為：我就是國家。
極端民族主義狂熱，與政客的偶像化，就如同硬幣的兩面，總是成對出現在當代歷史中。
作為神祇與父親的希特勒
希特勒是最早通過操縱大眾心理掌握國家權力的獨裁者。納粹的宣傳工作是如此有效，今天看來仍是最妖艷的一朵惡之花。
納粹宣傳的總設計師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有一個一以貫之的策略，那就是把抽象之愛具體化。簡單來說，就是把大眾對於現實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恐懼，用一系列高明的隱喻和轉喻，改造成實實在在的物質行為，並許諾這種行為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比如，針對工人階級，戈培爾提出了「麵包加工作」的宣傳口號，旨在把工人階級對剝削制度的反抗，轉化為對「既有麵包又有工作」的物質生活狀態的追求；針對女性選民，則在全國範圍內張貼與「母愛」有關的宣傳海報，把親子之愛與愛國情懷攪在一處，有效動員了女性選民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納粹黨則被塑造為 「麵包的提供者」 和「母愛的保護者」。
納粹德國的「母愛」主題宣傳海報
對希特勒本人的偶像化是戈培爾的神來之筆。他不僅想要將這位形象並不出眾的政客塑造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的領導者，也要讓他成為一系列具體之愛的對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戈培爾充分運用了當時的新媒體：電影。他精心設計希特勒的身體語言，並讓他的特寫鏡頭出現在各種影像宣傳片之中。
納粹宣傳品的登峰造極之作《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出自歷史上最傑出的紀錄片導演之一萊尼·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之手。這部影片拍攝的是1934年納粹黨在紐倫堡的集會，到了發行的1935年，納粹黨已完全掌控德國政權。這部作品則讓希特勒從元首步上偶像的神壇。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裡芬斯塔爾採取了兩個最實用的方法：將希特勒塑造為神和父親。
影片一開場，希特勒搭乘專機 「從天而降」 。借助背景中大量出現的宗教隱喻（如教堂），以及希特勒出現時的光影和拍攝角度，他被描繪為一位帶有神性的精神領袖。美國電影理論家 Frank Tomasulo 在他的論著中說：「裡芬斯塔爾鏡頭裡的希特勒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德意志彌賽亞，只要人民將自己的命運交付他手，他就一定能夠拯救國家。」
裡芬斯塔爾還大量的使用了 「兒童」 這一元素。被健康、動感的德國兒童簇擁著的希特勒，無疑同時代表著「未來」和「父愛」。對兒童形象的利用，是納粹宣傳中最令人髮指的部分，這種策略將人性中最美好、最單純的情感轉化為暴力工具。但這樣的手段，並未因納粹黨的覆滅而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擁抱並親吻小孩」如今已經成了西方政客贏取民心的常規操作。
出現在納粹宣傳品中的兒童
希特勒既是高大、遙遠和神聖的，又是親切、善良和市井的。「神之愛」 與 「父之愛」 這兩套形象話語彼此兼容，傳遞出他的無所不在。
除領袖的偶像化外，戈培爾主義還有另一個重要策略，那就是制造敵人。在不能對外發動戰爭的時候，就只能在人民內部劃定 「敵人」 。在戈培爾看來，這項工作必須要完成，因為共同的仇恨比共同的愛更能團結人民，而為了團結，一些人可以被犧牲。令人心碎的是，他說對了。今天我們知道，猶太人和共產黨成為了納粹為 「團結」 人民而挑選的祭品。
不過戈培爾最成功之處，仍在於其完美地模糊了納粹黨、德國國家和國家元首三個政治概念之間的界限。德意志帝國的舊旗幟總是與納粹黨的黨旗共同出現；希特勒既與工農大眾打成一片，也參與傳統的中世紀狂歡慶典；希特勒時而向一戰陣亡士兵獻花，時而向任命他為總理但對納粹黨十分厭惡的魏瑪共和國前總統興登堡致敬……對各種政治符號的精心搭配與混用，賦予了希特勒「真·三位一體」的神性身份。
納粹宣傳大師戈培爾
至1938年，希特勒的上述形象已經完全固化。據德國名記者、歷史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的記錄：「這一年，那些在1933年投票反對納粹黨的絕大多數人，都成為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超過90%的德國人民相信並崇拜自己的元首。」 希特勒的任何戰爭決定，都因他的形象與 「中國」 之間的緊密關聯而不容置疑。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則是以維護國家之名，行種族清洗之實。但再拙劣的理由，也能在領袖 「聖三位一體」 的光環中被合理化。
所以，納粹宣傳最惡之處，不在宣傳手段本身，而在其有意識地篡改、利用樸素的人性與愛。而它最特別之處，在於通過現代宣傳觀念和傳播技術，將 「關懷」 這一情感元素，前所未有地融入到了國家主義這個政治議題之中。
在現代西方國家的流行敘事中，希特勒早已成為邪惡的代表，但戈培爾主義擁有反而超越歷史的影響力，以各種各樣隱晦的方式體現在當代政客的宣傳活動中。
美國流行漫畫中的希特勒
戈培爾主義的當代信徒們
川普無疑是一位深諳戈培爾主義之道的當代政客，他很擅長把抽象的政治理念具體化。比如在川普這裡， 「移民」 扮演了 「猶太人」 當初同樣的角色，先讓這個群體成為一個 「問題」 ，然後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去討論如何 「解決」 這個問題。
川普有成為宣傳家的資質。作為曾經美國最成功的電視明星之一，他比其他政客更加擅長用大眾喜歡聽也聽得懂的語言去將十分龐雜的政治議題口號化。正如戈培爾將工人階級的困境闡釋為 「麵包加工作」 ，川普也將龐雜的移民問題闡釋為 「哪兒來的滾回哪兒去」 。
《滾石》雜誌的一位專欄作家感慨：誰能想到，川普這個結過三次婚、滿嘴謊言、動輒瀆神、物質至上主義、自以為是的花花公子，竟然受到了最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崇拜？由此可見，對於大眾來說，無論是普遍的 「神性」 還是普遍的 「人性」 ，必須要有自己能夠理解的簡單的形式，否則便不會得到承認。讓一個政客成為 「偶像」 的關鍵，就是要使他既高高在上，又能講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
在美國國力的影響下，對川普的偶像崇拜在全世界遍地開花。印度有一位鐵桿川粉Bussa Krishna，制作了一座2米高的川普塑像，每天對著它叩拜祈禱，並祝川普萬壽無疆。
在厭惡川普的人看來，對川普的崇拜是個很糟糕的信號。2019年8月，一位在20世紀40年代在荷蘭參加過對德戰爭的退伍老兵給當地報紙寫了一封信，講述了他記憶中的納粹宣傳與如今川普主義之間 「令人不安」 的相似。其中一條就是：希特勒和川普都嘗試用 「對領袖的忠誠」 替代 「對國家和憲法的忠誠」 。或者說，他們都在努力攪混人們對國家、政黨和領袖這三個概念的認知。
然而當民主黨政客在推特上批評川普，迎來的卻往往是網民的群嘲。這些政客其實沒整明白：川普的成功並不是黨爭的成功，而是話語體系的成功。南希·佩洛西議長如果也做得到在推特上說 「哇好棒」 以及 「美國最好，我們贏了」 ，那她多半不會在中文互聯網上被譏為 「白左」 的代表。宣傳戰從來不是優雅的遊戲，互聯網則是比電影更 「直白」 的序言。在這裡，將龐雜的問題簡單化永遠比反過來更討人喜愛。
1930年代，宣傳家絞盡腦汁去培育 「狂熱」 ，而現在，在高度發達的流行文化工業的作用下， 「狂熱」 永遠處於蓄勢待發狀態，隻待翻雲覆雨手去撩撥。
在今天的俄羅斯，代表著民族崛起並有望一直領導國家的總統普京，也是最為炙手可熱的流行偶像。年輕人在家中懸掛他以國旗為背景的畫像，並身著印有他頭像的創意T恤。該國的政治領袖偶像化進程已有20年歷史 —— 早在2002年，已有流行樂團推出《嫁人就要嫁普京》的暢銷單曲；2010年，普京在面向全世界播出的一臺電視晚會上登臺演唱，成為俄國歷史上第一位有個人音樂作品的元首。現代社會解放了人的天性，大眾終於可以把偶像視為夢中情人，這是希特勒都未曾享受過的待遇。
普京在電視晚會上演唱
更喜人的是，對於更年輕的政客來說，成為偶像的道路越來越多了。就算沒有川普的口才和普京的歌喉，也還可以在衣著打扮上下工夫。2017年，即將成為奧地利總理的塞巴斯蒂安·庫爾茨（Sebastian Kurz）登上了全球各大媒體的時尚版。後來作為一位歐洲大國的元首，他收獲了《紐約時報》這樣的評價：「他以修身的西裝、敞開的領口、順滑的背頭以及從不紮領帶而聞名。」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如何通過穿得體的衣服來贏得一場選舉》。
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庫爾茨
對於自己國家的這位年輕的領袖，維也納大學的政治學者 Sylvia Kritzinger 如是評價：他在各種場合的發言，都是極端主義的陳詞濫調，無外就是指責移民，說他們不是奧地利人，但大家看到他就是覺得很舒服。
是啊，誰能抗拒 「大國元首」 和 「小鮮肉」 這樣的反差萌組合呢？
與戈培爾的時代比，今天的偶像政客身上顯然少了些宗教性、多了些肉欲感，這也是宣傳思想與歷史同步的體現。自從馬克龍、庫爾茨和特魯多成為歐美大國的掌舵人，大眾對於（仍然以男性為主的）國際政客的評價就陷入了一種怪怪的畫風。對此，已有161年歷史的老牌自由派報紙《愛爾蘭時報》在2017年搞了個「全世界最性感的男政客評選」，加拿大的特魯多拔得頭籌，法國的馬克龍位居亞軍，而排在第三位的竟然是……金正恩。普京、川普均榜上有名。這當然是惡搞，但惡搞亦是一種態度。編輯在卷首語中寫道：「對了，我們就是要把這些老爺們給物化一番！」 （Yeah, we’re going to totally objectify some dudes！）文章還反問讀者：當英俊的馬克龍在你耳邊喃喃低語 「Hey girl, 我們一起搞一搞企業的私有化好不好」 ，你忍心拒絕嗎？
這讓我想起尼爾·波茲曼曾經不無刻薄地說過：「如果你重達300磅，那麼你給觀眾帶來的惡心感，是你無論用多少嚴謹的邏輯和多少振奮人心的承諾都無法抵消的。」
如今， 「牌兒亮條兒順讓人舒服」 已經成為大國領袖的必修課。如果戈培爾泉下有知，是會覺得欣慰還是懊惱呢？欣慰的是，他的主義有人發揚光大；懊惱的是，80年前需要殫思極慮的偶像宣傳策略，如今變得如此簡單。
未來的政治或許越來越具爽感、越來越賞心悅目。但它的代價是什麼呢？
其實早在1935年，本雅明就給出了正確的答案：「法西斯主義就是政治的美學化。在荷馬的時代，人類是奧林匹亞諸神的景觀；而在今天，人類自己把自己變成了景觀。」
歷史實在是沒有教會我們任何東西。
*作者常江為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編輯：Alexwood
//設計：冬甩
《用愛發電》第二章 #偶像制造# 告一段落。回顧本章內容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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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於修改
